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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军委间谍组织 13
三、中共中央间谍组织 17
四、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20
01 四一二国民党清党 苏联扶翼中共成立特务 机构 26
二、卧底中调机要 关键时刻拯救了沪中共中央 35
三、设政治保卫局 取代特科之情报及保卫任务 40
02 国共二次合作期间 中共先后组建三个情报 机构 48
二、毛泽东为固权 亲自兼任中共中央调查局长 53
三、设中央情报部 统一党政军的战略情报机关 60
03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中共情报机构历经多次 改组 81
04 国安部被江派掌控 成为中共各部会贪腐重 灾区 105
三、短命部长凌云 爱将逃美揭爆中情局内共谍 123
四、贾春旺许永跃 两位高干子弟把持国安大权 126
五、耿惠昌做不好 陈文清出任部长整顿国安部 134
05 公安部国家保卫局 骨干流失乘香港回归再 崛起 144
06 军事系统情报机构 情报局联络局战略支持 部队 158
三、原总政联络部 改名军委政治工作部联络局 179
08 设国家安全委员会 订颁新国安法确保以党 领情 203
二、制颁新国安法 赋予国安委以党领情之法源 213
三、制订反间谍法 取代原国安法扩张执法权力 216
二、主要参考数据 240
目录
导读
01 四一二国民党清党 苏联扶翼中共成立特务机构 一、中共中央特科 令人恐怖的特务和暗杀机关 二、卧底中调机要 关键时刻拯救了沪中共中央 三、设政治保卫局 取代特科之情报及保卫任务
02 国共二次合作期间 中共先后组建三个情报机构 一、抗日战争爆发 成立中央社会部专责抓国特 二、毛泽东为固权 亲自兼任中共中央调查局长 三、设中央情报部 统一党政军的战略情报机关 四、渗透胡宗南部 中共中央因后三杰幸免被歼
03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中共情报机构历经多次改组 一、撤中央社会部 业务划拨政务院和中央军委 二、情报机关大权 再回归中共中央成立调查部
04 国安部被江派掌控 成为中共各部会贪腐重灾区 一、再改组中调部 与公安一局合并成立国安部 二、国安部喜色诱 策反各国及国府官员做内线 三、短命部长凌云 爱将逃美揭爆中情局内共谍 四、贾春旺许永跃 两位高干子弟把持国安大权 五、耿惠昌做不好 陈文清出任部长整顿国安部
05 公安部国家保卫局 骨干流失乘香港回归再崛起 一、国保局逆转胜 陈芳芳扭转乾坤媲美国安部 二、国安公安恶斗 习近平强势整顿两部之人事
06 军事系统情报机构 情报局联络局战略支持部队 一、原总参第二部 成为新编联合参谋部情报局 二、原总参技侦部 编为战支网络空间作战部队 三、原总政联络部 改名军委政治工作部联络局
07 中共中央情报机构 中联部统战部任务重点不同
一、党的情报机构 中联部韩朝处长被南韩收买 二、统战部新策略 对台重心青年一代基层一线
08 设国家安全委员会 订颁新国安法确保以党领情
一、兼国安委主席 习近平掌控党政军情治大权 二、制颁新国安法 赋予国安委以党领情之法源 三、制订反间谍法 取代原国安法扩张执法权力
四、频颁国安法律 引起国际的关注和人道疑虑 结语
附录
一、中共建政前潜伏国军间谍表 二、主要参考数据
版权页
导读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自认是一个秘密组织,将党的活动称为
「秘密工作」。周恩来被中共誉为「我党隐蔽战线的主要创始人与卓越 领导者」,他曾说:「有了党,就有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中共情报机 构至今仍自诩:「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工作伴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 伴随着党的胜利而胜利」。所谓「隐蔽战线」就是中共对情报工作的称 呼。
国共斗争数十年,中共数度濒临灭亡,都依赖特务活动,成功打进 国民党和国军担任机要秘书的特务,搜获情治单位搜捕和国军剿共计划 等情报,得以及时将中共中央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幸免被破坏或被歼 灭。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共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派遣共谍钱壮飞打 进国民党中央担任「调查科」主任的机要秘书。他因偷译须主任「亲 译」的电文,得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反正情报,紧 急通报周恩来。上海中共中央于一日之间全面转移,致「调查科」搜捕 时,已是人去楼空。周恩来在中共建政后承认如果没有钱壮飞,中共的 历史将被改写。
国军对盘踞赣南的共军进行第五次围剿前,中共派遣特务潘文郁, 打进张学良身边担任机要秘书,搜集国军情报。一九三四年十月,共军 长窜前,潘文郁将国军剿共军事行动等机密原件,密报中共中央,共军 因而能够及时摆脱国军围剿险境。
一九三五年中共窜抵陜北,蒋介石成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兼任 总司令,实际由副总司令张学良负责剿共任务,并由西北军杨虎城配合 围剿。中共透过「统战策反」手段,先与杨虎城建立秘密合作关系。再 利用俘虏之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向张学良转达中共愿与东北军「联合抗 日」意见。一九三六年四月周恩来与张学良达成「双方停战、通商」等 协议。
这时共军兵力仅剩两万余人,张学良则拥有十五倍于中共的兵力,
若张有心剿共,轻易可歼灭中共,国共历史势将彻底改写。但张、杨二 人受到周恩来蛊惑操控,不思剿共,反而供应中共粮械,以大事小,终 于导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中共再次免于灭亡危机,并趁 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战之机,发展壮大。
抗战八年,胡宗南将军屯军西北。中共于一九三七年派遣共谍熊向 晖打入胡宗南部,担任胡的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一九四三年「共产国 际」解散,蒋委员长密令胡宗南预定于七月九日闪击延安。当时中共在 延安兵力只有保安团和警卫团各一,无力抵抗。毛泽东在获得熊向晖的 情报后,紧急指示朱德于七月四日致电胡宗南吁勿轻起战端,并大肆向 国内外宣扬,攻击行动被迫取消。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七年三月初,胡宗南告知熊向晖要打延安,并 将《攻略延安方案》等机密文件交其处理。熊向晖连夜抄誊将进攻延安 军事行动计划报告中共。毛泽东迅即将中共中央撤出延安,避免了被剿 灭。毛泽东说:「熊向晖,一人可顶几个师」。
中共自国军黄埔建军,即开始派遣秘密党员渗透国军,到抗战胜利 后,部分共谍已窜升为高级将领,位居要津,或握有兵权,不但搜集国 军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提供中共,甚至误导蒋介石的战略指导。共军正 因情报灵通,能够避实击虚,击溃国军。中共屡次指示担任国军师级以 上职位之特务,于阵前叛变倒戈,致使国军在无数战斗(尤其是三大战 役)中,数十万拥有精良装备的部队被共军歼灭,导致国军兵败如山 倒,国府被迫退据台湾一隅。如:黄埔一期的李默庵(三十二集团军司 令,一九四八年叛变)、廖运泽(骑兵军长,一九四九年叛变);五期 的廖运周(一一○师师长,一九四八年叛变)、陈孟熙(中共元帅陈毅 胞兄,一九四九年叛变)。
中共为了在抗战胜利后夺取政权,成功策反了三位重要国军将领:
(一)郭汝槐。他担任国防部三厅(作战)厅长,是黄埔学生中对 国府伤害最大的国军叛将。一九四八年十月,郭汝槐将「徐蚌会战」
(淮海战役)作战计划,在下达前线国军前,先给了中共。他并影响蒋
介石放弃坚守蚌埠,改在徐州外围作战,致使国军被共军分割围歼。一 九四九年郭汝槐出任二十二兵团司令,保卫四川。十二月,郭汝槐率部 叛变,彻底破坏了国府固守大西南的计划。中共称:「(郭汝槐)对解 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媒体评论郭汝槐「为国府运筹帷 幄之中,让中共决胜千里之外」。
(二)刘斐。桂系军人,受知于蒋介石,曾出任作战次长等要职, 趁机将他直接参与计划的国共三大战役等国军军事布署,和作战计划秘 密提供中共。共军因而在三大战役中完全掌握国军行动,瓦解了拥有精 良武器的国军。毛泽东说:「我们能够解放全国,刘斐同志是曾经立下 了大大的功劳的」,「把国民党所有的军事作战计划,通通供给了我 们,我们才能按原定计划把国民党打垮」。
(三)韩练成。一九四七年一月率整编第四十六师北上山东参与
「莱芜战役」,他照中共指示脱离指挥所藏匿,顿使全师陷入群龙无首 之混乱局面,打乱李仙洲兵团的作战计划,导致全线动摇。共军抓住战 机,迅速击溃李兵团。「莱芜战役」后,韩练成潜返南京,欺骗蒋介石 说系「乔装逃出」,仍获准参与军事机要。五月共军根据韩练成的情 报,切断张灵甫将军的整编七十四师与周边部队的联系,张部进占孟良 崮山头。韩又误导蒋介石下令七十四师坚守待援,共军即以优势兵力, 全歼七十四师,张灵甫将军殉职,即著名「孟良崮战役」。毛泽东对韩 练成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 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
另外一个重要案例,就是女特务沈安娜,于一九三五年由中共指使 打入浙江省政府,受到省主席朱家骅的赏识。抗战军兴,朱家骅升任国 民党秘书长,沈安娜随着进入中央党部,同时担任中常会、国府,和最 高军事会议之机要速记员。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间,蒋委员长召开两次最 高军事会议,讨论进攻共区的军事部署,会后沈安娜将其速记,连夜送 交中共。共军因而能够「根据敌人兵力部署、进犯顺序作相应的兵力调 动」。沈女潜伏国民党长达十四年,身分未曾暴露,被中共称为「按住 蒋介石脉搏的人」。
一九四九年七月,共军势如破竹。毛泽东提出:「我们必须准备进 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他所谓「内应」力量,即「中 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省工委」书记蔡孝干是唯一参加过二 万五千里「长征」的台籍共产党员,也是台籍最高阶的中共中央干部。 一九四六年八月,被中共派遣来台成立台湾「省工委」,并陆续在全省 各地成立支部,秘密发行《光明报》。国府「保密局」于一九四九年八 月,先破获「省工委」的《光明报》社和「基隆市支部」。一九五○年 一月,蔡孝干被捕投诚后,续破获「省工委」在三义、大湖、三湾、竹 子坑一带山区游击武装据点。残余力量也只维持到一九五二年四月被破 获。中共「省工委」在台湾的组织和武装力量,至此全部瓦解。
吴石是中共潜伏国军内奸,时任中将作战参谋次长。一九四九年十 月,中共「华东局」派女特务朱谌之(化名朱枫)来台,与吴石取得秘 密联系,并负责将吴石提供的军事情报数据转交蔡孝干运用。一九五○ 年初,吴石安排朱女携带台湾军事部署等重要情报,乘坐空军专机前往 当时仍在政府控制下的浙江定海(舟山群岛),计划乘船潜返上海。
蔡孝干供出吴石和朱谌之二人共谍身分。「保密局」指示驻定海负 责人沈之岳逮捕朱谌之,押解回台。朱女到案后全盘招供,吴石也承认 其共谍身分。因国府「保密局」及时侦破这两起共谍案,是台湾安全获 得确保重要因素之一。
文革前「情报局」搜获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预定于一九六三年五月 访问柬埔寨的情报,策划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执行制裁行动,并派张霈芝 赴金边负责行动之部署(湘江计划)。张霈芝选定从金边国际机场到市 区之公路上,以挖掘地道埋设炸药的方式,准备在刘少奇军队经过时, 引爆炸药,炸毁人车。但不幸被柬政府侦知,逮捕了张霈芝和行动人 员。张霈芝等共七人被判死刑,直到一九七○年因柬埔寨政变获释归 国。据张霈芝将军回忆:「湘江计划若能实现,刘少奇固然当场身亡, 但至少不会在文革时受到死无葬身之地的羞辱。甚至根本就不会有文 革,数以千万计的炎黄子孙生命也不致牺牲。施亚努若当时身亡,日后 柬埔寨决不致政变,即不会有赤柬的大屠杀。」
从以上国共情报工作实例,证实只要有少数的情报人员的冒险犯 难,搜集重大情报或者行动,往往可以决定一个政治团体(如中共)或 国家(中华民国)的生死存亡,胜过千军万马,不容小觑。
文革时,中共对台渗透工作,一度陷于瘫痪,但在毛泽东死亡和邓 小平复出后,对台工作已全面恢复。特别是,中共趁国府解严和两岸开 放交流后,台湾反共心防严重松懈之时机,更趋积极加强对台之间谍活 动。媒体迭有报导,中共特务机关对国府、国军和情治单位的渗透,已 变本加厉,显然中共又想走夺取大陆政权的模式,完成台湾的「统 一」。
国人对中共的情报组织和间谍的活动,跟过去在大陆时期一样,多 乏认识,即使是政府机构所知也极为有限。因此,笔者经过数年收集中 共解密和公开信息,将中共特务机构演变,间谍工作实例,以及目前中 共党政军情报机构组织,间谍活动等具体资料,编撰成书,以飨读者。 由于数据源有限,错误难免,尚祈知者予以指正。
中共情报机关分成党政军三个部分,其中党的「中联部」和「统战 部」,在中共颁布的国安法规中未列入为情报机关,事实上它们的确是 特务组织,故列在政军情报机关之后介绍。现将中共现有情报组织和二
○一四年成立之「国家安全委员会」暨新颁国安法等简介如次,让读者 诸君先有一个概括了解,有助后续阅读全书。
一、国务院间谍组织
(一)国家安全部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中共将党的「中央调查部」和「公安部」一
局(反间谍单位)合并成立「国家安全部」,下设十八个局(一至十七
局和反恐局)。其中第四局(台港澳情报局):主管台湾、香港、澳门 地区情报工作,对外常用「中科院港澳台办」名义;社科院「台研所」 为「国安部」的局级单位,专责台湾情报的搜集与分析,是中共目前最 权威也最有影响力的对台智库。
「国安部」第三任部长许永跃上任后曾向中共中央报告:他到任前 认为「国安部」作为国家最核心的情报侦察机关,一定很有成绩。但实 际很多工作没有开展,或者是大打折扣,侦察工作,已经萎缩。他说:
「国安部」在美国有五百家公司企业,每家公司都是情报站,却不能掌 握海外的情况。因大多是照顾高干子弟出国,或是以营利为主的公司, 只有少数单位认真从事情报工作,而且长年经费不足。中共内部消息亦 透露,「国安部」的腐败在各党政机关中最严重。
中共全国「政协」前主席俞正声的哥哥俞强声,原任「国安部」北 美情报司司长,一九八五年叛逃美国,致使潜伏在「中央情报局」内三 十多年的中共老特务金旡怠被捕。中共公开否认与金旡怠有任何关系: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向美国和任何其他国家派遣过任何间谍。也不认识
这位自称是中国间谍的金旡怠先生。」金旡怠于一九八六年二月,在狱 中以塑料袋套头窒息自杀。其遗孀质疑是北京杀人灭口。
一九八九年北京爆发「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共在「六四血腥镇 压」民运后,中共内部文件指责台湾当局积极插手「六四民运」:「自 从北京等地出现动乱后,台湾(指军情局)便指示其潜伏于大陆的特务 份子加紧活动,并向大陆大量派遣特务,直接插手动乱和后来的反革命 暴乱。」
「美色利诱」是「国安部」特工重要手段。现任「国安部」对台特 科处长李佩琪,曾成功色诱国府参谋本部情报次长室驻泰武官罗贤哲上 校。罗贤哲因性好渔色,中共派遣李佩琪赴泰执行色诱任务,于二○○ 四年成功吸收罗贤哲为共谍。二○○五年罗贤哲调台,多次利用赴美公 干机会,交付李女情报。罗贤哲后于二○○八年晋升少将,二○一一被国 府侦破。
(二)公安部一局
「公安部」内最重要的单位为「国内安全保卫局」(国保),又称
「公安一局」。一九八三年中共将该局精英干部拨交「国安部」后,保 留下来的「公安一局」只剩下「老弱残兵」,长期处于无所作为的窘 境。但历经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一九九七和九九年的「港澳回 归」等重大事件后,「公安一局」重新展现了调查和镇压实力,逆向发 展为一支势力庞大的秘密警察力量,与「国安部」并列为中共两大政务 情报系统。
「公安一局」为利工作掩护,对外使用「公安部台港澳事务办公 室」名义,局长对外称「主任」。二○一四年香港发生的「雨伞革 命」、「占中运动」,和「港独运动」等一系列事件后,「公安部」于 二○一六年派「国保」前局长李江舟出任驻港「中联办警联部」部长, 显示中共对香港「维稳灭独」事务的高度重视。李江舟曾在二○一六年 四、五月两次负责与国府谈判境外电信诈骗集团台籍罪犯遣送事宜。
「国安部」自一九八三年成立后,「国安」与「公安」的明争暗斗 就已存在。国安、公安两大部门名义上各有分工,但实际上两部工作重 迭严重。习近平对「公安」和「国安」两大系统的恶斗,深具戒心,因 而对两部人事陆续进行了撤换清理。
二、中央军委间谍组织
中共军事情报系统在习近平实施「军改」以前,主要为「总参」二 部(情报部)、三部(技术侦察部),和「总政」联络部。习近平曾在 军队高层会议上批评「总参」二、三两部「实时情报严重不足」,「看 不见、辨不清,水下预警空白」。「人家(指美军)眼观六路,耳听八 方,我们又聋又瞎,两眼一抹黑,怎么打仗啊!」
二○一六年一月,中共进行「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组军委总 部和七大军区。「总参情报部」改为「联合参谋部情报局」,「技术侦 察部」(三部)、「电子雷达对抗部」(四部)拨拼成立「战略支持部 队」,成为共军新军种主力之一。「总政联络部」改为「政治工作部联 络局」
(一)联合参谋部情报局 中共各情报机构都偏爱在境内吸收赴陆的台胞、华侨或外籍人士担
任间谍。过去「总参二部」为策反国军干部担任内线,通常是先吸收赴
大陆经商、娶妻或旅游的退伍军人,指示回台发展组织。以前空军中校 袁晓风共谍案为例,中共先招募赴陆经商的退伍军人陈文仁为间谍,派 遣回台以利诱吸收还在服役的同学袁晓风担任内线。陈文仁因企图再吸 收另二名军官,被检举侦破。
「总参二部」对旅居国外华裔科学家,亦列为重点吸收对象。美国
「动力典型公司」华裔工程师麦大志于一九八三年赴大陆时被「总参二 部」吸收为特务,他利用服务公司标得美国海军多项工程,能够进出
「高安管制」军事单位机会,窃取美国海军军舰军事敏感技术数据,秘 密提供中共。
中共因潜舰噪音大,而且认为武力犯台,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将是主 要障碍,必须能在海域里辨识美军潜舰声音特色,以利攻击。二○○二 年,美国震惊发现中共的潜舰已经采用类似美军潜舰的静音技术。二
○○六年十月,中共一艘潜舰在太平洋长途跟踪美国小鹰号航母战斗 群,始终未被美军发现,直到自行浮出水面时,距离美军航母只有五英 里,小鹰号已在中共潜舰的鱼雷和导弹的射程之内。麦大志在被捕后认 罪,他对美国之伤害,被视为是一九八五年破获之前苏联间谍华尔克将 美国海军通讯密码交给莫斯科以来最严重的间谍案。
「联参情报局」有一支三五○○人编制的「特种部队」,对外称为
「外军模拟部队」,实际上是一支对敌进行突击、渗透、破坏或暗杀等 行动的部队,目前部署在「东南战区」。
(二)战略支援军网络空间作战部队 中共新军种「战略支持部队」,外界鲜少知悉其内涵,但从其臂章
图案判断包括有网络攻防、电子对抗、卫星管理等方面功能。包含四个 独立的兵种,(一)网军(网络战部队):由原「总参三部」(技术侦 察部)拨编成立,称为「战略支援军网络空间作战部队」,简称「战支 三部」;(二)天军(军事航天部队):负责侦察、导航卫星;(三) 电子战部队:负责作战指管通情、欺敌以及干扰雷达和通信系统;
(四)心战部队。
「战支三部」总部设在北京海淀区,下辖十二个局组织,其中第二 局(即六一三九八、六一四八六部队,驻上海市)主要目标为美国国务 院和国防部;第六局(驻武汉市),专门负责台湾的技术情报搜集和研 析,来源包括对台湾岛屿的卫星和高空侦照、电讯截听,以及从台湾国 际长途电话、传真、移动电话、网络数据截收情资。中共在监听台湾电 话的设备中,预置关键词汇,当设备感应到这些词汇时,立即警示监听 人员监听。「六局」有部分单位以研究中心和通讯实验室名义为掩护隐 藏在武汉大学内。另在福建省至少部署三个以上巨型讯号情报监听站, 专门监听台湾无线电讯号。
美国麦迪安网络安全公司于二○一三年二月证实共军黑客组织设于 上海浦东大同路边一栋白色的十二层建筑内的共军六一三九八部队,亦 即「总参三部第二局」。据「维基解密」揭露:「二局」利用「鱼叉式 捕鱼」攻击程序,通过电子邮件引诱收件人点击邮件,即将恶意软件安 装在目标之计算器上。再通过这些计算器,潜入内部系统,窃取情报。
「三部」也透过海外华人黑客入侵所在国家网络窃密。旅居加拿大 的华裔商人苏斌(译音)即被「总参三部」召募,从二○○八年起非法 侵入美国波音等国防工业承包商的计算机,窃取敏感的军事科技情报,包 括为美军生产的C-17战略运输机和战斗机等机密资料。
(三)政治工作部联络局 前身「总政联络部」所属「调查局」主要负责外军和台湾政治情报
搜集;上海分局则以台湾国军为主要工作目标。「联络部」将国军上校
以上军官数据均建立计算机文件,包括学经历,和所能获得的个人生活资 讯。政治部「联络局」对外工作的掩护机构有「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
(友联会),「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文促会)。
曾担任「联络部」部长,有两人较为外界熟悉:
(一)杨斯德。兼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一九八六年五月,
「华航」一架货机被机长劫机飞抵广州,即由杨斯德到香港与国府代表 谈判,首次突破了国府坚持的「三不」政策。一九八八年四月,杨斯德 与「政协」常委贾亦斌透过侨港国学大师南怀瑾向国府转达北京希望通 过和平谈判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一九九○年十二月底,李登辉派办公室 主任苏志成与杨斯德首度在香港会面。次年二月,苏、杨在港达成停止 军事对峙、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停止一切危害两岸关系和统一的言论行 动之「三停止」共识。一九九二年六月,中共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杨斯 德参与会谈,确定首次辜汪会谈日期。八月后,两岸的秘密管道无疾而 终。总计苏、杨等人在港会面,多达四十余次。
(二)叶选宁。中共已故元老叶剑英的次子,一九九○年出任「总 政联络部」部长,兼任该部掩护机构暨营利企业之「凯利集团」总裁, 曾多次赴台访问。「总政联络部」还有一个核心重要任务是监视、监控 中共党、政、军各领域的高级官员,因此叶选宁又被称为「锦衣卫指挥 使」。叶选宁最倚重的对台研究智囊为辛旗,亦为现任「联络局」局 长。
辛旗,一九九四年,曾来台在政治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三个月,走遍 台湾各县市和金门。一九九五年,因李登辉访美,两岸关系陷入低潮, 辛旗参与多份对台文件的起草工作,系中共对台政策的主要智囊之一。 自二千年起,辛旗数度陪同「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访台,与台湾政治 人物多有接触。二○○五年参与中共《反分裂国家法》的起草及制定。
三、中共中央间谍组织
(一)对外联络部
「中联部」打着对外联络之名,从事情报活动,被称为「党的情报 机构」,特别是对于一些不便以国家名义打交道的外国政党,中共就以
「中联部」名义暗中联系。在毛泽东时代,「中联部」负责支持各国共
产党进行暴力革命,是东南亚国家共产武装叛乱的总后台,因此恶名昭 彰。
「中联部」工作对象原仅包括各国的共产党,和左翼政党。一九八 二年九月,中共制定与各国共产党联系的四项原则为:「独立自主、完 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一九八七年十月,再扩大为
亦适用于与各国各类政党之间的联系准则,打破了只与左派政党交往的 局限。目前「中联部」已与世界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四百多个政党和政治 组织建立了联系往来,其中多数为执政党和参政党。
北韩因发展核武和试射洲际飞弹,被联合国协议制裁后,美国发现
「中联部」透过丹东「鸿祥实业」公司和负责人马晓红(女)将发展核 武禁运之物质氧化铝走私到北韩。二○一六年九月,美国法庭以「密谋 帮助朝鲜逃避制裁」的罪名起诉马晓红。在美国压力下,中共不得不逮 捕马晓红,成了代罪羔羊。
(二)统一战线工作部 毛泽东说:「统战工作是最大的工作」;习近平也说:「统一战线
无小事」,当知中共对统战工作的重视。国共「内战」期间不少国军将
领即被中共统战策反倒戈,如张学良、杨虎城、傅作义等人。
「统战部」的十项职责中,有三项涉及对台湾统战:第四项「负责 开展以祖国统一为重点的海外统战工作;做好台胞、台属的有关工 作」;第六项「联系港、澳、台及海外工商社团和代表人士」;和第九 项负责「代管全国台联、黄埔同学会、欧美同学会、和平统一促进会等 有关社会团体的工作」。「统战部」三局(港、澳、台、海外工作 局),即专责对港、澳、台的统战工作,包括台胞赴大陆定居和台属工 作安排等。
「统战部」在海外统战工作的对象主要是侨外华人,包括台湾政商 驻外人员、台侨、台生和相关团体等,尤其是有利用价值的海外华人, 如策动海外科技人才回国或者利用海外华人为其搜集情报。加拿大出版 的《间谍之巢》一书中,就指控中共「统战部」在海外从事政治宣传、 对中国留学生的控制、在华人群体(和外国人士)中招募情报人员和长 期的隐蔽间谍活动等。
除「统战部」外,中共对台统战还有一些部门负责对台工作,如
「国台办」、「海协会」等。在马英九时期,两岸交流密切,中共对台 统战较专注于政、商上层阶级。但二○一四年的「太阳花学运」,惊醒 中共当局,全面检讨对台策略,提出「三中一青」(中小企业、中南 部、中低收入、青年人)作为对台统战新策略,开始强化对台湾基层、 年轻人的统战。二○一六年台湾政权再次轮替,中共中断与民进党政府
的接触,但加强了对于台湾基层、民间的统战。二○一七年三月中共再 次调整对台政策为「一代一线」(即青年一代、基层一线)新统战策 略,取代原「三中一青」政策。显示中共未来的对台湾工作将向这两大 群体倾斜。
二○一七年「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说:「将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 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国台办」 于二○一八年二月公布《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共三十一项惠台政策,给予台资企业与个人多种与大陆同等的优惠和待 遇,其中若干措施是二○一四年「太阳花运动」阻扰未通过的《服贸协 议》内容。中共采取直接单边立法与实施的「以我为主,两岸融合」的 策略,扩大「反独」与「促统」。显示中共对台政策新思维,是绕过民 进党政府,直接面对台湾民众。并藉三十一项惠台政策,给予台湾民众
「准国民待遇」,削减两岸人民之间的身份差别。
新一届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是该小组成立以来,最
「知台」「知美」的一届。如组长习近平、副组长汪洋、统战部长尤权 都曾在福建或广东主政,外交部长王毅做过五年「国台办」主任,熟悉 对台事务,属于「知台派」。汪洋也是目前中共「中美全面经济战略对 话」负责人,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王毅长期主掌中共外交工作,对中美 台三边关系知之甚详,属于「知美派」。王毅则跨足两派,故出任秘书 长。
二○一八年三月国务院公布《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将「国务院 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台办)与「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台 办)合并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由刘结一担任两办主任,同属中 共中央直属机构。
四、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二○一二年三月十九日,北京曾爆发「三一九政变」事件,中共即 不承认也不否认。《明镜新闻》引述中共内部人士的话说:「周永康、 令计划、薄熙来、徐才厚『新四人帮』,是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以来真 正的朋党政变集团。习近平掀起的反贪运动,针对的对象就是这起政变 案。『新四人帮』是因政变流产才会一一落马,而令计划是该集团密谋 推出的『未来总书记』备位人选。中共不一定会将『新四人帮』的政变 真相公布出来,而是会从刑事上去找死穴,其中贪腐是最容易找的,因
为几乎每个官员身上都能找到」。
习近平自上任后,为与江派斗争,即有整顿国安、公安和军队情报 系统的「九龙治水」、「针插不进」的想法。习近平于二○一四年一月 正式设置「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由习近平任主席,以打 破原有之国安体系权力架构,夺取国安权力。
「国安委」的定位是「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 构」,「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统一领导公安 部、国安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总政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 门对外和对内的国家安全工作」。媒体认为中共「国安委」的权力大过 美国政府的国安委。
二○一七年十月习近平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中国的腐败,已经 由发展型腐败恶化为掠夺型腐败和垄断型腐败」,「反腐当然是权力斗 争。对手很多是权重一时,或权倾一方的官员,不同他们的权力斗争, 不把他们的权力拿掉,他们能乖乖伏法吗?」「我不扩点权、集点权, 能同他们斗吗?」「有棵大树两臂都围不过来。你能一下把它连根拔 吗?我不是超人。只能把根一根根砍断,根全断了,树一推就倒了。」 所以媒体说:「习近平掀起的反贪运动,针对的对象就是这起(三一 九)政变案」。
五、颁布五种国安工作新法
中共自「十八大」后,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方面的立法工作,通过 计有:二○一四年的《反间谍法》、二○一五年的新《国家安全法》、
《反恐怖主义法》、二○一六年的《网络安全法》,以及二○一七年的
《国家情报法》。中共这种作法,打破以往情报工作只做不说惯例,一 则在赋予其所谓「国家情报机构」更大「执法」权力,并将侵犯人权行 为「合法化」;另则是警告世界各国情报机构,和威胁恐吓现在境内, 而来自境外之间谍,勿轻举妄动。
《国安法》第四条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 导,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确立了中共「以 党领情」坚持「一党独裁」的政治格局。
《国安法》第十一条:「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 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义务」。该法虽然长达数千
字,有关台湾部分却只有五十余字,说明台湾议题并不是《国安法》的 重点,但将台湾地位视同港澳之地方政权,完全忽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 实。
《国家情报法》规定「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对国家情报工作实行 统一领导」、「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组织军队情报工作」(第三 条),并界定「国家情报工作机构」为:「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情 报机构、军队情报机构」(第五条)。《反间谍法》第一章规定「国家 安全机关是反间谍工作的主管机关。公安、保密行政管理等其他有关部 门和军队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所谓「国家安全机 关」,是指「国安部」、「公安机关」指「公安部」(一局)、「军队 有关部门」则指「联参情报局」、「战支三部」和「政治工作部联络 局」。
此外《反间谍法》对「反间谍工作」适用的对象,规定为:「境外 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组织、个 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 的间谍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但该法将「其他境外机构、组 织、个人」窃取、刺探、收买「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纳为「间谍行 为」,具有很大模糊的争议空间。将对工作涉及信息搜集、采访的台商 和外商、学术单位和学者、媒体和记者等「机构、组织、个人」等,都 有可能依据《反间谍法》被诬陷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而触 法。
台港媒体常有报导:台湾退休国军官兵、公教人员,特别是离休情 治人员,乃至包括眷属和亲友赴陆观光、探亲或经商,常被中共情报机 关无缘无故强制约谈(又称「喝咖啡」)、逼问所知国府和国军机密, 甚至以威胁恐吓和利诱等手段,强行吸收为中共从事对台情报工作等诸 多匪夷所思的情况,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构成极大伤害,普遍引 起国府有关单位和台湾人民不满。
尤其中共《国家情报法》的规定,执法者可据该法任意对入陆的台 湾人民,进行约询、搜查,或祭以十五日以下之拘留,更不利两岸关系 之发展。而且,中共授予国安机关「得于境内外开展情报工作」,势将 加强对台湾的渗透和情报活动,危及台湾的安全。该法还规定:对与情 报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人员和「近亲属」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应当采 取必要措施,予以保护、营救」及「妥善安置」,则在鼓励被迫吸收的 我方退休军、公、情人员,回台后放胆为中共工作,出事中共也会营
救。事实上从历年来我方(包括各国)破获的共谍案中,从未曾出现过 中共予以「保护、营救」的情形,遑论「妥善安置」。
01 四一二国民党清党 苏联扶翼中共成立特务 机构
一、中共中央特科 令人恐怖的特务和暗杀机关
一九二一年,中共尚在上海酝酿组党期间已不容于北洋军阀和各国 租界殖民政府,自始就处于地下秘密活动状态,即使在「共产国际」指 导下,于当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法租界召开建党暨「一大」会议时, 也只得以秘密方式举行,而且未留下正式文字纪录,只有与会的代表在 事后个别的回忆录中提到会议情形。因此,中共在壮大后一度把建党日 期定为七月一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考证确实,并更正建党日期。
七月三十日晚上,中共「一大」继续开会中途,突闯入一位陌生 人,借口找人无着后迅速离去。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有丰富地 下工作经验,当即要求停止会议,指示与会建党代表(十三人)立刻散 去。十分钟后即有法巡捕房警探十余人到达搜查,因会场已收拾干净, 人也离开,查无所获离去。七月三十一日,「一大」移至浙江嘉兴,以 雇用画舫游湖方式掩护在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 个纲领》,正式建党。
陈谭秋(中共「一大」建党代表,后任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共代 表,一九四二年回国任中共驻新疆代表,被军阀盛世才秘密逮捕处决) 在回忆录中曾提到「一大」会议由毛泽东和周佛海(即后来亲日的汪精 卫伪政权之财政部长,被国府以汉奸罪判处死刑,因抗战后期已被「军 统」策反秘密参加敌后抗日工作,获特赦减为无期徒刑,病死狱中)二 人担任纪录,何以记录未能保存下来,应与法租界巡捕搜查有关,为防 止泄密而予销毁,只留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文件。
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 重要主张和党员身分应得保守秘密。」所以中共建党初期,就将党的活 动称为「秘密工作」。「纲领」还刻划出党的野心:「以无产阶级革命 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 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
一切生产资材」。所以中共自建党伊始,便以夺取政权,建立共产政权 为目标,两次与国民党的合作,目的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力量发展共党组 织,这种借壳夺权的策略,正是情报工作谋略作为的重要手段。美苏等 国情报机构就常使用这种手段,颠覆外国政权,而中共更是佼佼者。
中共建党后,因坚持「彻底断绝与黄色知识分子阶级,以及其他类 似党派的一切联系」,而面临生存发展困境。建党第一年实际党员只扩 张到一九五人,又被北洋军阀及各国租界视为非法组织,禁止活动,发 展十分困难。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召开「三大」,遵照「共产国际」 指示通过与国民党合作决议,并接受孙中山先生建议,不建立两党「平 行」合作关系,而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中共虽不甘 心,但为达到利用国民党发展组织,吸收党员,和夺取国民党的实力之 目的,只得「虚与委蛇」,并指示党员在加入国民党后「同时要保持共 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不受国民党的领导,并 吸收优秀的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又规定「共产党团在国 民党内为一秘密组织,一切政治言论行动,须受共产党指挥」;「凡有 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员一并加入,无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为之创 设」,「应在农村中建立和扩大国民党组织」;「用国民党名义,组织 和参加各种人民团体」。
中共这一招果然有效,到一九二五年四月时,中共藉国民党组织名 义吸收共产党员,已暴增到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增加二九七倍之多,让 中共尝到以合法掩护非法之特工作法的甜头。
中共前总理周恩来就曾说:「有了党,就有党的情报保卫工作」。 周恩来被中共誉为「我党隐蔽战线的主要创始人与卓越领导者」。中共 情报机构至今仍自诩:「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工作伴随着党的诞生而 诞生,伴随着党的成长而成长,伴随着党的胜利而胜利」。所谓「隐蔽 战线」包括情报、保卫、机要,和通讯等四项工作,这是共产独裁国家 特色,在民主国家不使用「隐蔽战线」一词,且只包括情报作战和政治 侦防两项。
一九二三年八月,孙中山先生为建立新的革命武力,决定创办「黄 埔军校」。中共乘机渗透,除派周恩来、恽代英、聂荣臻等领导阶层党 员进校任职外,并指示全国各地共产组织推荐党员报考,在黄埔第一期 的六百名学生中,共产党员即达五、六十人之多,其后各期也有为数甚
多的中共党员入校。而在校之中共党员又分公开与秘密两种党员。中共 大举渗透黄埔军校目的,就是意图在国民党建立起武装力量后,从中夺 取军权。虽然国民党「清党」后,中共党员大多数被清理出党和离开黄 埔军校,但仍然有不少地下党员潜伏下来,后来甚至窜升到高级将领, 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而在一九四八、四九年国共内战时阵前倒 戈,是国军节节败退重要因素之一。如黄埔一期的李默庵(三十二集团 军司令,四八年与湖南省主席程潜密议投共)、廖运泽(骑兵军长,一 九四九年叛变);五期的廖运周(一一○师师长,一九四八年叛变)、 陈孟熙(中共元帅陈毅胞兄,一九四九年叛变)。
中共还藉国民党名义的合法掩护,在全国各地组织和领导了许多任务 农运动,如广州沙面工人大罢工、上海「五卅运动」等;又利用国民党 之名成立「全国农民协会」,发展农民会员,多达九十八万人,而使中 共的「工农运动」得以在全国,特别在南方各省迅速开展。
因此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接受共产国际和苏共有计划的指 导,已采取情报工作之手段,利用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政策,对国 民党进行渗透,并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吸收地下党员,潜伏在国民党 和国军之中。周恩来后来在国民党「清党」后,能够迅速在中共中央成 立「中央特科」这种情报和保卫工作兼顾的秘密组织,实际来自渗透国 民党和黄埔军校的经验。
中共「中央特科」成立后,周恩来对「特科」的指示,就强调在敌 人内部发展情报组织,要直指敌人的要害「打进去」和「拉出来」,如 前述李默庵(打进去)和郭汝槐(黄埔五期,一九二九年被中共「拉出 来」)就是显著例子。而中共藉助孙中山先生的「扶助工农」政策,发 展工、农运搞暴动,则属于情报工作中的「群众运动」范畴。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清 党」,驱逐党内共产党员,中共称之为「四一二反革命事件」。时被苏 共和中共操纵的汪精卫武汉左派国民党,也在汪精卫醒悟后,解除了苏 共鲍罗廷的最高顾问职务,并于七月十五日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 通过「分共」,与中共决裂,中共称为「七一五反革命事件」。正式结 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称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十月,中共中 央机关秘密迁至上海。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使中共面临空前重大危机,内部开始出现
「叛党」事件,第一个公开「叛党」的共产党员是中共「社会主义青年
团」中央书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分校政治部主任施存统。影响所及, 中共在武汉地区许多党员纷纷公开宣布「脱党」(中共一律视为「叛 党」),而且人数日益增加,由个别的公开登报「脱党」行为,逐步发 展为成批的党员「脱党」,并扩及上海、广东等地,党员人数由四、五 月间(在武昌)召开的「五大」会议时的五万八千人,急遽降为一万人 左右。
而在「清党」后被国府逮捕处决的中共重要党员有:陈延年(陈独 秀长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乔年(陈独秀次子,中共江苏省委组 织部长)、萧楚女(男,曾任毛泽东任所长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 员,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赵世炎(中共前总理李鹏的舅父,中共中央 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许白昊(中共中央工委、 江苏省委、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央农委书记)、杨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长、军委主 任)等人。
中共组织因而面临瓦解危机,为图生存,除公然采取武装叛乱外, 并决定发展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斗争:
在武装斗争方面:中共在各地发动的武装暴动,主要的有:八月一 日的「南昌暴动」(中共在国军内部发动的第一次兵变,煽动或夺取的 部分国军部队所搞的暴动)、九月中旬毛泽东在湘鄂间煽动的「秋收暴 动」、十月底的「海陆丰暴动」、十二月一日的「广州暴动」(中共均 称之为「起义」)等等,并在一些偏远山区建立武装游击根据地或「苏 区」。
在隐蔽斗争方面:国民党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清党」后,中共中央 被迫自上海迁往武汉,依附武汉汪精卫的左派国民党。中共此时正处于 风雨飘摇,党员纷纷叛党,岌岌可危之际,为惩治叛徒和内奸,中共中 央于五月下旬在中央军委(周恩来任书记)下成立「特务工作处」,专 责情报、保卫和镇压等工作,并由赴苏联远东红军总部学习特工的工运 领袖顾顺章负责,下设情报(负责收集政治、军事情报)、保卫(负责 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特务(负责镇压叛徒、奸细)、 匪运(收编地方上的土匪武装)等四个股。
当时,中共中央「特务工作处」人员多拥有国共双重身份,如情报 股负责人董醒吾,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所以在 汪精卫的「七一五分共」前,「特务工作处」已及时获得情报,让中共
总书记陈独秀和中央所有成员得以成功避开武汉国民党的搜捕。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也因被汪精卫解除顾问职务,下令驱逐出境。 中共奉共产国际指示为保证鲍罗廷的安全和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由「特 务工作处」保卫股抽调三十人组成卫队护送鲍罗廷,自七月下旬起,从 武汉出发,经河南、宁夏,穿越戈壁沙漠,进入外蒙古,再由乌兰巴托 返回苏联,于九月底安全护送鲍罗廷抵达莫斯科,全程历时两个多月, 行程超过六千公里。卫队完成任务后,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保卫 工作」。
武汉「分共」事件后,中共中央又被迫于九月迁回上海租界内,隐 匿求存,但处境更加艰困。中共中央遂于十月九日决定成立「中央特别 委员会」(对外以「新新公司」名义为掩护),作为隐蔽斗争决策机 关,由周恩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军委书记,后于一九二八年 赴莫斯科接受苏联肃反委员会「契卡」之特工训练)担任书记,负实际 领导责任。委员有顾顺章、向忠发(出身红帮和工人,时任中共中央临 时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出任政治局主席,即党的总书记,因才 能不足,先后沦为周恩来、李立三、王明的傀儡。一九三一年六月在上 海被国府逮捕,供出中共中央组织机密,使多处中共中央机关被破获和 一些重要干部被捕。向忠发被国府处决后,中共中央已无法在上海生 存,被迫转移赣南中央苏区,从此中共将向忠发定性为叛徒)二人。
十一月中共在「中央特别委员会」下增设执行机构「中央特别行动 科」(简称「中央特科」),主要活动地区为上海。「中央特科」专责 从事地下工作,任务包括情报搜集、保卫中共领导干部安全、防止高层 人物被国民党和公共租界当局逮捕或暗杀、营救被捕党员、对国民党的 渗透,并建立秘密电台,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中央特科」还 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采取暗杀的手段,惩处背叛并且对中共造成严重 危害的中共党员和奸细。
当时周恩来化名「伍豪」、「周少山」,在黄浦江边开设「松柏斋 古玩号」作为掩护,主持中共地下工作。他规定「特科」工作有「三任 务、一不准」,内容为「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 款,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周恩来自编了一本密码,称为「豪密」, 由周妻邓颖超担任译电。周恩来还拟订了《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 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文件,订定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规定中共 在「白区」的所有组织,都必须采取秘密活动方式。因此中共称:「周 恩来开辟了城市秘密工作,创建了情报保卫工作」。
向忠发化名「余达强」,在法租界经营古董生意掩护;顾顺章化名
「黎明」,因擅长武术和魔术,以艺名「化广奇」开设魔术店为掩护, 经常登台表演,颇具知名度。
「中央特科」初期工作由顾顺章负责。顾顺章出身青帮,原在上海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担任工头,因参与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纺 织工人为抗议日人经营之棉纱厂暴力殴打工人致死,和非法开除工人而 爆发的示威运动(遭到租界英国巡捕房开枪镇压,发生流血事件,史称 为「五卅惨案」)中,表现积极,受到中共注意,被吸收加入上海总工 会和中国共产党,曾任鲍罗廷卫士。一九二五年与陈赓、陆留(后者人 资不详)等人被中共派往苏联海参威接受特务技能训练。一九二七年, 顾顺章当上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交通局局长,负责「中央特科」 的领导工作,并再次赴苏接受特工训练。
「中央特科」书记则由陈云出任。陈云在抗日战争胜利前长期从事 情报工作,是仅次于周恩来的中共老特务。事实上,他就是周恩来在一 九二五年介绍加入共党,并参与策划一九二七年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 动,才得以在同年出任「特科」书记。「特科」被国府消灭后,他随周 恩来进入江西苏区。
「中央特科」下设有四个科:
(一)总务科(特一科):主管中共中央机关事务和财务等工 作,负责开设各类掩护商店,提供中共党员合法掩护和住所;租赁花园 洋房作为中央各机关工作场所、重要会议场所;营救被捕人员等任务。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曾两次在上海租界被捕,即由总务科 行贿法国巡捕房,营救获释。中共另还请宋庆龄(孙夫人)出面成立
「中国互济总会」担任主席,透过法律途径以公开方式,营救被捕党 员。当时在「特一科」工作的特务聂荣臻,在中共建政后,曾任「国防 科工委」主任。
(二)情报科(特二科):成立于一九二八年四月,负责建立情 报网,搜集情报,掌握敌情。科长陈赓(化名王庸,一九二二年加入共 党,二四年入黄埔一期,曾任蒋介石侍从参谋。二六年被中共派赴苏联 学习特工、保卫工作和群众暴动,返国后参加南昌暴动,因伤赴上海治 疗,并参与「特科」工作。一九三一年离开「特科」,三二年再赴上海 被捕,他因国民革命军「东征」时曾救蒋有功,未判死刑,两个月后脱 逃,潜返江西苏区。中共建政后授予大将军衔,官至副总参谋长)。该
科曾派遣特务钱壮飞、胡底、李克农等人成功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 科」(「中统」前身),曾搜获国军第一、二次「剿共」命令、兵力部 署、行动时间等情报。并成功策反「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杨登瀛
(原名鲍君甫),建为内线,为中共搜集「中央调查科」情报、中共叛 党党员资料、协助营救被国民党或租界逮捕之中共党员。杨并接受「特 科」所派特务担任其秘书和保镖,杨也利用关系协助「特科」人员打入 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宪兵队工作。杨登瀛虽对中共早期特务工作有 重大贡献,但在顾顺章变节后,已不受中共重视。中共建政后,历次政 治运动都被揪出当「运动员」斗争,文革时更被打为国特、内奸,惨遭 斗死,应验了「兔死狗烹」的谚语。
(三)保卫科(特三科),又称红队(原名「红色恐怖队」)或 打狗队:科长顾顺章(兼),负责中共中央机关和人员保卫工作、镇压 叛徒、特务等工作。曾经多次实施劫囚等行动,也多次采用暗杀的方法 制裁背叛中共并对中共造成危害的中共党员。著名案例有:惩治「叛 徒」何家兴、贺芝华夫妇(二人均留欧,贺女曾在德嫁朱德为妻,离婚 后改嫁何家兴,同赴俄入中山大学,回国后任职上海中共中央,一九二 八年四月二人向英租界巡捕房检举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罗因而 被捕遇害,中共派顾顺章、陈赓率杀手潜入何宅,枪杀何家兴,重伤贺 芝华)、白鑫(黄埔四期,在校加入共党,一九二九年出任上海中共中 央军委秘书,八月向国民党自首,致使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 委书记彭湃、中央军事部长杨殷、江苏省委军委秘书杨昌颐、中央军委 兵运负责人邢士贞等人被捕,「中央特科」曾试图劫囚营救失败,四人 被杀后,周恩来下令顾顺章率枪手趁白鑫离开藏匿处准备出国避祸当 日,于白鑫出门上车之瞬间,以乱枪杀害)等等。顾顺章后来被国民党 逮捕反正,由周恩来下令红队杀手屠杀顾顺章全家和被牵连之党员共十 多人。保卫科在上海租界就因经常采取暗杀等恐怖行为,引起各租界外 国势力强烈反感而纷纷成立专门的特警部门以遏制红队行动,使「中央 特科」工作备受威胁。
(四)交通科(特四科):成立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负责中共 中央与各「苏区」之间的水路和陆路的交通联系,以及人员护送等任 务。但交通工作缓不济急,经常须突破多重关卡封锁,难以因应情势的 瞬息万变。同年,中共首次组装完成无线电通讯电机,并在上海建立第 一座秘密电台,然后又在香港九龙架设地下电台,完成港、沪之间远程 无线电通讯。一九三一年九月,建立了上海与中央苏区的无线电通讯, 遂将「交通科」更名为「无线电通讯科」,负责制造、设置并保卫电台
安全、培训报务员、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苏区、白区中共组织及与共产国 际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该科后来移转拨交中共中央书记处指挥。科 长李强,后在一九七三年出任外贸部部长。
二、卧底中调机要 关键时刻拯救了沪中共中央
中国国民党自一九二七年四月「清党」后,次年三月在中央组织部 下成立「中央调查科」,专责侦缉潜伏党内之中共地下党员、侦查破坏 中共秘密机关,和渗透中共组织等工作。「中央调查科」先由陈立夫兼 任主任,其后在一年内五易其长(中间三位主任为张道籓、吴大钧、叶 秀峰),十二月由徐恩曾接掌。
「中央调查科」成立初期,曾陆续破获中共地下组织,逮捕中共部 分重要领导人,如前述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两个儿子等多人。但也被中 共派员成功渗透打入「调查科」,徐恩曾的亲信机要秘书钱壮飞,即中 共地下党员。
钱壮飞于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考入上海
「无线电训练班」,该班隶属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局」(均为国民党 情报机关),局长即徐恩曾。钱、徐二人为浙江吴兴(今湖州市)同 乡,因而受到徐恩曾的重用,出任徐的机要秘书。一九二八年底,徐恩 曾因系陈立夫之表亲,靠此关系出任「中央调查科」主任,钱壮飞也随 徐进入「中调科」,仍任机要秘书。周恩来指示钱壮飞协助李克农、胡 底二人打进「中央调查科」,由三人组成特别小组,李克农任小组长, 负责与「中央特科」的联系,接受「特二科」科长陈赓单线领导。
钱壮飞虽获得徐恩曾的信任和重用,但对经手之电报,报头如指明 必须由徐恩曾「亲译」之电文,仍需交徐恩曾亲自解碼译电,徐也亲自 保管「亲译电」的密码本。钱壮飞为窃取「亲译电」内更机密的情报, 由李克农趁徐恩曾赴上海「找女人」疏忽之机会,窃得密码本,予以拍 照后交钱壮飞使用,原件仍还归原处,未被徐发觉有异。
李克农(化名李泽田)于一九二六年加入共党,经由钱壮飞的介 绍,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打入「无线电管理局」工作,不久也获得徐恩 曾之信任,出任「电务股」股长,负责管理全国无线电报务员登记和考 试工作。李克农趁机利用职权,先后录取中共指派之地下党员,纷纷渗 入该局工作。
胡底,又名北风,一九二五年参加共党,曾与钱壮飞在北京合演过 电影。胡底后来转赴上海发展,担任主角演出数部电影。一九二九年经 由钱壮飞介绍打入「中央调查科」,次年受钱壮飞指示,在南京先后开 设「民智通讯社」、「长江通讯社」,作为「中央调查科」半公开掩护 机构,实则利用该两机构作为中共秘密联络据点。一九三○年,胡底又 藉「中央调查科」指派他赴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并任社长之机会, 帮助中共在天津打开工作局面。钱、胡所搜集的国民党情报,统由李克 农透过陈赓转报周恩来。
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奉令护送张国焘(北大学生领袖,中共创 党成员,驻共产国际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延安时期与毛泽东决 裂,投诚国府,任职「军统」,一九七九年病逝加拿大)、陈昌浩(莫 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红四方面军政委,延安时任 教抗大,后赴苏工作,文革时被斗,服毒自杀)等中共领导人从上海搭 乘英商木材拖船赴武汉,转往鄂豫皖苏区中共「红四方面军」工作。顾 顺章完成任务后,回到武汉,禁不住技痒,以「化广奇」艺名登台表演 魔术,被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人员发现,于四月二十四月夜予以秘密 逮捕。
顾顺章被捕后,随即反正投诚,表示愿意供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 领导人在上海的秘密地址、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和苏联远东红军情报部 派驻上海人员之姓名住址,以及「中央特科」渗透「中央调查科」之特 务名单,但坚持要先到南京亲向最高当局(蒋介石)当面供诉,不然就 拒绝透露任何情报,并表示在未押解他到南京之前,绝不可将其被捕消 息电告南京,否则事必为中共特务知悉转报中共中央迅速转移等情。
「中央调查科」武汉单位不听顾顺章之警告,于二十五日连发六封指明 请徐恩曾「亲译」之「特急」电报,报告顾顺章被捕自首等情形。当天 正值星期六,徐恩曾赴上海「娱乐」,又逢钱壮飞值班,他见有六封须 徐恩曾「亲译」之急电,惊觉有异,乃私自拆封,用另纸偷译出电报内 容后,大惊失色,将原电报封回放置徐恩曾办公桌上。
钱壮飞判断顾顺章要到四月二十七日才能抵达南京,国民党「中央 调查科」最快要到二十八日,才有可能在上海搜捕中共中央机关和人 员,中共中央应还有时间应变。他立即派他的女婿刘杞夫(钱之秘密交 通,也打入调查科任职)于二十五日连夜乘火车赶赴上海,次晨抵沪将 情报面交李克农转陈赓。钱壮飞同时通知经其安排渗透进入「中央调查 科」之中共特务撤离,并急电天津的胡底紧急脱逃。钱壮飞本人则仍在
二十七日赴火车站接应自上海返回的徐恩曾到办公室后,立即逃往上 海。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日,上海中共中央也休息,陈赓直到二十七日才 联系到周恩来,报告顾顺章叛变情报。周恩来闻之色变,立刻动员「中 央特科」人员,一日之内即完成所有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苏联情报等 机关暨领导阶层人员之紧急转移;凡能被顾顺章追踪到的干部,一律调 离上海;同时即刻更新顾顺章所知之秘密联络办法和暗号。
四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押解顾顺章抵达南京,顾当 面向徐恩曾交待所知中共中央在南京、上海组织和名单。徐恩曾当即下 令逮捕钱壮飞等渗透「中央调查科」人员,但已全部不知去向。「中央 调查科」连夜派出大批工作人员赶赴上海,二十八日上午会同英、法租 界巡捕房全市搜捕,但中共中央机关和苏联情报单位藏匿处所,都已人 去楼空,仅有少数未及逃走的共产党员被捕。尽管如此,仍被顾顺章指 认了中共重要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中共成立后第一批入党党员,一九 二六年打入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清党后曾参与南昌和广州暴动,再赴 上海创办《红旗》杂志,一九三○年五月被捕,但未暴露身分,次年因 顾之指认,被判死刑),协助逮捕了向忠发、蔡和森(毛泽东湖南第一 师范同学,曾赴法留学,因参与勤工检学潮被驱逐出境,一九二一年加 入共党,曾任驻苏代表和中宣部长,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在香港被港英 警察逮捕,交广东军阀陈济棠枪决)等人。
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三人因身分暴露,在上海已无法立足,乃逃 往赣南中共中央苏区。钱壮飞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二局副局 长,但于一九三五年在「长征」途中,红军南渡乌江时,遭国军军机袭 击后失踪,疑被炸死;胡底任「政治保卫局」预审科长,同年被张国焘 以「国民党特务」罪名处决;李克农任「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军 工作部部长。中共窜抵陜北后,曾任中央联络局长、八路军总部秘书 长、中央社会部长。中共建政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顾顺章的被捕与投诚,「中央调查科」本可一举歼灭中共中央在上 海之机关,并逮捕绝大多数中共重要领导干部,国共历史极可能因而全 面改写,中国的命运和发展,更可能从此不同。所以周恩来在中共取得 政权后承认如果没有钱壮飞,他和许多中共领导人和在上海的工作人 员,早已不在人世了,而且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将被改写。他赞誉钱壮 飞、李克农、胡底三人为「龙潭三杰」,又称「前三杰」。至于「后三 杰」系后来打入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同样挽救了中共命运的三个中
共特务(后文另述)。
情报工作人员凭着个人的胆识和情报搜集,往往能够扭转乾坤,挽 救大局,力量胜过千军万马,此所以中共自建党迄今,始终极为重视情 报和侦防(即保卫)工作,即导因于此。而国民党少数领导干部生活糜 烂,用人唯亲与轻信部属,致为敌渗透和利用,造成对国家的危害,更 甚于错误决策和贪腐。与其说钱壮飞拯救了中共中央,倒不如说徐恩曾 的昏庸奢靡挽救了中共更恰当。
为了报复顾顺章的叛变,和对中共造成的伤害,周恩来于同(一九 三一)年九月下令陈云和陈赓亲自监督(一说周恩来亲自坐镇),由
「红队」屠杀了顾顺章全家大小八口(妻、女、岳父母、妻妹、表妹, 和胞兄夫妇)和受牵连遭诛杀之中共党员九人,并就地埋尸在英、法租 界内。十一月被租界当局侦破此一惨案,挖掘出尸骸,并通缉周恩来。
顾顺章因两度赴苏接受特工训练,投诚后留在「中央调查科」,协 助训练工作人员,曾撰写《特务工作制度理论与实践》一书作为教材。 但顾顺章不安于位,一九三四年密谋成立「新共产党」,被判处死刑。
由于顾顺章的被捕叛变,造成「中央特科」成员全部曝光,工作陷 于停顿。周恩来指示斩断所有与顾顺章有关的情报工作路线,并于五月 重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以「中兴公司」掩护),由陈云
(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化名「李介生」)负责重建「中央特科」, 并兼总务科长;潘汉年(上海左翼作家联盟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抗日期间曾奉毛泽东指示代表中共与日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一九四九 年任上海副市长,后被毛泽东以与日军勾结当汉奸整肃,怨死狱中)接 掌「情报科」;赵容(即康生,本名张宗可,时任中央组织部长,文革 时任文革小组顾问,并掌中央调查部,死后被中共鞭尸开除党籍)负责
「保卫科」的行动工作。
同(一九三一)年六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供出周恩来 住处,但周恩来已事先闻讯逃匿。十一月,上海租界侦破顾顺章全家灭 门血案后,周恩来无法续在上海藏匿,于十二月潜往江西苏区。一九三 三年一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博古(本名秦邦宪)、 陈云等人在上海同样无法立足,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也由上海迁往江西 苏区。
「中央特科」的「特三科」(红队),则因在上海滥杀无辜,成了
恐怖组织,恶名昭彰,先后有两批「红队」刽子手被捕,经江苏高院判 处死刑枪决。「红队」被破获原因是一九三五年,「特科」制裁一名叛 徒,击中两枪未死。戴笠的「特务处」于是设下「诱饵」,将伤者送至 法租界偏僻处某小医院治疗,并故意透过一家小型报纸以社会新闻披 露,果然引诱两名「红队」凶手闯入医院行凶,被埋伏人员逮捕,循线 侦破「红队」组织。周恩来下令撤销「特三科」,并精简其他三科人 员。派赵容赴莫斯科,出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副团长,更名康生。
戴笠的「特务处」还破获共产第三国际中国总支部(间谍机构)负 责人罗伦斯(化名约瑟夫.华尔敦)。本案是「特务处」湖北站先侦破 拘捕中共特务关兆南,循线逮捕在上海的交通员,和罗伦斯的英文秘 书,供出罗伦斯。罗伦斯的被捕,成了一件轰动中外之大案,证实共产 国际对华的渗透。
一九三四年一月,陈云出任中共中央「国统区」工作部部长,仍从 事情报工作。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所谓「长征」流窜途中于贵州遵 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恢复在中央军委的领导地位(实际 是周恩来的军事助理)。六月中共派陈云化装商人,潜返上海领导地下 工作,但因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已严重遭受破坏,难以恢 复,指令陈云、潘汉年即转赴莫斯科,向苏共和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 议」详情,并入「列宁学校」受训。陈云在苏期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 的代表,深得苏共和共产国际的信任,因此一九三七年回到延安,即出 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掌握中共的人事组织大权。一九四一年,他在延 安开办「城市工作训练班」,培训大批城市工作特务人员,派赴「国统 区」,他指示这些特务要「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 机」,中共建政后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是中共「鸟笼经济」(即计划 经济)总负责人。
中共「中央特科」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奉莫斯科指示撤销,人员撤离 上海后,只留一个办事处。十一月办事处又被国府破获,「中央特科」 组织自此被彻底粉碎消失。
三、设政治保卫局 取代特科之情报及保卫任务
一九二七年在「中央特科」成立之前,中共已在「南昌起义(暴 动)革命委员会」下设置了「政治保卫处」,负责肃反和保卫任务。同 年十二月「广州暴动」后,又在「广州苏维埃政府」下设立「肃反委员
会」。次年,同性质的肃反保卫机关已普遍在中共窃据的各级苏维埃政 权或「革命根据地」的地区设置。至于红军方面,毛泽东所领导的「红 军」政治部,也在一九二九年设置「保卫科」。基本上,这类组织全属 于整肃内奸,屠杀异己的肃反机构。毛泽东和朱德两部「会师」井冈山 后,毛、朱所辟建的「苏区」,横跨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二十八个 县,为一九二七年中共发动武装暴动后,建立的最大的「革命根据 地」,中共中央遂决定以此地区作为「中央苏区」。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局政治保卫 处」,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安徽人,「二十八个半」布尔 什维克之一,中共建政后首任驻苏大使、回国后曾任外交副部长、中联 部部长,文革时被斗逐出北京,乞讨回乡病死)兼任处长;九月由中共 闽粤赣省委书记邓发(广东人,参加广州暴动后,在广州和香港从事地 下工作,一九四六年坠机死亡)调任。
同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将情报机构分为军、政两个系统:军事系统,在中央革命军事委 员会总司令部设立「二局」,和在总参谋部之参谋处下设「谍报科」, 负责情报工作;政务系统,将「中央局政治保卫处」改名为「国家政治 保卫局」,执行「侦查、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的组织、 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局长仍由邓发担任,李克农为执行部部 长。
邓发有「中国捷尔任斯基」之称号。捷尔任斯基为苏联「克格勃」
(即KGB)前身「肃反委员会」(即「契卡」)创建者,任内帮助列宁 屠杀异己和阶级敌人数十万人。邓发即因杀人太多,一九四五年中共
「七大」时,毛泽东有意保荐他出任中央委员,但反对的人多而未当 选,不过他仍受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
「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后,统管各苏区、白区的情报和保卫任 务,同时将全国各苏区之「肃反委员会」一律更名,纳编「国家政治保 卫局」体系,在省、县两级,和中央军委、各苏区军委会、军团、军
(或师)改称分局。同时,「政治保卫局」可视需要向某些机关或组织
派遣特派员。
「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五个部门:
(一)侦查部:由局长邓发兼任部长,负责检查出入苏区的人员和
物品,并在中共党、政、军、群等各级组织中设立耳目,以及派遣特务 进入白区工作。
(二)执行部:由李克农担任部长,负责逮捕、关押、审讯工作。
(三)红军工作部:一九三二年成立,由李克农任部长。
(四)白区工作部:一九三二年成立,部长张国俭。「白区」指
「苏区」以外的地区,即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
(五)政治保卫队:负责保卫党政军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派任党 中央、苏区政府、军队首长之警卫人员,并担负各类案犯的拘捕、看押 等任务。该部队人员佩戴绿底红边领章和「KBU」俄文胸章,被称为
「绿领章部队」。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基本上照搬了苏联「契卡」组织形态, 同样拥有极大权力,主要干部都经过苏联培训。中共规定:各级苏区政 府、红军中军政首长一律无权改变或阻止「政治保卫局」任务之执行。 在国军第五次「围剿」后,该局更拥有「对敌人的侦探、边区的法西斯 分子、反动的豪绅地主、阴谋叛变分子」、「对捕获的团匪首领及地主 出身而坚决反革命分子」、「对重大的紧急的反革命案件」等,「有权 不经过法庭审判而直接处置」。所谓「处置」,实即「杀害」之意。
正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拥有极大权力,而被毛泽东「善加利 用」,在内部「肃反」中杀害了大批党政军之异己干部,把原本「党外 对敌斗争」的性质,发展成为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工具,造成人心惶 惶,以致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成了当时苏区盛 行之「顺口溜」。周恩来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地位在毛泽东之上,也 忍不住怒责「政治保卫局」:「在一个时期内,竟成了超过党、超过政 权的独裁机关」。
在江西时期,周恩来仍直接主管中共的机要和情报部门,周妻邓颖 超负责最核心的机密工作,即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秘密电讯联络工作。 但因国军的围剿,长期处于作战情况下,中共的机要、情报、肃反、反 间谍工作经常重迭一起,但还大致上仍维持着分工,即中央秘书处、中 央军委秘书处负责党和军队的机要联络,「国家政治保卫局」主管肃反 和情报工作。但在「流窜」前夕为了军事行动方便,中央所有机要情报 工作全部集中到中共军委机要科,中央秘书处基本上己停止活动,邓颖
超等只承担文书、纪录等工作。
一九三四年十月,共军开始「战略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的流 窜,又在中共中央设置了一个「特工科」,对外称「中央组织部第四 科」,负责情报工作。毛泽东对周恩来一手掌管机要、情报、肃反等部 门极为不满。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就开始采取行动,逐步 蚕食周恩来的权力,趁周恩来在「长窜」途中生病,委托其指挥军队, 乘势夺取军权。抵延安后,进一步谋夺机要、情报大权。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窜抵陜北保安县吴起镇,即于十一月将「国 家政治保卫局」改称为「方面军保卫局」,继而更名为「西北政治保卫 局」,负责西北苏区和共军内部的肃反、保卫工作。一九三七年九月, 再更名为「陜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负责「陜甘宁边区」之治安、情 报、反间谍等工作。基本上,「保安处」已是以维护「陜甘宁边区」安 全,防止「国特」渗透为主的特务机构。
而国府在中共中央抵达陜北之后成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由蒋 介石委员长兼任总司令,实际由副总司令东北军张学良负责清剿共军行 动,另责西北军杨虎城配合围剿。中共面对此一情势,即制定「联合东 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救国」策略,在抵达陜北不过两个月,即于当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先行透过西北军杨虎城亲信关系与杨达成「联 合抗日」和「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等秘密协 定。
次(一九三六)年一月,李克农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名义, 说服所俘虏之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返回西安,向张学良转达中共 与东北军「联合抗日」意见,为张学良接受。二月,张学良指派所部六 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为代表,与李克农谈判,同意「双方停战」。三月, 张学良亲赴洛川,与李克农会面提出与周恩来面谈要求。四月九日,周 恩来、李克农到延安(时仍受张部控制)与张学良、王以哲秘密会谈, 达成「联苏」、「双方停战」和「通商」等协议。张学良建议「蒋介石 有可能抗日」,可由「共产党在外面逼,他在里面劝,内外夹攻,才能 扭转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这时期中共所控制兵力最多不过两三万人(连同当地土共在内), 张学良则拥有十余倍于中共的兵力,而不思剿共,反而被周恩来蛊惑操 控,还协助中共在陕北立足生存,逃过被歼灭危机。其实这时张、杨两 部已完全受制于中共了,成了「以大事小」不对称局面。若张、杨有心
剿共,不要说不会有「西安事变」,极其可能,中共从此被歼灭,国共 历史势将彻底改写。
十月,中共派驻杨虎城部代表王炳南(一九二八年即打入杨部,被 杨派赴日、德留学,抗战胜利后任毛泽东秘书。中共建政后,曾任外交 部副部长),赴上海会见张学良,沟通杨、张二人关系。中共遂即在同 月成立「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专责国府地区的隐蔽斗争(即情报) 工作。由周恩来任书记,张浩(本名林育英,林彪堂兄)任副书记。
由于中共对张、杨两部统战工作的成功,终于导致一九三六年十二 月十二日的「西安事变」发生。而中共趁机利用事变之初,张学良的
「东北军」紧急将部队南调,防范「中央军」讨伐之时机,乘虚进占延 安,并于次年二月,将中共中央迁入延安。
其实,早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中共中央红军开始「长窜」之前八个 月,中共己派遣特务潘文郁,以化名「潘玉华」打进张学良身边,担任 张的机要秘书。潘文郁,一九二五年加入共党,派赴苏联入中山大学留 学。一九二八年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秘书长,同年中共「六大」 在莫斯科召开,潘文郁担任周恩来的俄文翻译。年底中共将其调至上 海,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和《红旗日报》及《布尔什维克》杂志主编, 参与筹建「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一年七月潘文郁在北平被捕,登报 声明脱离共党获释,进入北京大学任教,并翻译马克思《资本论》之中 文本。同时与妻子廖素丹参与中共「北京特科」地下工作,他经人介绍 认识张学良,向张学良详细的解说中共情况,给张留下深刻印象。
一九三四年一月,张学良自欧考察回国,出任武汉「剿匪司令部」 副司令,他在司令部内成立一个「机要组」,任命潘文郁为中校机要秘 书,并为他讲解《资本论》。这时正是国军第五次剿共时期,潘文郁利 用张学良之信任和职务之利,积极为中共搜集情报。他将「剿总」军事 行动机密,及时传递给「北京特科」转送中共中央。所以,第五次国军
「围剿」初期,共军常能及时摆脱险境。十月,共军决定「长窜」,潘
文郁再将国军围剿共军兵力部署和军事行动等机密文件,因迫于时间急 迫,来不及抄写,直接将国军剿共文件之原件,密交中共「北京特 科」。十一月「北京特科」被「军统局」侦破,搜出「剿总」剿共军事 机密原件,潘文郁身分因而暴露被捕,判处死刑。
张学良在潘文郁被捕后,仍多方设法庇护,但因证据确凿,只得依 法处置潘某。张学良从初识潘文郁起,已知他是共产党员,出任「剿
总」副司令后,不但任用潘文郁为机要秘书,还跟着潘学习共产理论, 不难想象张学良当时思想左倾之严重。因此,自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窜 抵陜北后,张学良虽拥有绝对优势兵力,却未尽责确实剿共,反而在一 九三六年被中共统战成功,受中共唆使发动了「西安事变」,实际一切 都是有迹可循,但国家命运已彻底改变。
中共红军在国军第五次围剿时,能顺利脱离国军之追剿,潘文郁功 不可没,事实上等于挽救中共中央和红军被歼灭危机。一九四九年中共 攻占武汉后,周恩来曾亲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文郁的家 属,作为「烈属」对待。但周恩来保护不了潘文郁的亲属,潘的「牺 牲」反而祸延家人。「文革」时,潘文郁的亲人被扣上「叛徒」家属的 大帽子,潘弟潘薪传被红卫兵严刑拷打,愤而投江自杀;从军的潘文郁 两个儿子被勒令退伍转业;潘妻廖素丹身心交瘁,忧愤成疾,病逝于
「文革」结束前。潘薪传、廖素丹都曾参与「北京特科」地下工作,潘 文郁渗透张学良司令部期间,携回之大量国军机密军事情报文件,都由 廖素丹抄写,交「北京特科」交通员携回;潘薪传也在「特科」担任交 通,传递情报。两人都对中共有过汗马功劳,却逃不过「文革」残酷斗 争。「文革」浩劫结束后,幸存下来的「北京特科」人员向中共中央申 诉潘文郁的情况。中共相关单位却完全不顾周恩来曾有潘文郁的家属为
「烈属」之指示在前,竟然用了七年时间清查,才在潘文郁死后五十三 年,证实潘文郁的「壮烈经历」,于一九八八年五月追认为「革命烈 士」,这时中共已建政三十九年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抗日战争暴发,中共为了强化对国府 和日本之情报工作,于十二月将「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改称为「中央 敌区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主任。十二月,中共又为加强对情 报、保卫工作的领导,在党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统管全 党的情治工作,仍由周恩来任主任。一九三八年「中央敌区工作委员 会」由康生接替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
康生是在「顾顺章事件」后,中共「中央特科」于一九三一年四 月,改由康生和陈云、潘汉年三人组成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陈 云为负责人。一九三二年,陈云调离后,康生就成了「中央特科」的实 际负责人,在他领导下,「红队」在上海暗杀了「一批」中共「叛党」 和「脱党」分子,养成了康生「嗜血」恶习,终其一生,都以迫害异 己,残杀无辜为乐。
一九三三年夏,康生也无法立足上海,转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
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了王明副手,并学习苏联特务组织「克格勃」 的特工技术。一九三七年,康生自苏回国,抵达延安,才与毛泽东首次 见面。这时毛泽东尚未掌握绝对权力,在政治局仍受制于斯大林所信任 的王明。但康生善于观察政治风向,看出王明决非毛泽东斗争的对手, 于是背叛了王明,投靠毛泽东。尤其一九三八年,康生力排众议,全力 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中共中央高干几乎都反对),从此获得毛之 信任,因而能够继周恩来之后,接掌「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成了延 安炙手可热的红人,并以「中共的捷尔任斯基」自居,塑造了他的恐怖 形象。
一九三八年春,中共又在中央成立「中央保卫委员会」,康生任主 任。但「保卫委员会」只维持了一年稍多,中共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将
「保卫委员会」改编为「中央社会部」。
康生终其一生都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一位研究毛、康关系的 中共学者高华说:「以毛之多疑善变,对属下一向猜忌、防范的性格而 论,和毛毫无历史渊源,又无战功和长征经历的康生,能长期获毛的信 任是极其罕见的,其主要原因乃是毛、康关系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毛与 其它中共领导人的关系。毛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的关系,从本质上 说,主要是一种政治盟友的关系,而康生之于毛,则犹如家臣。康生对 毛泽东的绝对效忠和人身依附,使毛可以轻而易举将康生与其它政治局 委员区别开来。对于毛,康生曲意奉承,揣摩迎合,善于体会某些难言 之隐而主动为主人分忧;康生又能雷历风行,坚决贯彻主人意志而不畏 毛以外的任何中共元老,实在是为人主者手中须臾不可离身的一把利 剑。」这段对毛、康关系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
02 国共二次合作期间 中共先后组建三个情报 机构
一、抗日战争爆发 成立中央社会部专责抓国特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变」和一九三七年七月的「芦沟桥事 变」,不但挽救了中共极可能被剿灭的危机,并且促成了国共第二次的 合作。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的「洛川会议」和九月对部队讲话时, 明确指示:抗战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要「保存与扩大自己」,策略 是「七分发展实力,二分应付政府,一分对抗日本」。因此中共策定了 四大运动:「百万扩军运动」、「百万扩党运动」、「千万囤粮运动」 和「万万积金运动」。
在毛泽东壮大发展的策略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能 量,已不足以应付中共的扩张策略。尤其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通 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确定「容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 矛头指向中共之际。中共中央迅即在次(二)月决定成立「中央社会 部」(简称「中社部」)以因应,对外仍称「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
中共在《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指令中说:「目前日寇、汉奸及 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 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 中共表面上似乎只在成立一种内卫式保护组织,实际上是将「中央特别 工作委员会」和「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两个机构合并为「中央社会 部」,成为一个兼具情报和保卫工作的特务机构。
「中社部」的任务有五:「一、有系统地与汉奸、敌探作斗争,防 止他们混入党的内部,保证党的政治、军事任务的执行和组织的巩固; 二、有计划的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 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 自己;三、收集敌探、汉奸、奸细活动之具体材料和事实教育同志,提 高同志的警觉性;四、管理机要部门的工作,保障保密工作的执行; 五、经常选择和教育可以作此种工作之干部」。
「中社部」于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由康生担任部 长,潘汉年、叶剑英、孔原等三人为副部长,李克农后也担任了副部 长。实际上「中社部」与「陜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是两块招牌一个机 构,说明了「中社部」人员系由中共长期从事情报和保卫工作的老特务 组成,负责领导中共各根据地和敌(白)区的情报和保卫工作。
「中社部」总部设在「枣园西村」,位于延安城西北八公里处,原 是一家地主的庄园,「中社部」进驻后改名为「延园」,共产国际远东 情报局驻延安联络小组也设在此。「中社部」的核心组织为一局(组 织、人事)、二局(情报)、三局(反间)、四局(情报分析)、五局
(特工训练)等五个局(或称「室」),以及两个直属部门:保卫部和 执行部。
特务训练机构主要为「枣园训练班」,中共建政后曾担任「中央调 查部」部长的罗青长和「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都是该班毕业的特务。 另外还设有「陕北公学」和「西北公学」,培训特务和肃反干部,特工 人员毕业后大多派往沦陷区和国统区进行秘密工作。中共现已将「枣 围」旧址修复,作为「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
「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另在延安城南的七里铺开办「情报侦察 干部训练班」,学员多属知识分子,培训后派往敌区(指国统区和沦陷 区)工作的特务人员,先后办了八期,中共夸称七里铺为共产党情报保 卫人员的「黄埔军校」,当知其重要性。「保安处」还有一处「三十里 铺训练班」,学员则是选训陕北本地干部,培训后在边区从事公开保安 工作。
「中社部」成立后中共又相继在西北局、华中局、北方局、山东中 央分局、晋绥中央分局、晋察冀中央分局等地各「统治区」设置「社会 部」,即使在重庆的「国统区」的「南方局」也在一九四○年十月设置
「社会部」,由搏古(本名秦邦宪,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遵义会议」前之中共总书记)任部长。
「南方局」是周恩来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在重庆成立的秘密组织,并 担任书记,负责领导驻重庆、桂林、长沙、广州(后移至韶关)、贵 阳、香港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南方「国统区」、日伪占领区,包 括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 和香港、澳门等地区的地下组织。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将在「国统区」身分暴露的党 员撤回延安,重新调整党的地下组织,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 社等公开机构作为第一线;以一般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将「广大华 行」等商业掩护机构作为第三线。第三线机构平时不用,保持极端秘密 状态,以备一旦情势恶化,一、二线遭到破坏,第三线组织仍能保存下 来继续工作。
毛泽东虽信任并重用康生,但仍有相当防范,他禁止康生插手他与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业务,而指定由任弼时负责联系事宜,往 来电报之俄文翻译员亦由任弼时的秘书师哲担任,任、师二人虽属「中 社部」人员,康生却不敢干预或向二人探听机密。
「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于一九三九年因病赴香港治疗,留在当地 开展特务工作。愈后转赴上海,发展地下组织,组建「华南情报局」, 领导上海、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工作。潘汉年在上海时,于一九四○ 年经过中共中央的核准与汪伪政权「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 建立情报合作关系,由「七十六号」掩护中共在沪的组织和活动,共同 侦查打击国府「军统局」在上海的秘密组织。潘汉年甚至住进李士群家 中,并经由李士群安排见过汪精卫。
此外,潘汉年也奉到中共中央命令与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 大佐会面,达成日军与新四军和平共存,互不侵犯的共识。毛泽东还同 意潘汉年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特务岩井英一会面,达成情报交流合作协 议。潘汉年答应协助「岩井公馆」(专门搜集重庆、英美情报的日本特 务单位)在香港搜集国府情资。此后,潘汉年定期向日方汇报重庆、国 军和英美等国盟军情报,同时把日方提供之情报原始电报传回延安。一 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攻占香港,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员得到日方 协助核发特别通行证,移往上海。
一九四三年九月,「军统」人员毛庆祥(中将)呈给国府电报称:
「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 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军作战之兵力,现汪精卫正替日本拉拢八路军毛 泽东代表,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 军领袖见面,东条(东条英机,日首相,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二战后 被盟国以甲级战犯处以绞刑)认为此举是与日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 动」。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增兵五十万,准备进攻国军的作战计划, 日方事先通知潘汉年,让共军避开日军作战地区,得以保存了实力,国 军则损失惨重。
日本战败后,岩井英一在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中共特务 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 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文革时毛泽东完全否认知悉潘汉年与日本 和汪伪政权合作情形,批判他为内奸。周恩来「惧毛成疾」,明知其受 冤,也不敢为之澄清,反而落井下石,致潘汉年惨遭揪斗,判处「无期 徒刑」,永久开除中国共产党籍。一九七七年,潘汉年受尽折磨,病逝 于劳改农场。尽管潘汉年在抗战期间对中共有重大贡献,但他却舍弃民 族正义,甘愿为日寇充当汉奸走狗,牺牲同胞生命,冷眼看日军侵略国 土,其被毛泽东狠斗致死,也是罪有应得。
一九四○年八月,「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与「中央社会部」合署 办公,对外仍采用「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名义。实则「中央敌区工作 委员会」是上级领导机构,由周恩来当主任,副主任由「中社部」部长 康生担任。为了开展工作,中共中央于九月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 工作的通知》指示:「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领导与推动 整个敌后城市工作,「以重庆为推进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以延安 为推进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在中央局、分局及邻近敌区的区 党委也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除主持工作外,须有专门人员负责研究 工作与搜集,培养派遣到敌后工作的干部。」
这时正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期间,中共叛乱心态依然如故,将政府 区与日本占领的「沦陷区」视为同等的「敌区」,所以抗战一胜利,中 共即发动叛变,就不足为奇了。
二、毛泽东为固权 亲自兼任中共中央调查局长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指示皖南新四军遵守「向南巩固,向东作战, 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坚持「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 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 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因此国共军队间冲突不断,最终导致一九四 一年元月的「皖南事变」。
一九四○年十月,国府军事委员会命令非法在皖南活动的中共新四 军必须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回到黄河旧河道以北之政府所划定之活动地 区。但被中共严词拒绝,仅答应将皖南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实际则是 借故拖延不撤。中共甚至于十一月下旬指示苏北新四军军攻击国军韩德 勤部,国府担心皖南新四军与苏北共军会合后再打韩部,因而拒绝皖南
新四军从皖南东进,再从苏南渡长江北上的方案,指令皖南新四军必须 直接自安徽境内渡江北上,但同意延长期限至年底。然而中共仍拒不执 行国府命令,坚持东进自苏南北渡的路线。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已超 过期限四天),皖南新四军九千余人突向南移动,围攻国军第四十师, 袭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企图突破国军防区后,东进苏南。经国 军反击,激战七昼夜,新四军被歼灭,军长叶挺被俘,交付军法审判, 此即所谓「皖南事变」。
「军统」渗透延安之著名间谍沈之岳(化名李国栋、沈辉),在一 九三九年,奉中共指派随新四军军长叶挺赴皖南收编散兵和地方游击 队。「皖南事变」后多年,中共才知道是沈之岳提供了「军统」相关情 报,导致皖南新四军之覆灭。中共记取「皖南事变」之教训,认为要预 防遭受袭击,必须预先掌握「敌情」,并加强反特肃反工作。
沈之岳,一九一三年出生于浙江省仙居县,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和 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沈之岳在上海期间曾进入浦东煤炭公司当工人,积 极参与和领导工人运动,因而受到「军统」局长戴笠的注意,说服沈之 岳参加「军统」情报工作。一九三八年春,戴笠指示沈之岳先打入中共 驻上海组织,再设法进入延安,潜伏到共党组织的心脏搜集情报,由戴 笠直接单线秘密领导。
沈之岳在一九八三年一月在台接受媒体专访时说:他打入中共上海 组织后,向中共申请进入延安「红军大学」(后改名抗日军政大学,简 称「抗大」),很快得到批准,并接到军委主席毛泽东和总书记张闻天 署名的电报,命他到西安见叶剑英,由叶剑英派人送他到延安。沈之岳 心里纳闷:西安是东北军和西北军剿共总部的所在地,叶剑英怎么如此 大胆,在虎穴会见他?等沈之岳到了西安,这才知道西北军部队已和中 共合作无间(沈之岳是在西北军司令部内见到叶剑英),把国府拨给西 北军的物资和粮食,供给延安使用。
沈之岳化名沈辉,进入「抗大」第二期,在校期间学习积极,见解 有深度,受到「中社部」部长康生的赏识,誉为「国统区」到延安的青 年表率,当面向「抗大」教育长罗瑞卿表扬沈之岳,因此沈之岳在「抗 大」时,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戴雨农先生全集》透露:沈之岳 毕业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中校参谋,分配到中央机关担任收发工作,并 曾做过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发布的若干重要文件以及其他重要情 报,都被沈之岳秘密传递到重庆。毛泽东发表的一分抗日、两分应付、 七分发展、游而不击的战略就是由沈之岳所做的会议记录。记者询问沈
之岳:延安距重庆何止千里,共党组织如此严密,怎样传递情报呢?沈 之岳说,一位老头经常在延安城里携带一只缺嘴茶壶卖油茶,负责他的 情报传递。
一九三八年,中共「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发现,在延安宝塔山下面 的古寺里有一个僧人行迹可疑,常和一个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边区保 安处」立即逮捕该僧人,查出这个僧人是「军统」派往延安的特工,名 叫孟知荃,已秘密潜伏延安两年。「边区保安处」随即又逮捕和孟知荃 接头的杂货店老板以及同伙。其中一名「国特」供出,「军统」已派了 一个特务潜入延安(他不知即沈之岳)。「边区保安处」全面出动,并 发动群众展开地毯式搜索,经过一年多调查,毫无线索。
国府军事委员会前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曾对中共收编之江南共党游击 队,发布为国军新编第四军,并核准叶挺和项英为正副军长。翌年一 月,中共在南昌成立新四军军部。沈之岳表示,他长期潜伏在中共地 区,共党不仅没有怀疑他,并且非常信任他。一九三九年毛泽东派他到 浙江「国统区」新四军第三支队,协助在闽浙赣边区收编过去红军的
「散兵余党」,并负责军中与民间的组训工作。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 南事变」,叶挺被国军俘虏,项英在逃亡途中被叛徒暗杀,新四军番号 被取消。对此事,国府证实:「是因为共党军事密谋外泄于中国国民党 的缘故。也正是沈之岳预先布置在新四军内部的秘密组织,所发生的作 用。」台湾知名学者徐宗懋说:「一些史学家认为,皖南事变中就是沈 之岳将新四军动向的情报传递给戴笠的。沈之岳在皖南事变中活动频 繁,也曾露出马脚,但由于他十分机灵,没有留下把柄。」
沈之岳透露:一次,他推荐的敌后工作人员不慎暴露了身份,他被 迫返回重庆。事实上他离开延安时,身份并没有暴露。一九四一年冬天 在戴笠引荐下,蒋介石曾单独召见了沈之岳,嘉勉有加。据「军统」被 俘投共叛将沈醉回忆说:「据说沈之岳去过延安两三次,他当时在军统 中很受戴笠和郑介民、毛人凤等的重视」。沈醉在「军统」内是高阶领 导干部,他也只能对沈之岳渗透延安工作用「据说」两字,足证戴笠当 时对延安的渗透如何隐密。
一九四三年,「军统」成立「东南特侦站」,沈之岳任站长,并兼 任「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沈之岳从后台走到前台,中 共才得知他为「军统」特工。沈之岳从一九三三年被戴笠说服吸收工 作,到一九四一年冬回到重庆,深入中共组织及中央核心历时九年。曾 与沈之岳共事的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爱萍,对沈之岳有过如下评
述:「(沈辉)九年共产党员资历当中,七年是模范党员。他个性跟周 总理很像,内敛、温柔而含蓄。」(曹佐才《国民党第二代谍王沈之 岳》)。
「皖南事变」后不久,毛泽东于一九四一年五月为彻底整肃「洋 共」王明(出身俄罗斯中山大学,斯大林原属意王明领导中共),发起
「整风运动」,批判王明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由于王明曾 批评毛泽东为「土共」,讥讽他不懂马列主义,也不了解共产国际的发 展,不足以领导中共。刺激了毛泽东为了摆脱「土共」无知形象,他必 须多了解国际和国内情况。
毛泽东这时已逐步取得中共党政军的大权,但在机要、情报和保卫 系统方面,仍由周恩来负责领导,对他存在极大威胁。早在一九三五 年,毛泽东就开始采取行动蚕食周恩来的机要情报工作权力,如派他的 秘书王首道接管中央军委机要科,不久又接替邓发担任「政治保卫局」 局长。这年十月成立的「西北政府保卫局」,也受王首道之节制。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窜抵陜北后,毛泽东为加紧夺取机要大 权,将原集中于中央军委的机要科一分为三,分别组成中央秘书处机要 科(负责党务机要电讯)、中央军委机要科(负责军事机要电讯),和 方面军保卫局(即西北政府保卫局)机要科(负负责情报系统电讯和秘 密电台管理),形成三足鼎立的机要情报系统,统归由王首道领导,而 王首道对毛泽东绝对服从,深受毛之信任。毛泽东为了更彻底控制中共 的机要情报系统,又将他的老部属曾三调入中央秘书处机要科,配合王 首道掌握党的机要工作。正在此时,原负责中央机要电讯的周恩来妻子 邓颖超因病赴北京治疗,正式脱离机要情报工作。一九四二年四月,毛 泽东又将中央秘书处、中央军委和「中社部」(原方面军保卫局)的三 个机要科合并为「中央机要局」,由康生兼任局长,从此中共机要情报 工作完全落入毛泽东手中。
一九四一年时,毛泽东权力渐趋稳固,但他未因此而满足,为了进 一步巩固领导地位,夺取情报和保卫工作的权力,就在这年七月成立了
「中央调查研究局」,亲自兼任局长。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担任的
情报机构首长职位,另由任弼时(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刚于一九四○ 年三月从共产国际调回国)为副局长。
「中央调查研究局」内设「调查局」(即中央情报部,负责调查敌 我友各方的军政情报,着重战略情报和相关研究)、政治研究室(负责
中国政界各方面的研究),和党务研究室(负责「根据地」的政策研 究)三个部门,调查与研究范围扩及国内外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和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
八月份,中共中央通过毛泽东起草之《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文 件,更突显了他内心急于奠定他领导地位之野心。毛泽东在文件中说:
「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仍 然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 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 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 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 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 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 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 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
「调查局」又在「晋察豫边区」设立「第一分局」,负责搜集日 本、满洲和华北地区材料;在香港设「第二分局」,负责搜集欧、美、 日本地区,和华中、华南沦陷区的材料;在重庆设「第三分局」,由周 恩来的「南方局」负责搜集国民党及大后方之材料;在延安设「第四分 局」,负责搜集西北各省材料,下设调查处,和军事、边区、友区、少 数民族等四个研究室。
毛泽东还亲自兼任「政治研究室」主任,并在其下设置中国政治、 中国经济、敌伪(含日本、沦陷区、其他被日本侵略地区),和国际
(含苏联、欧美、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四个研究组。
「党务研究室」由任弼时兼任主任,下设根据地(也由任兼组 长)、大后方、敌占区和海外四个研究组。
毛泽东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的目的,并非只是对国内外政经心 军情况的调查研究,实质上也是为尔后叛乱和夺取政权后的政治与阶级 斗争预作准备。看看他在《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指示收集材料和研 究的具体方法之内容,即可见端倪。他的指导共有七项:
(一)收集敌、我、友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 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
(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 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 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 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确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
(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 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 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 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调查。
(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
(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 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农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 友党县以上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 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 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 地委和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 种人员的照片。
(六)个别口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 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 属之。
(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毛泽东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对中共情报特工组织而言,被视
为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标志着中共情报工作由获取警报
性、保卫性情报为主,向以军政战略情报搜集为主的重大战略转变」。 即使时至今日,中共情报机构仍遵循不背,自国府开放大陆旅游探亲和 经商留学之后,赴大陆的退休公务人员、退伍军人,特别是情治单位离 退人员,中共国安系统的特务都会想尽办法约谈或访谈,乃至不惜以非 法手段强制谈话,以搜集台湾各类情报,即导因于此。
一九四三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 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把王明彻底排挤出中央领导阶层,
「中央社会部」也由其亲信康生掌握,毛泽东确实达成了「定于一尊」 之目的。毛泽东成立的「中央调查研究局」,虽只维持了两年,但已无
存在必要,故于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通过撤销,将「政治」和「党 务」两研究室划拨「中央办公厅」,另再成立一个短小精干的「中央研 究局」,由刘少奇任局长,功能已不大。
三、设中央情报部 统一党政军的战略情报机关
毛泽东在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之后,为确实掌握情治大权,于 一九四一年九月,再增设「中央情报部」。「中央情报部」是在原「中 央社会部」的基础上,与军委总参二局和一局的二处(敌伪军处)、三 处(友军处)合并组成,作为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 机构,这是中共正式将「调查研究」和「情报工作」两者予以结合,成 立之专责战略情报工作的机构,仍由「中央调查研究局」领导。「中情 部」成立后,中共自夸「标志中共情报工作的战略自觉,坚决实现由防 转攻」,「以往都是一个机构兼管情报和保卫工作,现在第一次成立专 门负责战略情报工作的机构。这是我党情报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标志 着我党情报工作任务将实现由以保卫性情报工作为主,到以军政战略情 报为主的转变」。
事实上,「中情部」部长仍由「中社部」部长康生担任,王稼祥
(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因病未到职)、叶剑英(总参副总参谋长,不常 到中社部)和李克农(中社部副部长)三人任副部长。所以外界多认为
「中央社会部」与「中央情报部」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中共规定:原「中社部」工作,康生只管「大政方针」,以便将精 力集中于情报工作,但康生热衷的是「政治运动」搞斗争,积极参与毛 泽东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发起的以批斗「洋共」王明为主的「整风运 动」,以及尔后「抢救失足运动」和「反特斗争」。所以「中情部」的 情报实务工作,都由李克农主持。「中社部」的业务则缩小范围,只负 责指导各根据地的保卫工作,李克农在「中社部」只管日常工作,实务 由汪金祥(「中社部」办公室主任,后于一九五四年任公安部副部长, 文革时受迫害)负实际责任。因此行文时,是以「中社部」的名义指导 保卫工作,而以「中情部」的头衔指导情报工作。显示中共自「中央特 科」成立起,就将情报和保卫工作视为一体,成立「中社部」和「中情 部」,表面是两个机构,实质不变,即使到今日的「国家安全部」仍摆 脱不了这种思维。
中共赋予「中情部」的情报工作任务,分为两个方向:一是进行一
般调查工作,搜集有战略意义的公开和半公开的材料;二是进行秘密的 情报工作,搜集敌人各方面的军政机密情报。工作对象,则以日伪、国 民党、欧美国家等三个面向为主要目标,调查研究其政治、军事、党 派、人物、特务、社会等情况。
中共中央对「中情部」地下组织的部署的指导,有两个重点:一是 强调「设点、联机、结网,发展为覆盖全国的网络」,即俗称的点、 线、面的布建方式;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 机」,中共这一情报组织布建指导原则,使渗透到国府党政军机构的共 谍,能够不求立竿见影的情报工作绩效,因而减少暴露机率,并能长期 潜伏,直到一九四八、四九年,中共扩大叛乱时期,才充分发挥功能, 也是国府丢掉大陆很重要原因之一。
「中情部」下设三处四室一班,即办公处、政治处、总务处、军事 研究室(一室)、政治调查室(二室)、军事调查室(三室)、政治研 究室(四室),和干部训练班。一九四一年,陈云在延安开办「城市工 作训练班」,向「国统区」派遣大批特务。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军对占领区的中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 扫荡(潘汉年促成的是苏北新四军与日军的合作)。中共中央军委承受 重大压力,又把「中情部」军事情报部门大部分工作移回军委情报部, 抗战胜利后中共叛乱期间编入总参谋部作战部序列。
「中情部」初期的工作,接受「中央调查研究局」的领导。一九四 三年三月,「调查研究局」撤销后,改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书记处 主席正是毛泽东。同年,「中情部」和「中社部」正式合署办公,干部 统一管理,名符其实成为「两块招牌,一套机构」,毛泽东除握有党政 军大权外,也同时直接掌控情报和保卫工作的权力。
「中情部」的人事亦调整为: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下 设:秘书室、机要科、总务处,和一室(情报)、二室(锄奸和保卫工 作)、三室(军事研究)、四室(政治研究)等四个室。
因毛泽东对公开情报数据的重视,周恩来也强调「我们的原则应该 是公开调查研究工作和秘密情报工作密切结合,互相左证,两者不偏 废」,并指示:「公开情报研究工作应该成为一门科学」。因此「中情 部」专门设立一个公开情报研究部门「书报简讯社」,指导全国各地情 报组织运用各种办法搜集大量报刊杂志书籍,运往延安。中共透露这些
资料经积累汇整,和分析研究后,获得许多重要情报。如:抗战期间国 军「降日」将官名单;一九四八年中共公布之「国民党战犯」名单;中 共窃取政权前,由该社编写的平津等十余省市国府重要机构、企事业、 社团、帮会、重要人物志等数百万数据,「对解放和收管城市提供了大 量详实的材料和情报」。自此公开情报和秘密情报并重,就成为中共情 报机构情报搜集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迄今未变。
但是「中情部」在抗战期间最引以为傲的情报绩效,反而是报送苏 联的三件重要战略情报,还洋洋得意,恬不知耻的表示获得斯大林极大 的赞赏。事实这些情报却没有一件对国共抗日有益,而都是国府情报单 位所搜集后被中共特务从中窃知,并非中共特务自行搜获的原始情报。
第一件是一九四一年五月,国府驻德武官桂永清(后任海军总司 令)搜报「德军预定六月二十日前后一周内进攻苏俄」情报,中共特务 从重庆国府某要员处得知,即报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送延安转报莫斯 科,德军果然于六月二十二日对苏发动攻势,苏联因能事先获得情报做 好战备,得免灭顶。
第二件是一九四一年德苏战争爆发后,搜获日军放弃北进,改采南 进军事战略情报,报送莫斯科,使苏联得以将原驻守东线,防御日军进 攻的兵力调往西线,抵抗德军攻势。
第三件是一九四四年夏,从国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作战)获得日 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详细部署情报,转报莫斯科。因此苏联于一九四五 年八月六日,抓住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机会,于八日对日 宣战。九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后,苏军即于同日对东北日 军发起攻势,数日就全面击溃关东军经营数十年的防御体系,占领东北 和朝鲜半岛北部地区。
毛泽东在权力已巩固后,仍寝食不安,深怕国府的渗透,危及其和 中共的安全,所以在斗跨王明和取得「定于一尊」地位之后,马不停 蹄,即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将「整风运动」扩大为「抢救失足者运动」
(简称「抢救运动」),再演变成审查干部的「反特斗争」,目的无
他,就是要揪出潜伏的「国特」。从四月起到七月止的三个月内,经过
「逼、供、信」,竟然逼出了上万名「国特」。周恩来感慨的说:「他 派驻重庆工作,那里的国民党职业特务不过几千人,而延安总共三、四 万人,就挖出上万名特务,真叫人不可理解。」毛泽东也自知搞过头, 只好下令停止「抢救运动」,释放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被冤枉的「国
特」,但被屈打成招或栽赃陷害为「国特」,和已被冤杀或被逼自杀, 有冤难伸的,大约也有数百上千人了。这些「国特」指的就是「军统」 和「中统」的特工人员,而负责这项「抢救运动」抓「国特」的刽子手 就是康生和「中央社会部」,康生因搞「抢救运动」搞得声名狼藉,积 怨甚多,在中共「七大」之后开始失势,又因为他在延安骑马摔伤脑神 经,久病未愈,一九四六年底不得不离开延安到晋绥搞土改,「中社 部」和「中情部」就由李克农接任部长。
笔者于二十世纪六○年代初进国府前「情报局」(抗战胜利后「军 统局」更名为「保密局」,迁台后再更名为「情报局」)时,即听到许 多高阶资深前辈说:「戴笠在中共内部布建的高级内线,大多是他亲自 吸收派遣,一律单线联络,也只有他指定的居间人能够联系,并直接对 他负责,而且这些人并非自军统现职情报员中遴选派遣,沈之岳就是一 个例子。所以戴笠空难殉职后,他布建在中共组织内的谍员几乎都失 联。」
据蒋介石贴身侍从翁元口述历史《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日子》一书中 说:「戴笠领导军统局时,讲究单线领导,所以他的意外死亡,军统局 内没有人能够立刻接替他的工作。他的继任者……根本搞不清楚当年戴 笠到底布了那些线。」戴笠殉国时年仅五十岁,正值壮年,他绝未想到 一场坠机意外,造成了不知多少在中共内部布置的内线,从此断线。中 共前副主席、毛泽东钦定接班人林彪,据情报界前辈说:即戴笠布署的 内线,因戴笠殉国,与国府失去联系管道,只得效忠毛泽东,从东北打 到海南,成了中共建政大功臣(请详拙作《林彪的忠与逆──九一三事 件重探》)。
另据旅美作家郑义所著〈一百个偶然演变成一个必然─论国民党为 什么败走台湾〉一文说:「戴笠殉难翌日,中共在延安举行庆祝大会, 周恩来讲话说:『戴笠之死,使我们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即使 毛泽东的好友章士钊(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一九二○年 资助过毛泽东两万大洋。一九四九年四月赴北京参与国共和谈后投共。 同年六月,章士钊致函劝说湖南省主席程潜投共。中共建政后,出任政 协和人大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身为国民党的反对派的挽联也 说:「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 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蒋介石挽联:「雄 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绩;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一九五
○年三月十七日在戴笠殉职四周年纪念会上,蒋介石更沉痛地说:「戴
雨农(戴笠字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来台湾。」
中共曾宣传说国民党特务打不进延安,事实如此吗? 一九三七年四月,周恩来准备去西安与国府谈判,途中被国军伏
击。中共承认:「敌人在延安布置了一些耳目,南门附近的『坐探』冯 长斗将情况报告了活动在南线的政治土匪(指国军)。周恩来乘坐的卡 车刚刚驶到延安与甘泉交界的劳山,遭到土匪的突然袭击。我方牺牲很 大」,「最后仅周恩来等四人徒步回到延安城外的三十里铺」。「在向 陜甘宁边区渗透的敌对势力中,有日本特务,也有国民党特务,日特、 中统、军统三股势力都把魔掌伸向了延安。」
一九三九年九月戴笠曾在离延安不远的陕西汉中开办「特训班」, 以「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名义为掩护,招训陕甘宁边区当地知 识青年。训练后遣返老家,相机报考延安中共「抗大」等学校。因而顺 利打入延安,分别渗透进入中共军委二局(军委情报部门)、陕西省 委、边区保卫部门、绥德专署、陇东专署等诸多要害部门。
一九四三年毛泽东在「反特斗争」期间,采取了「宁愿错抓错杀, 也不放过一个国特」的恐怖作法,证明当时「军统」对中共渗透之深 广,据中共公布当时光是侦破抓获「军统」的「汉中特训班」渗透延 安,潜伏的「特务」就达三十二人之多。
难怪让毛泽东对「国特」感到害怕,不惜将「反特斗争」无限扩大 化。毛泽东一生都怕国民党特务,也成了他在夺取政权后,历次政治运 动中的斗争工具,加在被他打倒的建政功臣头上,如贵为「国家主席」 的刘少奇被打倒后罪名之一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其实就是「特 务」,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判决书」中,就指控江青
「制造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如果不是毛泽东唆
使,江青敢说刘少奇是「特务」吗?。
一九四三年毛泽东的「反特斗争」中,即使曾破坏了一些「军统」 部署的特工组织,但戴笠系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空难意外死亡,以 他的刚毅个性和对情报工作的热诚与才能,在这三年中,必然会继续加 强对中共内部的布建。
一九四五年十月抗战胜利,中共为全面展开叛乱,夺取政权,特别 指示在各「中央局」、分局和「中央军委」下分别设立「国军工作
部」,专责对国军的情报和策反工作。中共对国军将领策反有三个重要 的成功案例:
第一例:郭汝槐。郭汝槐是黄埔毕业学生中被中共吸收担任内奸, 对国府伤害最大的国军将领。他是黄埔五期毕业,在国民党「清党」 后,才在一九二九年秘密加入共党,但在次年派赴日本留学期间与中共 失去联络。回国后,进入陈诚的十八军发展,受到陈诚重用,节节升 官。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中共「中社部」负责军情工作的任廉儒透 过堂弟任逖犹,以黄埔同学关系与郭汝槐联系上,交由「南方局」负责 人董必武说服郭汝槐潜伏在国军中担任内线。此后郭汝槐在陈诚保举 下,先后担任了国防部五厅(计划)和三厅(作战)厅长,他利用职务 之便,将国军的大量军事机密提供给中共。一九四八年十月,蒋介石决 定「守江必守淮」,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 与共军决战。郭汝槐将其所拟定「徐蚌会战」(中共称「淮海战役」) 的具体作战方案,在尚未下达前线国军前,已先送交中共。郭汝槐还屡 次影响蒋介石变更作战方案,放弃坚守蚌埠,改在徐州外围作战,增加 了国军在移动中被共军分割围歼的机会,导致「徐蚌会战」国军兵败如 山倒,从此一厥不振。中共称:「郭汝槐传送的军事情报,对解放战争 的胜利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徐蚌会战」后,郭汝槐仍续获得蒋介石和陈诚的器重和信任,一 九四九年七月被任命为七十二军中将军长,再升任二十二兵团司令,负 责保卫四川。十二月,郭汝槐在宜宾率部叛变,彻底破坏了蒋介石固守 大西南的计划,国府被迫退据台湾。
「徐蚌会战」被俘国军将领杜聿明早就怀疑郭汝槐的身分,但未引 起蒋介石的注意。国府迁台后,曾有报纸称:郭汝槐「为国府运筹帷幄 之中,让中共决胜千里之外」,「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 分」。
为中共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郭汝槐,在中共建政后,未受到重 用。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实行「军衔制」时,也未授予他军衔,只任命 为「川南行署」副局长级别的「交通厅长」。自此以后,他的日子只能 用「惨无天日」来形容: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被指为潜伏的国 民党特务组长,被免去厅长职务;「肃反」运动时,仍因此遭到关押审 查;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被打为右派,遭到激烈批判斗争,降
职降薪发配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文革」时,再遭残酷批斗,抄家游 街。国共内战期间被俘的国军将领,于一九五九年获释后,写了一本
《国民党将领淮海战役亲历记》,强烈透露对郭汝槐的不齿,和恨之入 骨的心态。郭汝槐在这种长期生不如死的日子里,曾否反悔背叛对自己 无比信赖的蒋介石、陈诚和战友?即使有之,也悔之晚矣。他在一九九 七年在重庆因车祸去世,中共仍未给予他应有的回报。
第二例:刘斐。刘斐,广西南宁讲武堂和广东西江讲武堂出身,后 赴日留学,毕业于日本陆军步兵专门学校和陆军大学。据曾任国军前新 六军军长的罗友伦将军回忆:「前国防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曾告诉他:
『刘斐是共产党,在日本念陆军大学时加入的』」。刘斐原任职桂系军 阀,并受重用,抗战爆发后转入国府军事委员会,先后出任中将作战组 长、军令部作战厅长、次长,和国防部参谋次长等要职。他以军事战略 见长,受知于蒋介石。刘斐担任参谋次长时,将他直接参与计划的第二 次国共多场战役,包括第七十四师进攻山东、豫东战役、国共三大战役 等国军军事布署,和作战计划,秘密提供中共。特别是三大战役中,共 军根据刘斐的情报,完全掌握国军战略意图和行动,因而能够避实击 虚,瓦解了拥有现代化武器的国军,断送了国府的江山。中共「人大」 前副委员长程思远(潜伏桂系地下党员)在刘斐女儿刘沉刚所撰《刘斐 将军传略》一书序言中透露:刘斐「存心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 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
一九四九年四月,代总统李宗仁派刘斐以军事顾问身份随同和谈代 表张治中等人赴北平与中共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议》。但李宗仁拒 绝签字,刘斐随即与和谈代表于四月二十四日在北平公开投共。南京陷 共后,刘斐秘密由北平经香港,于六月初潜赴广州策反李宗仁、白崇禧 未果,随即返香港与滞港的国军高级将领、军政要员等四十四人于八月 联署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宣布投共。中共 建政后,刘斐的际遇强过郭汝槐,他曾任中共「国防委员会」委员、
「政协」副主席、「人大」委员、「民革」副主席、中南水利部部长等
职。「反右」斗争时,有人批判他右倾腐化。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能 够解放全国,刘斐同志是曾经立下了大大的功劳的,因为他曾经冒了非 常大的危险,勇敢的把国民党所有的军事作战计划,通通供给了我们, 我们才能按原定计划把国民党打垮」。但在文革时,刘斐也难逃与郭汝 槐相似命运,被抄家、罚跪、毒打。其妻伍淑英被剪掉头发,只好戴上 帽子遮丑。一九八三年四月刘斐在北京逝世。
第三例:韩练成。韩练成出身西北马家军,被「授予」黄埔三期学 历,曾任蒋介石侍从参谋、国军师长、军长。他在一九四二年即与周恩 来有联系,抗战胜利后,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先后在南京和上海与周恩 来、董必武(时二人为驻南京中共代表团正副团长)见面,被策反担任 内奸。韩练成将当年十月蒋委员长在最高军事会议上指示对中共作战之 战略计划内容提供中共,并透露将率整编第四十六师自华南北上山东莱 芜一线。董必武指示韩练成:「掌握好部队,伺机配合解放军行动」, 并交付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秘密联系办法。韩练成率部北上后,与陈毅 部取得联系,并安置中共秘密联络人进入部队中。
国军第四十六师(美式装备),为李仙洲兵团主力之一。一九四七 年一月,国军与中共华东野战军于沂蒙山区爆发「莱芜战役」。战前, 华东野战军指示韩练成于阵前「率部起义」,但因战况瞬息万变,韩练 成无法阵前倒戈,于是照共军指示之备案,突率师部十二名亲信领导干 部擅离指挥岗位,顿使第四十六师陷入群龙无首之混乱局面,士兵奔 逃,彻底打乱了李仙洲的作战计划,导致国军全线动摇。共军抓住战 机,迅速出击,不过数小时,国军溃败,李仙洲等二十一位将领被俘。
「莱芜战役」后,韩练成受中共指示返回南京。他欺骗蒋介石说: 系乔装平民、趁乱逃出共军包围圈,经青岛回到南京。不但未引起蒋介 石的怀疑,还称赞他是「莱芜战役唯一生还的英雄」。
一九四七年三月,韩练成调任国府参军处任参军,参与蒋介石的军 事机要。下旬,国军吸取「莱芜战役」教训,集中六十余万国军,进逼 华东解放军。五月十三日「华野」以奔袭手段,切断张灵甫将军的整编 七十四师(美式装备)与周边部队的联系。张部进占孟良崮山头,固守 待命转移。韩练成却在关键时刻对蒋介石说:「共军善打运动战,我们 在鲁南(莱芜)就是在运动战中吃的亏。」蒋介石乃命令七十四师坚守 待援,藉以吸住共军,由国军自外围反包围共军,以歼灭共军陈毅部之 主力。陈毅因有韩练成提供之情报,于是集中九个主力纵队共二十万兵 力,以四个纵队阻挡约四十万国军的反包围,另五个纵队以优势兵力, 倾全力围攻七十四师。七十四师血战三昼夜后被歼灭,华东野战军攻占 孟良崮主峰,张灵甫将军阵亡殉职。此即著名「孟良崮战役」。
「莱芜战役」后,整编四十六师有位团长逃回,和一位「华野」团 级干部投诚,都提出韩练成在莱芜战场的可疑之处。杜聿明因而向蒋介 石报告:「如果韩练成不是共产党倒还罢了;如果是,那咱的计划、战 报都在他皮包里,他又天天跟在校长(指蒋介石)左右,这个仗咋个打
法?」但蒋介石认为杜聿明告状,是因杜韩二人不和,故未听信,亦未 追查。一九四九年初,韩练成与中共电台通讯的密码,被「保密局」侦 获破解,但尚未采取逮捕行动,却被张治中(国共和谈国军代表,投共 叛将)获悉,抢先秘密安排韩练成前往香港,顺利脱逃。
后来毛泽东在北京对韩练成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 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 啊!」一九五五年,毛泽东授予韩练成共军中将军衔。国民党党史一位 专家即抨击韩练成是「导致神卅陆沉的军事共谍」。
四、渗透胡宗南部 中共中央因后三杰幸免被歼
一九二八年,周恩来赴苏接受「契卡」特工训练,将「契卡」的三 大任务:「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筹款、制裁叛徒」,照搬回来,成 了中共「中央特科」的任务。
一九三八年后,毛泽东虽已夺得机要、情报和保卫工作权力,但因 周恩来在毛与王明斗争时,支持了毛泽东,而且周恩来有丰富的情报和 统战工作经验,在「中社部」、「中情部」中仍有大批与周恩来关系密 切的特工干部,如李克农、潘汉年等人,所以毛泽东仍让周恩来分管和 领导「国统区」的特务工作。抗战时期,周恩来曾以中共代表身分派驻 重庆,主持「南方局」,仍秘密负责对国府的渗透和情报搜集。
在这时期,他对中共情报工作的指导,已不同于「特科」时期,开 始比较细腻,层次也逐渐提高,譬如:
(一)将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相结合。周恩来认为选择对蒋介石不 满的中上层国民党党员和社会各界人士进行统战,是获取情报重要的来 源之一,也为情报工作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他提出情报人员要 广交朋友,「以统战带动情报」、「寓情报于统战中」。周恩来强调这 是中共有别于国民党情报工作之处。所谓「统战」照中共的解释是「为 了反对主要敌人,同其他革命阶级、革命政党和团体,以及一切可能团 结的力量结成的联盟」。过去国民党不懂「统战」,往往容不下异议, 常把朋友变成了敌人,让中共检了便宜。
但是在戴笠领导下的「军统」,却恰恰相反,他不但能容人,而且 会团结敌人内部的人,成为己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毛泽东的亲表 弟、老共产党员文强将军,戴笠能够礼贤下士,亲自拜访,说服他参加
军统工作,后官至中将。再如中共创党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 焘,因被毛泽东排挤,脱离中共后,受戴笠重用,从事对中共情势研究 和策反中共干部工作。所以在「军统」到后来的「保密局」、「情报 局」,有不少重要干部,都是高阶中共投诚人员,如中共「台湾工委 会」负责人蔡孝干和其重要部属多人。只是戴笠没用「统战」一辞,但 作法则超越了中共「统战」所局限的「团结」和「联盟」狭窄范围,更 以「同志」相待,不分彼此。
然而中共确实将统战和策反工作紧密结合一起,称为「统战策反」 工作,并成为中共情报机构重要的任务,此所以中共中央将「统战部」 归属于情报机构。而且自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中共即设法尽可能与国 军将领保持秘密联系,并通过各种管道策动这些将领投共,提供国军作 战情报,和在阵前叛变等,使国军在一九四八、四九年时,蒙受重大伤 害,军事节节失利。
时至今日,中共将统战与情报(策反)工作结合的思想,仍然不 变,但当前对台情报工作,「统战」成分少了,大多数被中共情报机构 吸收的「共谍」几乎都是被威胁、利诱所迫受到利用,中共从来不信任 这些人。
(二)周恩来非常强调交朋友的重要,他说「情报工作要通过交朋 友,通过往来谈话做工作;要建立据点,建立关系,深入社会;要见缝 插针,做串门子的生意;扩大了团结的基础,即扩大了工作开展的可 能」。他并举在重庆时工作经验:「我在重庆时还不时做情报工作,我 经常到蒋介石、冯玉祥、贺耀祖(上将,国府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 处主任,一九四九年投共)家」。蒋介石日理万机,内心坚决反共,没 有可能与周恩来经常见面,更何况是允许他去官邸,周恩来显然是自我 脸上贴金,夸大其词。
广交有用的朋友,并保持交往,的确是开展情报工作触角,搜集情 报,和吸收工作人员,拓展组织的重要手段。周恩来只要谈到情报工 作,他都会强调「交朋友」的重要性。
(三)周恩来要求情工人员要做到「三勤」和「三化」两原则。所 谓「三勤」是「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是「职业化、社会 化、合法化」,重心是「职业化」,周恩来认为在「国统区」,情工人 员如果没有职业掩护,不可能做到社会化、合法化,更不用说长期埋 伏,搜集党所需要的情报。周恩来的「三勤」和「三化」,确实是做为
一个情工人员的基本素养,这也是世界各国情报机构培养情报员的基础 课题。
(四)周恩来为鼓励中共特工人员打进「敌人内部」,常说「不入 虎穴,焉得虎子」。以情报工作术语来说,就是建立内线,其手段不外
「拉出来」和「打进去」,在抗战期间,国府党政军人事制度不健全
(甚至可说是无制度),只要有人事关系就可轻易进入国府党政军组 织,因此中共特务渗透打进国府各类组织,轻而易举。
(五)三教九流都可吸收参加工作,但「必须同流而不合污,入淤 泥而不染,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所谓「革命的两面政策」,是指可 利用,但不可信任,也就是要防范这些人的「反革命性」,并与之斗 争。戴笠在世时,运用全国各地著名帮会开展敌后工作,卓有成效。在 抗战期间活跃于淞沪地区敌后的「忠义救国军」中至少有一个纵队,即 由不满日本侵华之上海帮会人士组成,曾给予日军重创。青帮领袖杜月 笙甚至是「军统」少将,对「军统」在上海谍报工作协助颇多。政府撤 台后,前「保密局」和「情报局」也曾透过港澳、东南亚、日本帮会力 量开展大陆工作,贡献甚大。
可惜国府只因为「江南案」单一个案就禁止情报机构与忠贞爱国帮 会接触和运用工作,不知错失多少大陆工作机会,令人有「因噎废食」 之感,十分不智。而中共迄今仍运用港澳、东南亚和台湾本地帮会力 量,发展对台工作。中共「公安部」前部长陶驷驹就曾公开赞扬「香港 黑社会是爱国的」,香港「回归」前他曾经动用香港「三合会」等黑社 会组织,确保回归顺利。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出席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和 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夫妇访问印度尼西亚,「公安部」就曾动员印度尼西亚侨社派出的 八百名兄弟保护。一九九一年杨尚昆访问泰国,陶驷驹又通过侨团出动
「江湖弟兄」两千人保护。
(六)中共派遣特务打入国府,最重视的职位是机要职务,如前述 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杨虎城任陜西省主席 时之省府秘书长南汉宸(中共建政后首任人民银行行长,文革时受迫害 自杀)、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文革时被迫害精神失常)。抗战期 间中共续有三个特务成功的打入胡宗南部,并成了胡宗南亲信,即所谓
「后三杰」,其中一位熊向晖便是胡的机要贴身秘书。另外还有一位女
特工沈安娜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任机要速记。
抗战胜利后,中共展开全面叛乱,中共称之为「解放战争时期」,
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并领导
「中央情报部」(含中社部)工作。「城工部」统管中共党在「国统 区」的工作,名义上是帮助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发展组织,实质上是藉 吸收新党员,开拓特务人员的来源和搜集情报;「中情部」则负责国民 党党政军情报和统战策反工作。中共认为这一时期的情报工作在「周恩 来正确指导下全面铺开,取得卓越成就,可以说是发展的最高点。」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指示:「为了在国民党军队中 进行强有力的系统工作,达到战胜它的目的,中央决定在各中央局和分 局下设国军工作部,中央军委内设国军工作部,专门进行国民党军队中 的工作。」
中共从抗战前后到叛乱时期,对国府党政军的渗透,的确对国府造 成极大伤害,除前述的一些高阶将领外,中共对国府机要职务渗透的成 功,再次帮助了中共避开被国军围剿灭亡的危机,并能在叛乱期间取得 国军部署和兵力等战略情报,使国军处于不利地位。毛泽东也承认这个 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对取得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 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八年,蒋委员长派黄埔一期胡宗南将军在西北屯军,培训干 部,主要任务是「看住共产党」,因而有「西北王」之称。中共为防范 胡部,于一九三七年就设法在胡宗南身边「布下『闲棋冷子』熊向 晖」,熊向晖后来成了胡将军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将蒋介石密电 胡宗南闪击延安的时间、作战意图、进攻路线、兵力部署等均事先报告 了『中情部』」。
熊向晖于一九三六年就读清华大学时,秘密加入中共。七七事变 后,熊向晖随校疏散至湖南长沙。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被日军占 领,周恩来指示他报名参加预定派胡宗南部服务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 团」,熊把握胡宗南点名和约见时机,极力表现,获得胡赏识。董必武
(中共「一大」代表,周恩来主持情报工作的主要助手,时驻武汉共军
办事处)告诉熊向晖:「你就是周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指示 他:不要急于找「党」,在「党」未主动联系他前,绝不可离开胡部; 隐蔽中共党员身分,不发展党员,并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同流而 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一九三八年五月,胡宗南保送熊向晖入西安中央陆军官校第七分校
(陆官十五期,胡宗南为分校主任)就读,熊之父母当时逃难至四川,
经胡宗南安排移居西安,给予生活费用,并亲去探视。一九三九年三 月,熊向晖军校毕业,胡宗南即派其担任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给予充 分的信任和重用。但熊向晖从未因胡宗南对其和家属之照顾,而萌生感 恩图报之心,始终心向中共,只把胡宗南当作工作掩护工具,等待中共 派人联系。
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立足稳定后,毛泽东的秘书曾三曾到西安找过 熊向晖数次,以了解胡宗南的「政治态度」,未正式交付任务。一九四
○年夏,「中情部」派遣高阶特务王石坚到西安,建立秘密电台,负责 联系指导熊向晖工作。熊向晖在中共「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 量,以待时机」策略下,作了两年半的『闲棋冷子』,终于正式开始了 工作。
一九四三年,胡宗南已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五月「共产国 际」解散,蒋委员长密令胡宗南于六月底前完成进攻延安部署,准备收 复中共占领的「陜甘宁边区」,攻击发起日,预定为七月九日。熊向晖 透过王石坚及时将情报报告延安。当时中共在延安兵力只有一个保安团 和一个警卫团,无力抵抗国军的攻击。毛泽东在情势紧急之际,指示朱 德于七月四日致电胡宗南抗议,吁勿轻起战端。同时大肆向国内外宣 扬,呼吁停止内战。闪击延安行动,因事机泄漏而被迫取消。胡宗南虽 认为有人泄密,但未怀疑到熊向晖。
七月十日,周恩来自重庆返回延安途经西安,首次与熊向晖见面, 指示:「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滑;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 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胡宗南推荐熊向晖胞兄到蚌埠找到工作,又 再次帮助其父母迁居南京,并决定公费保送熊向晖赴美留学。一九四七 年一月,熊向晖与女友,也是中共特务谌筱华结婚,胡宗南特请蒋经国 证婚。即使在熊向晖赴美后,共谍身分已曝光,仍然要求胡宗南汇给他 生活费九百美元,胡宗南胸襟宽宏,厚待部属,照汇不误,而熊向晖依 旧不思图报。即使在后来,他将潜伏胡宗南身边工作情形,撰写成《地 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书发表,也看不出有任何对胡宗南感恩之意,还 扬扬得意成功欺骗了胡将军。
熊向晖婚后,前往江浙一带,候船赴美留学。三月初,胡宗南将他 紧急召回,告知要打延安,将《攻略延安方案》和《陕北共军兵力配 置》机密文件交其处理,责其起草收复延安后的「施政纲领」。三月三
日,熊向晖透过王石坚将进攻延安军事行动计划报告中共中央。中共因 掌握了情报,将中共中央撤出延安,避开了被歼灭危机。周恩来因而赞 叹:「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毛泽东更赞誉:
「熊向晖,一人可顶几个师」。
陈忠经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曾任学生会主席,并加入中共外围组 织「社联」。一九三七年与熊向晖,同时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 团」,也获得胡宗南的信任,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省支团书记。但 陈忠经却于一九四○年在西安秘密加入中共的特务工作,并藉三青团青 年组织负责人的身份,活跃于西安社交。陈忠经的父亲陈延晖,时任国 府军委会军令部长徐永昌之少将主任秘书,陈忠经乘其父多次陪同徐永 昌从南京到西安视导胡部机会,前往乃父下榻宾馆同住,偷抄父亲机密 文件,提供中共。
一九四○年夏,中共派王石坚赴西安工作,由陈忠经挂名董事长成 立一家「研究书店」为掩护,由王石坚任经理,建立起中共西安情报机 关,负责联系和指导熊向晖、陈忠经、申振民三人的工作。一九四四 年,陈忠经还接办了在西安颇有影响力的《新秦日报》。
陈忠经虽在抗战期间为中共效尽犬马之劳,但在文革时却被打为
「敌特」(潜伏的胡特),饱受残酷斗争,被打得遍体鳞伤,若非周恩 来在最后关头出面干预,他才没有被杀害。文革结束后平反,出任中共
「中央调查部」顾问,后升任副部长,二○○九年病逝。
申振民原为北平师大学生,「七七事变」后于一九三七年秋,随校 迁往西安,参加学生战地服务团,不久该团与「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 合并为第一军(军长胡宗南)「随军服务团」,留在胡部工作,他刻意 表现极为「反共」,而受到胡宗南重用,出任三青团西安市分团部干事 长兼书记。但他却在一九三八年五月,被中共秘密吸收,加入共产党特 务工作。抗战胜利时,申振民已升任胡宗南总司令部党政处上校参谋。
一九四○年,申振民曾协助「中情部」特务罗青长(时以八路军西 安办事处机要秘书为掩护,负责西安地下工作,中共建政后曾任中共中 央调查部长)秘密调查陜西省「三青团」的情况,并撰写《陜西省三青 团概况》调查报告,毛泽东据以作为制定对「国统区」青年统战工作政 策之重要参考数据,决定把「三青团」列为统战争取对象,而不作为打 击对象。
申振民与熊向晖、陈忠经三人在西安初期,互不知悉彼此真实身 份。直到王石坚抵西安后,熊、陈之间才建立工作关系,此后熊向晖的 情报,多数通过陈忠经传送给王石坚,熊、王会面也多在陈忠经住处。 抗战结束后,熊向晖的三姐熊友榛,经胡宗南介绍与申振民恋爱结婚, 熊向晖才知道申振民的共谍身份。
抗战胜利后,熊、陈、申的共谍身分,系在被胡宗南保送三人赴美 留学后不久,「保密局」于一九四七年十月侦破王石坚共谍案,身分才 曝光。而三人在一九四九年后,分别返回北京,受到重用,文革时也遭 受不同程度的迫害。
周恩来曾说:「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 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 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振民),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 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王石坚本名赵耀斌,一九三二年在北大加入中共,次年被捕判刑入 狱,因第二次国共合作获释,前往延安。一九四○年夏,由「中情部」 派往西安,负责领导熊向晖、陈忠经、申振民工作,并发展情报组织, 建立起以西安为中心,扩及北平、保定、沈阳,和兰州等的情报网,是 当时「中情部」布建在「国统区」最大的情报组织。王石坚在西安也成 功打入胡宗南长官部担任密电主任,并开设「研究书店」出任经理,作 为掩护和交通据点。
一九四七年九月,国府「保密局」侦听到北平一个非法电讯信号, 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后出任情报局局长兼国民党中央第二组组 长)派出具有飞檐走壁功夫的情报员段云鹏,逐屋侦查,因而侦破王石 坚布置在北平之地下电台,捕获共谍四人,和搜出大量电报底稿。四人 供出负责人王石坚身分,王石坚遂即在西安被逮捕。
王石坚被捕后,坦承为「中情部」情报人员,负责领导的华北、西 北、东北等地区情报组织,自认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 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做贡献」,并撰写《自白书》供出北平、承德、 西安、沈阳等地全部组织和五部地下电台地址、各地负责人、报务员、 译电员、交通员,和工作人员名单。「保密局」循线迅速搜捕了各地之 中共特务,共逮捕了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四十四人。但熊、陈、申三人, 则已在这年七月前,分别赴美留学,侥幸逃过被捕。
国府迁台后,王石坚随保密局来台,恢复本名赵耀斌,初担任上校 专门委员,再晋升少将,并在台结婚生子,退休后安享余年,在台病 故。赵耀斌若非政府宽大赦免其重罪,并予重用,如仍留在中共体制 内,文革时必遭迫害,尤其他年轻时曾被国府逮捕并获释,命运更是难 测。
熊向晖在就读大学时,思想就已深受中共影响,而且根深蒂固到难 以动摇,即使胡宗南对他再好,即使胡宗南爱屋及乌照顾到他的父母兄 姐,即使中共在他潜伏胡部十二年期间从未给过他一分一厘(熊承认一 九四九年自美回大陆,在天津才「第一次用党的钱」),也未能改变他 对中共的执迷。陈忠经、申振民二人也是在学生时期左倾,因而进入胡 部(同时仍继续读大学)后,很轻易的为中共吸收。在国家动荡的年 代,年轻人多不满现况,内心思变,因此理想高,而不过分计较物质需 求,结果给予中共可乘之机,以乌托邦式之远景蛊惑这些涉世未深的青 年,收效也大。这些青年只要陷了进去,就无法自拔。此所以,共产思 想自在中国宣传开来,就是以年轻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生)为对象。 熊、陈、申三人都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中共所用。也因为他们都是以
「爱国学生」进入胡部,让人难以怀疑他们的共谍身分。
另外一个重要案例,就是女共谍沈安娜成功打入国民党的中央,担 任机要纪录工作。
沈安娜中学毕业后,因家贫无力升学,于一九三四年,选择就读学 费低廉的短期中文速记学校,以利早日就业。一九三五年,她二十岁时 被中共「中央特科」吸收工作,同年打入浙江省政府任速记。沈安娜字 写的漂亮,且速记快,受到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的赏识。沈女利用担任会 议速记工作,提供「特科」不少有价值情报,因此中共特意安排她与交 通员华明之结婚,以利掩护和交通传递。
抗战军兴,朱家骅升任国民党秘书长,董必武指使沈女于一九三八 年利用朱家骅的关系,成功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当机要速 记员,并指示她「长期隐蔽埋伏下去」。也因朱家骅关系,沈安娜受到 机要处的重用,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重要会议的速记。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沈安娜奉命担任速记 员,并负责保管会议的有关文件,她将会议机密文件大量送交中共,其 中最重要的两份机密文件为《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后改为《限制共产 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办法》。毛泽东将其编入《磨擦
从何而来》的小册子广泛宣传,指责国民党是造成国共磨擦的根源。
此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全会的会议都由沈安娜担任速 记。同时还担任国民政府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最高军事会议以及 蒋委员长在中央训练团讲话的速记工作。因表现良好,后来举凡蒋委员 长主持的会议,沈安娜都是速记的不二人选。她搜集的国府重要情报, 都由其夫华明之送交驻重庆的周恩来。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间,蒋委员长连续召开两次最高军 事会议,讨论向中共「解放区进攻的军事部署、兵力调配、战区划分、 长官任免和对敌兵力」,由沈安娜负责记录。会后,沈女将其速记迅速 整理,连夜由华明之交给中共,使中共「中央能根据敌人兵力部署、进 犯顺序作相应的兵力调动」。
自一九四八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元月,中共已取得「沈阳」、「徐 蚌」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蒋总统于同年元月二十一日下野。代 总统李宗仁与中共和谈失败,中共四月渡江攻进南京,政府被迫南迁至 广州。中共指示沈安娜、华明之夫妇不必随国民党南下。二人在南京沦 陷前,偷偷离开,潜往上海,五月上海沦陷。
沈安娜潜伏国民党长达十四年,身分未曾暴露,被中共誉为「按住 蒋介石脉搏的人」。沈安娜之所以轻而易举渗透到国民党核心,主要原 因:(一)、她年仅二十岁且刚从学校毕业时,就考进浙江省政府工 作,极难让人怀疑她已是中共「中央特科」的特务;(二)、具有速记 专长,而且速度快(沈女一分钟可记录二百字),又写的一手漂亮的 字,在那个年代,这种人才必然会被重用,担任会议速记;(三)、受 到党国大老朱家骅的赏识,朱当时不但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还 兼任「中统」局长,自然受到中共重视,指使沈安娜利用朱家骅的关 系,轻易打入国民党中央,并担任机要职务。甚至透过朱家骅的信任, 进而兼任国府党政军特重大会议的速记员,接触的层次和机密更高更多 更广;(四)、中共为保护沈女身分隐密,特意安排交通员华明之与她 结婚,不必与中共驻重庆或南京特务机构直接接触,而华某亦能保持低 调,所以沈女能够潜伏国民党十四年,而身分从未被怀疑。后任职于上 海「中调部」,直到一九八三年退休。
但是,一九三九年沈安娜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两份对付中共极机 密的文件提供中共,被毛泽东公开运用攻击国民党。国民党对这样严重 的泄密事件,却毫无警觉,既未曾追查泄密管道,也未怀疑沈安娜,错
失揭开沈女共谍身分机会,岂能不败于共产党。当然,正因为朱家骅兼 任「中统」局长关系,影响到调查人员心态,不敢怀疑更不敢调查沈女 身分。所幸,在国军兵败如山倒之际,中共未指使沈安娜夫妇随国府来 台,否则对退据一隅的国府的安全,或将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一九四八年初共军转入「战略进攻」,中共急需军事地图,乃透过 地下党员华克之(原为国民党党员,一九三五年因策划刺杀蒋、汪行 动,遭政府通缉逃匿。后加入中共,从事地下工作。中共建政后,曾任 内务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受迫害入狱廿年)设法从国府国防部二厅获 得一批日军为侵华战争制作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大比例军事地图,分五 次转辗送往中共中央,中共特予表扬:「对解放战争的胜利,无疑具有 极为重要的价值」。
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八年决定,责成「中情部」负责策动国军「起 义」工作。经「中情部」策动「起义」的国军将领著名的有:湖南省主 席程潜、西康省主席暨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云南省政府主席暨云南 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和潘文华、驻湖南长沙 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和「两航起义」等叛变投共。
中共为策动程潜和陈明仁叛变,中共「华中局」社会部特派专人携 带毛泽东致程潜的电报和林彪给程、陈二人的亲笔信赴长沙,以消除二 人投共疑虑,促成二逆于一九四九年八月通电叛变;刘文辉是四川军 阀,在抗战期间已与中共有接触,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建政当月,刘文 辉即致电周恩来,请示如何配合共军入川行动,并于十二月九日公开叛 变;卢汉是经中共长期策动后,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致信毛泽东、朱 德表示反蒋决心,并派代表到北平同中共谈判,毛泽东指示卢汉于解放 军进入云南时公开「起义」,同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进军云 南的命令。卢汉即于九日软禁赴昆明负责安抚卢汉固守云南的总统资政 张群(后释放),并以张群的名义,邀集驻滇国军的两名军长、宪兵司 令、空军司令和「军统」云南站长沈醉等重要将领参加「商讨反共复国 基地建设大计」会议,全数予以扣押,同时通电叛变。沈醉被捕后立即 叛变出卖同志,向龙云出卖当日正途经昆明准备飞台的「保密局」西南 区正副区长徐远举、周养浩、经理处长郭旭和总务处长成希超等四位将 领被捕。这些被诱(逮)捕的将领后来都被龙云当作伏首称臣的礼物送 交中共。
情报人员最重视的是「忠义」两字,不但要忠于国家,还要「忠于 组织」、「忠于同志」。「义」之所在,就是不能出卖组织、出卖同
志,凡背弃「忠义」精神的叛徒,最为人不耻唾弃。沈醉出卖组织、同 志,还沾沾自喜,出书炫耀。他只是「军统」少将(局长戴笠也只是少 将),自称中将,他的人品如何?不言而喻。他出卖同志,并没有为他 换来赦免牢狱之灾,他仍被中共以战犯关押洗脑,到一九六○年底才获 特赦,还厚颜无耻要求平反为「起义将领」。
03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中共情报机构历经多次 改组
一、撤中央社会部 业务划拨政务院和中央军委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建立政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设「政 务院」综理政务,并撤销「中央社会部」(含中情部),将该部情报、 保卫工作划分为三部分,原保卫部门编成政务院「公安部」;原海外情 报工作部门编成政务院「情报总署」。这两部门工作之所以由「党」的 情报机构改为「政府」的情治机关,是因为中共认为取得政权后,国内 公安和对国外派遣特工人员已不是单纯属于「一个革命政治组织」(中 国共产党)的事,从事实和法理上都应由「政府」负责。至于「中社 部」剩下的部分,则于一九五○年十二月与中央军委「作战部」之「情 报局」和军委「二局」(技术侦察)合并成立军委「总情报部」。
「情报总署」署长为邹大鹏,原为「中社部」大连负责人,在中共 取得政权之前,向「中社部」建议对国外情报工作须及早规划准备,获 得中共中央同意,责其负责筹划,并培训外派国际之特工干部(含外籍 人士)。「情报总署」成立后,也即开展中共海外情报工作。当时该署 的任务,主要是「设法打入蒋、美、英、朝、日本特务机关内部侦察其
『敌特』活动情况、阴谋计划,和向我区派遣人员的线索等情报」。并 规定「这种派遣必须精干隐蔽,长期打算,单线领导,不要滥竽充数, 不准发展关系」。但「情报总署」只维持了不到三年,于一九五二年八 月撤销,之后中共对外情报工作集中在中央军委。
军委「总情报部」部长为李克农,下设情报(军事情报)、技术
(技术情报),和联络(政治情报,又称政情部)等三个部,归总参谋 长直接领导(有一说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总参谋总部管不到)。不过因
「这种组织形式有助于横向协调,但对于提高获得情报的能力不大」,
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也说「这种体制不顺」。「总情报 部」因此也只维持了两年多,于一九五三年二月裁撤,下辖三个部均划 归「总参谋部」建制。李克农改任副总参谋长,分管联络部工作。
这一时期,中共的情报工作仍是由周恩来负总责,他强调「只要阶 级斗争存在一天,情报工作和安全工作就十分重要」,并说「要战胜敌 人,非有情报工作不可」。这是因为在中共全面叛乱时期,对国军内部 的渗透、策反,和军事情报的搜集,是共军节节胜利的重要关键之一。
抗战胜利后,因中共全面叛乱,国府为了剿共,军费支出庞大,经 济濒临崩溃。蒋介石总统于一九四八年八月藉发行「金圆券」取代原有 法币,以挽救经济,但不到三个月财政经济即完全破产,金圆券迅速贬 值几成废纸,社会更加骚动不安。中共于是利用国民党内部分野心政 客,要求蒋总统下野,美国政府也公开在中国策动倒蒋。蒋在考虑下野 时,己准备撤出大陆,先派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把库存二百 七十七余万两黄金、一五二○万枚银元以及大量珍贵文物、档案数据等 运往台湾,并于是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召集党、政、军要员开会研究下野 文告。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蒋再下令将政府库存黄金和外汇统统密运 台湾,同日「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结束,国军溃败。一月二十 一日,蒋总统正式宣布引退。
国府的失败,与内部斗争息息相关。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总统 被迫下野,李宗仁当上代总统。李宗仁出身广西军阀,凡是军阀都视个 人利益高于一切,不但割据地方,不听令政府,动辄叛变,甚者还与中 共勾结在一起,西北军的杨虎城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所以自「军统局」 前身「特务处」成立起,搜集军阀情报一直就是「特务处」和「军统 局」的重要工作项目之一,也因此各地军阀无不视「军统局」和抗战胜 利后改组的「保密局」为眼中钉肉中刺,亟欲去之而后快。李宗仁代总 统之后,大权在握,即大幅精简「保密局」,把拥有数千人编制的情报 机构,缩减为仅有九十余人的小单位,并免去毛人凤的局长职务,由副 局长徐志道接掌局长,随李宗仁领导的中央政府南迁至广州。同年十一 月,再迁四川成都市时,继续被裁减,最后只剩十来人。
当时政局十分动荡不安,国军兵败如山倒,大好江山,沈沦在即。
「保密局」被裁减之数千情报干部不忍国家毁于一旦,因此坚持不散, 由毛人凤局长继续领导,完成了对全国潜伏组织之布建后,其余人员则 全部撤台。「保密局」在无编制、无经费,和无粮饷之下,仅靠少量同 志捐出的资遣费,仍持续进行对大陆地区的情报工作,并在友军单位
(如由保密局拨出去的国防部「技术总队」,和海军总部等)每月拨补
一些余粮来维持工作人员和眷属的日常生活。这种艰苦情形,足足维持 了一年半,直到蒋总统于一九五○年三月在台复职,六月才恢复「保密
局」编制,开始有了经费和粮饷。正因为「保密局」情报工作人员这种 忠贞不屈的爱国情操,和在极其艰困时期,仍缔造了卓越的情报工作成 果,深受蒋总统的重视,对毛人凤局长十分器重,后来予以晋任上将。
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保密局」为配合政府迁台计划,早在蒋 总统下野和李宗仁代理总统并裁减「保密局」之前,已开始在大陆各地 部署潜伏人员。光在南京地区就布置了九个工作站组和秘密电台、两个 直属通讯员,还有部分个别潜伏的情工人员。加上「中统」、「宪兵司 令部」等机构的各自布置,潜伏和滞留南京的「国特」,据中共称达到 三千三百余人。实际上这些人中,绝大部分为已离退的政府党政军人 员,被中共刻意栽赃为国民党「特务」,予以杀害或判处重刑。
在这艰难之际,国府与中共之间的情报斗争并未因此而稍歇。一九 五○年十月,中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原任「中社部」部长)给毛 泽东的《敌情》报告中提到:「反革命确实很多,除有大批的职业特务 之外,无形的反革命力量还到处大量存在」,「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 分子镇压不够,根据公安部的材料,从一九四九年一月至今年八月,约 计捕获特务二万五千零四十一人,处死者仅六百三十九人」,「重罪轻 判迟判,镇压不及时。如石家庄对十九号特务机关作恶多端的匪特首要 王钧,拖延至三年之久,最近始判死刑,该犯临刑前还在公审大会上 喊:『国民党万岁』」。
毛泽东取得政权后,一如历代建国君王,想尽办法屠杀前朝「余 孽」。一九五○年六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中 肯定「镇压」反革命的极端必要性。他说:「对一切土匪、特务、恶霸 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须坚决肃清」。其后随着韩战爆发,毛泽东意 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千载一时之机」。因此, 他在当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出兵朝鲜后第三天,亲自主持通过 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简称「镇 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毛泽东在出兵朝鲜的同时决心「镇反」,是因为当时境内反共势力 活跃,尤其国府「特务」的秘密活动,已对中共安全和援助朝鲜军事行 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据中共公布,自一九五○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 九月一年间破获「国特」案件北京一七七件,天津七十三件,平原省
(中共建政前于一九四九年八月成立的省,辖地在鲁西南、豫北、冀南 衔接地区,人口一千六百万,后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撤销)二十二件, 绥远省六十件,河南省一八三件。《人民日报》则报导称:「(同期
间)先后被我公安部门捕获的特务分子达一万三千余人,并破获美帝国 主义在中国所直接进行的间谍案件数起,缴获的特务机关的电台共一百 七十五部。」
「保密局」在撤台前,在大陆布建的潜伏组织,充其量应只有数千 人,虽然潜伏人员都会发展组织,吸收工作人员,但应不致于如中共公 布,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止之两年九个月内,所逮捕之「国特」 多达三万八千余多人。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反特斗争」,滥捕
「特务」一万多人,被周恩来讥讽为「不可理解」一样的「匪夷所 思」,其中被栽赃诬陷或屈打成招的「国特」,应占绝大多数。尽管中 共内部文件,和「公安部」公布逮捕「保密局」情报人员的数字极尽夸 张不实,但已证明「保密局」在国家正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之际, 虽被李宗仁打压裁减,那些被裁撤遣散的「保密局」同志,在无饷无粮 艰困情形之下,仍秉持忠贞不屈爱国热忱,坚守岗位,克尽职责积极进 行对敌情报斗争,无私无畏,为国奉献生命的革命精神,可昭日月,真 正做到了英雄无名的崇高境界。
「镇反」时期,毛泽东认为:「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因此中 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 一半」。「公安部」后来在一九五四年一月的报告称:「镇反」运动以 来,全国共捕了「反革命分子」二百六十二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 分子七十一点二万余名,关了一百二十九万余名,先后管制了一百二十 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三十八万余名」。
上述被处决的人数七十一点二万已占当时全国五亿人口的千分之一 点四二,远远超过预定先杀的百分之零点五的人数,几乎接近三倍之 多。又据一九九六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 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一九四九年初到一九五二年二 月进行的「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一百五十七万六千一 百万多人,其中八十七万三千六百万余人被判死刑。「党史研究室」公 布被杀的数字应比「公安部」正确,已接近总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七五。
事实上被冤杀的「反革命分子」,还包括许多国军投共官兵和中共 地下党员,也被中共趁机当作反革命分子「杀、管、关」。知名文学家 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参与中共地下党活动,抗战期间渗透进入国 军,中共叛变时期,曾策动广西国府军政人员「起义」,对中共卓有贡 献,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枪杀;抗日名 将池峰城于一九四九年投共,并策动「军统」北平站长徐宗尧「起义」
有功,仍被中共关押,一九五五年病死狱中;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父亲查 枢卿、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也在「镇反」期间被杀害。
尽管中共自一九五○年发起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尔后的一连 串政治运动中,「保密局」和更名后的「情报局」都损失了不少情报 员,但中共并不能破获全部组织,仍有许多潜伏的情报员和秘密电台, 与台湾保持了长期的紧密的联系,对中共构成极大威胁。
在中共建政初期,「保密局」在大陆的情报工作人员牺牲虽大,但 也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著名的案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 泽东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岁生日,决定第一次出国,亲往苏联莫斯科「祝 寿」。毛泽东预定乘坐火车赴苏的行程为「保密局」北京秘密电台负责 人计兆祥获悉,以密电报告台北。「保密局」密令潜伏东北的「技术总 队」司令马耐,策划制裁行动。马司令提出在长春和哈尔滨火车站埋设 炸药,炸毁毛泽东专列火车计划。「保密局」另派遣爆破行动人员张大 平、于冠群二人由空军专机载送至东北,空投到哈尔滨附近之山区,不 幸空降时被中共发现逮捕,计兆祥、马耐二人于十二月中旬被捕,四人 均壮烈为国牺牲。
据《中共情报首长》一书说:一九四九年五月国军撤出上海前,
「保密局」预先布置了潜伏组织。各潜伏组长都受过全能情报员的训 练,能够独立担任无线电收发工作,光在上海部署的潜伏电台就有九 座。该书披露被中共破获的「保密局」组织,曾有三案对中共造成严重 伤害:(一)上海特别组组长朱山猿上校,曾爆破上海大新公司、新新 公司、永安公司、大世界等建筑,并纵火、投毒、暗杀中共政要;
(二)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年二月,国军轰炸机在潜伏人员罗 炳干少校的电台引导下,准确地连续轰炸上海的战略目标。一九四九年 八月下旬,共军九十八师二九三团三营二三一人被炸死炸伤;一九五○ 年一月二十七日和二月六日(正月初二),炸毁上海和杨树浦两发电 厂,使大上海陷入一片黑暗,同时期在上海市区还大量出现了「蒋总统 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的标语。(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保密 局」派遣谍员刘德全上校等六人赴上海成立行动组,计划剌杀上海市长 陈毅。刘德全甚至混进上海市府大楼察看地形,直到市长办公室门口, 都未被发现。可惜刘德全被前在上海共事的投共叛徒发现出卖牺牲。
一九五○年,中共国庆之前,美国「战略情报局」(OSS)驻北京 谍员李安东(意大利人,在北京开设消防器材公司作掩护)、山口隆一
(日人,任北京法文图书馆中文部编辑),计划于中共建政一周年国庆
当天,以迫击炮轰炸天安门,炮及弹并已密运抵北京,组装完成。但因 李安东、山口隆一系外国人,平日就被「公安部」列为重点监视调查, 不幸山口寄东京美国OSS联系信件,被「公安部」截获,泄漏了十月一 日之行动。「保密局」部署在北京「公安部」之内线于恩崇因参与侦察 李安东等人之行动,「保密局」指示他设法将「公安部」破案时间拖延 至行动之后。于恩崇虽尽力而为,但因「公安部」受到限期「十一」前 破案压力,仍提前于九月二十八日逮捕李安东等人,于恩崇也受到牵连 失事殉难。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中共《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南京处决 一批反革命首恶》,称南京市军管会将罪大恶极之「美蒋特务」三百七 十六名判处死刑,其中包括「二十多年前,即以左倾文化人面貌出现」 的「文化特务荆有麟」。荆有麟(一九○三-一九五一),山西省猗氏 县人,鲁迅的学生。一九二三年,曾与中共创党元老李大钊等人创办
《哈哈报》,次年经鲁迅推荐担任《京报》校对,并参与副刊和《莽 原》周刊编辑工作。一九二六年鲁迅遭通缉,逃匿德国医院,荆有麟经 常前往探视和为鲁迅送食物。一九三九年,荆有麟在重庆加入「军 统」,戴笠指示他维持「左倾」文人身份,打入左派文化团体活动。抗 战期间,荆有麟在重庆曾撰写《国共之间》一书,主张一致抗日,受到 周恩来当面肯定称赞,蒋介石也曾称他为「最优秀的同志」。一九四九 年二月五日,国民政府迁往广州前,「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布置荆 有麟为「潜京一分站」少将站长,配属秘密电台,和报务员、译电员各 一人。南京失守后,荆有麟在南京成立「新华话剧团」,表演蹦蹦戏, 作为掩护。荆并与中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建立良好关系,参与中共文协 代表大会,还吸收他的旧部和亲属,分别打入中共南京文工团、二野
「军大」、三野文工队。但因活动过于积极,和电台与台北总台通联过 于频密,被中共侦听到电讯讯号,循线查获,荆有麟和所属被捕,同被 杀害殉难。
「保密局」行动员段云鹏(一九○四年生,河北冀州人),为前着 名北京侠盗「燕子李三」(本名李景华)唯一传人,身手矫健,具有飞 檐走壁之本领。一九四七年,曾参与侦破和捣毁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王 石坚案)的行动。一九四九年一月,中共建政前,奉命携带炸弹赴北 京,刺杀主张与中共和谈的前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炸毁何住所,重伤何 夫妇),使中共在北平的地下工作遭受惨重损失。九月(北京时已沦 陷)段云鹏潜入了京津一带,准备在十月中共建政庆典期间进行破坏和 暗杀行动,因未找到下手机会,潜返台湾。一九五○年十月,段云鹏再
次潜入大陆,开展京津一带的情报工作。次年,段云鹏第三度潜回北 京,在北京建立行动工作组,并自制炸弹,准备于「五一」劳动节期间 进行破坏行动,不幸该组织于四月间失事,计划取消,段云鹏已机警返 回香港。段云鹏多次进出大陆执行任务,如入无人之境,震惊中共高 层,成为毛泽东亲自过问的「共和国大案」。公安部长罗瑞卿指示北京 市、天津市公安局:「此人对首都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威胁极大,要想 尽一切办法抓住他」。一九五四年九月中旬,段云鹏持港澳通行证,以 港商身分进入广州,身分被识破,遭到逮捕。中共指控他此行任务是预 谋刺杀毛泽东。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段云鹏在北京被害,时年六十 五岁。
除上述刘德全、段云鹏两位烈士外,尚有派赴广州暗杀叶剑英的烈 士赵一帆、打入中共机关内部暗杀中共要人的烈士高元龙等人事迹,无 不可歌可泣。
这些案例仅是中共破获并公布的少数重大「国特」案件,笔者年轻 时服务于「情报局」,曾接触许多长期潜伏或经常进出大陆之情报前 辈,但基本上他们不会谈工作,更不透露机密,都是高级情报员,令人 敬仰。其中许多前辈,现仍在世,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绝口不提当年 勇,真正做到了英雄无名伟大境界。
同一时期,「保密局」也破获了中共潜伏台湾最大间谍组织「台湾 省工作委员会」,和逮捕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共谍案,整个瓦解中共武 力犯台之内应力量,破灭了中共军事侵台的幻想,维护了台湾免于沦陷 的安全。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在大陆军事行动势如破竹,取得政权在望。 毛泽东提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 军」。他所指的「内应」力量,即「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简称「省工委」,是中共于抗战结束后在台湾成立的省级地下党和特务 组织。
台湾在日本占领时期曾有非法的「台湾共产党」组织,「省工委」 书记蔡孝干原即「台共」成员之一。蔡孝干为台湾彰化人,一九二八年 为逃避日人的搜捕,潜赴大陆,进入江西苏区,是唯一参加了中共二万 五千里「长征」的台籍共产党员,也是台籍最高阶的中共中央干部。
一九四六年八月,中共派蔡孝干(化名蔡干)返台,召集原「台
共」成员集会,传达中共指示,并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尔后陆 续在全省各地成立「省工委」支部,秘密在台北市发行《光明报》。
「省工委」成立后,由中共上海「华东局」直接领导。一九四七年「二 二八事件」爆发,「省工委」重要干部谢雪红(在台中)、张志忠
(「省工委」副书记兼武装工作部长,在嘉义)、李妈兜等均积极参 与,领导群众抗争或组织武装暴动。一九四九年中,「省工委」向中共 中央提出《攻台建议书》,建议共军于一九五○年四月进攻台湾。
一九四九年八月,「省工委」的《光明报》社和「基隆市工委会支 部」,首先被「保密局」(主管破案者为叶翔之将军)破获,相继又破 获台北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基隆中学等处的「省工委」分部, 十月底逮捕高雄市「工委会」书记陈泽民(化名老钱,「省工委」副书 记兼组织部长)。一九五○年一月,蔡孝干被捕后投诚,供出中共在台 组织和成员名单,同时破获「省工委」在三义、大湖、三湾、竹子坑一 带山区游击武装据点。五月,未被捕之成员陈福星等人又重新整合组 织,也只维持到一九五二年四月被破获,陈福星、曾永贤等组织领导人 被捕。中共「省工委」在台湾的组织和武装力量,至此全部瓦解。
蔡孝干率他的多名领导干部反正投诚,并加入国民党。蔡孝干先后 出任「保密局」设计委员、「匪情研究室」副主任,授阶少将;宣传部 长洪幼樵(夫妻二人),和陈泽民均担任「匪情研究室」上校领导干 部;曾永贤任职调查局,后受李登辉重用。
吴石共谍案与「省工委」案同是政府迁台初期轰动一时的间谍案。
吴石时任国防部中将作战参谋次长,一九四七年四月在上海加入中 国共产党,并受中共「华东局」指示于一九四九年六月随国军来台,他 为示对中共效忠,刻意将一对儿女留在大陆。同年十月,中共「华东 局」派女特务朱谌之(化名朱枫)来台,与吴石取得秘密联系,并照
「华东局」指示在台担任吴石与「省工委」书记蔡孝干之间的居间交
通,负责将吴石提供的军事情报数据转交蔡孝干运用。一九五○年初, 朱女在吴石的安排下,携带台湾军事部署等重要情报,乘坐国府空军的 飞机前往当时仍在国军控制下的浙江定海(舟山群岛),计划从定海乘 船潜返上海。
就在朱谌之来台当月,「保密局」破获并逮捕高雄市「工委会」书 记陈泽民,他主动交代:有位高阶国军将领曾交付情报给「省工委」。 一九五○年一月,蔡孝干被捕,供出吴石和已离台赴定海的朱谌之。但
因吴石为高阶将领,职务重要,而且蔡、吴二人从未曾谋面,故必须掌 握重要证据,才能将吴石绳之以法。「保密局」乃通知驻定海单位负责 人沈之岳设法查缉。朱女在定海不使用本名,装病藏匿在一家小医院 内,等候船只。沈之岳凭智慧判断,在数日内即逮捕朱谌之,押解回 台。朱女到案后全盘招供,吴石只得承认其共谍身分。
一九四九年四月,代总统李宗仁眼见大势已去,弃职遁逃桂林,再 逃往美国,滞留不归,国家群龙无首,岌岌可危,而李宗仁所派出与中 共谈判的代表张治中等六人又变节投共。当时,幸赖蒋介石以中国国民 党总裁身分暂时稳定了国家垂危局势。同年十二月七日,国府正式宣布 迁台,中共也积极准备武力犯台,而美国政府却决定放弃台湾,下令撤 退在台美侨,还在一九五○年一月发表《美国不愿过问台湾问题》声 明,讨好中共。
在代总统弃职,国军溃败,国家存亡,危在旦夕之际,如没有「保 密局」这批忠贞不二,在被李宗仁裁撤仍坚持不肯离去的工作人员,固 守岗位,及时侦破瓦解中共武力犯台内应力量之「台湾省工委会」庞大 组织和武力,以及国防部作战次长吴石,台湾的安全才获得保障和巩 固。蒋介石总统于一九五○年三月在台复行视事,整军经武,励精图 治,全力防守金马,中共犯台野心,才为之破灭。同年六月二十五日韩 战爆发,美国政府才惊醒,协防台湾,实际的目的是阻止国军反攻大 陆,以免爆发世界大战。
一九五二年,彻底瓦解中共「武力解放台湾」内应力量后,「保密 局」于一九五五年三月更名为「情报局」,同年四月中共首次提出「和 平解放台湾」主张,七月重申「愿意与台湾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 骤」。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将毛泽东的「和平解放」政策 归纳为「一纲四目」。所谓「一纲」即台湾须统一于中国;「四目」的 前三目为:(一)台湾回归后,除外交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 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二)台湾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
「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指社会主义改革)从缓,俟条
件成熟,征得同意后进行。这「一纲三目」后来被邓小平延伸为「和平 统一」和「一国两制」统战策略,并非邓小平发明。
但重点在「第四目」的「互约不派特务,不作破坏对方团结之 事」。毛泽东曾经承认中共在「隐蔽战线」上,大量渗透国府党政军机 关,搜集的战略性情报,是中共能够夺取大陆政权重要因素之一。而且 中共要「统一」台湾,又怎可能放弃对台派遣特务渗透。但毛泽东竟然
将一向称之为「隐蔽斗争」或「隐蔽战线」不可说的秘密情报工作,搬 上台面,并提升到国家战略阶层,作为两岸「谈判」的要目之一,与政 治、军事、经济齐一层次,一则说明中共对情报工作之重视,二则证明
「保密局」工作对中共政权的威胁程度,已让毛泽东感到芒刺在背,否 则毛泽东是不会轻易要求停止派遣「特务」人员。毛泽东的「恐特」, 说明了情报工作对维护国家安全之重要性,而我政府自「政党轮替」执 政以来,情报工作受到了严重的轻忽,绝非国家之福。
二、情报机关大权 再回归中共中央成立调查部
彭德怀于一九五三年八月卸任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职位 返回北京,取代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次年出任国防部长。他 在韩战期间因情报不灵,敌情不明,吃足苦头,主张改组情报机构。英 国一位著名记者也认为韩战「迫使共产党加速建设中国的秘密情报队 伍」,苏共亦建议中共仿效苏联情报体制,成立两个分属党务系统和军 事系统的情报机构。周恩来、李克农遵照苏共指示,又把政务系统情报 机构大权回归中共中央,将总参「联络部」拨归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 合并成立「中央调查部」;「联络部」中的军事情报部门仍保留在中央 军委总参「情报部」内,后来再拨「总政治部」,成为总政「联络 部」。
「中调部」的成立跟一九五五年国府情治单位大改组有关。这年三 月一日,蒋经国成立「国家安全局」作为全国最高情治工作领导单位, 并将各情治单位任务重新明确分工,原「保密局」更名为「情报局」, 专责对中国大陆的情报工作,其他无关业务分别拨交相关单位。由于
「情报局」任务单一化,得以集中全力发展大陆情报工作,引起中共的 恐慌。四个月后,「中调部」即于七月一日成立,显然国府情治机构改 组和重新分工,对中共形成强大压力,因而仓促组建「中调部」因应。
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调查部」正式成立,由李克农担 任部长,孔原、罗青长任副部长。据《杨尚昆日记》(中央办公厅主 任)记载:「『中调部』日常工作由他与李克农联系,重大事情请示邓 小平」(邓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同年,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对台 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台办」(或称「对台 办」)就设在「中调部」内,主任由周恩来办公室主任兼,具体工作由
「中调部」干部杨荫东(自一九三八年起潜伏国军中工作,并入陆官十 六期。文革时兼任对台办副主任,参与过特赦被俘国军「战犯」和处理
前「情报局」突击大陆武装人员工作,一九七九年底,「对台办」改隶 中共中央,杨于一九八三年升任主任,一九八九年任黄埔同学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负责。
中共严格要求对「中调部」名称保密,不得外泄,规定在党、政文 件中必须提到「中调部」时,都以「在西苑的机关党委」来代替。西苑 是「中调部」总部所在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苑一百号(又称西苑大 院)。即使在一九五○年代,中共「人大」对内出版的《国家机关党派 团体负责人名单汇编》中,也找不到「中央调查部」和领导人姓名。
「中调部」规定工作人员从领导人起,对外都要有公开掩护身分。 部长李克农的假身分是中共外交部副部长,以外交官身分作为掩护,是
「中调部」惯用手法之一。但以外交官为掩护的特工人员,则有公、密 两种,对驻在国政府身分公开者,多是负责与该国情报机构合作之特 务;对驻在国保密身分者,则仍从事秘密情报工作。至于驻外使馆的武 官,则是总参「情报部」派驻外国的公开情报人员。后来也担任过「中 调部」部长的孔原,是以经贸官员为掩护,当时还被西方人称为中共
「最重要的外贸专家」之一。曾任「中调部」副部长的冯铉,原任军委 联络部天津局局长,于一九五○年派往瑞士担任公使,后升任大使,一 九五九年被任命为副部长。当时「中调部」派驻海外,特别是驻香港人 员,常以中共在香港的贸易公司的负责人或职员身分为掩护。
为了便于工作,「中调部」外派特务最常用也是使用最多的掩护身 分是「记者」,所以「新华社」必须配合「中调部」需要提供特工人员 身分掩护和工作协助。「公安部」在一九六○年的一份内部文件就提到 港英当局「今年以来,因怀疑是我地下工作人员逮捕了四个人。目前被 侦察监视的有八十七人,其中包括梁威林、祁峰等同志和费彝民等 人」。多数西方国家了解中共此种作法,如一九六三年,捷克政府曾指 控「新华社」驻布拉格办事处「从事间谍活动」,勒令关闭。
一九六一年三月,「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给中共中央外事组的报 告中说:「目前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新华社记者兼负中央调查部的任 务。例如在伦敦、巴黎、开罗分社以及临时派去日本的记者,均有调查 部人员担任新华社记者」。吴冷西说,有些真正的记者有时也会为中调 部工作,这种情况让他感到很困扰,因为这给「新华社」和中共新闻的 总体国际声誉带来风险。他建议在「新华社」和「中调部」之间建立良 好管理机制,他希望「中调部」能够总结「过去在记者中的工作部署和 经验」,「就如何运用记者的便利条件充实调查工作得出有益的经验,
同时就记者工作中哪些调查方式是不宜运用的作出规定」,「避免可能 遭到的损失」。这年十月,杨尚昆为此召集情治、外交、新闻、侨务等 机构举行会议,商讨情报工作和「各系统的分工、合作问题」。
「中调部」成立后,又在上海、广东和云南分别成立「市(省)委 调查部」,显然都是冲着台湾而来(滇边有国军反共救国军,故在滇省 设部;上海、广东则专对台工作)。广东「省委调查部」一直维持到一 九八三年并入广东省「国家安全厅」;但云南「省委调查部」则于一九 五七年六月被撤销;一九七八年再在山东省委和江苏省委成立「调查 部」。但是内陆各省市,很少成立「调查部」,如河南省从未设置过此 一机构。
「中调部」成立之后,从「中央联络部」接办一所干部训练机构
「外事干部学校」,这所学校原是一九四九年为培训中共首批驻外「将 军大使」和高阶外交官而开办,后来也调训「中调部」领导干部。一九 六一年「外事干部学校」并入外交部「外交学院」(一九五八年曾短暂 更名为「国际关系学院」),改称「外交学院分院」。一九六五年「中 调部」因需求外语的特工干部量大增,于是又将「外交学院分院」,改 回为「国际关系学院」,校址设在北京市海淀区西苑。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后,北京的红卫兵所办的许多小报中,以
「国际关系学院」的红卫兵小报最受触目,不但揭露了「中调部」内周 恩来与康生两派的内斗内幕,也披露许多鲜为人知的中共特务活动(西 方各国在香港的情报机构纷纷设法高价购买这类大小字报,每张数十到 数百美元不等)。许多披着各种名人伪装的中共特务,曾在红卫兵的迫 害之下供出了自己的真实身分。例如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中国近代力 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即被红卫兵逼供承认是前「中社部」的 特务,一九四六年前在美国从事秘密情报活动情形。红卫兵打蛇随棍 上,随即把他当作美帝特务进行斗争,禁止他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不准 他子女上大学。
周恩来闻讯很生气,藉打击「五一六」分子(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 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故 称为《五一六通知》。一九六七年北京出现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 兵团」的极左组织,散发反对周恩来的传单。激怒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一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大批无辜干部群众被打 为「五一六分子」遭受迫害)之名,禁止「国际关系学院」红卫兵出小 报。但为时已晚,「中调部」的机密已经泄露无遗,许多特务的身分暴
露,严重冲击「中调部」的情报工作,几乎陷于瘫痪。一九七○年「国 际关系学院」停办招生和教育工作,「中调部」把学院搬到河北农村改 为「五七干校」,关押被斗干部,直到文革结束后,才于一九七九年恢 复招训学生,并成为国务院「学位办」核准的全国第一批学位授予权之 学校。
「中调部」内部最大的单位为「亚洲局」,组织布建之重点为香 港、台湾和日本三地。特别是香港,是中共向世界各地派遣特务的跳 板。港英时期,香港的「新华社分社」不仅是中共在香港的代理机构, 而且也是「中调部」在香港的特务指挥中心。时任该社副社长的李举生 就是「亚洲局」的副局长。派驻日本的「亚洲局」特务,也多有公开身 份掩护从事活动,如女特务王晓娴是驻日大使馆参赞,特务孙平化和萧 向前等是商务代表或亲日人士。
早期中共在西欧的间谍中心,设在瑞士,中共与法国建交后,则转 移到巴黎。而且随着西欧各国与中共的建交,中共驻各国大使馆就成了
「中调部」在各驻在国的间谍指挥中心。不少大使本人就是「中调部」 的重要领导干部,如驻英代办熊向晖和驻瑞士大使李清泉等。后来出任 中共「国家安全部」第一副部长的孙文芳,曾任「新华社」驻伦敦首席 记者。一九六九年文革高潮时,中共驻荷兰代办廖和书向驻在国政府申 请政治避难,承认是「中调部」的特务。他是当时向西方投奔自由级别 最高的中共特务。
「中调部」在欧洲取得立足点后,开始向非洲渗透。中共驻埃及大 使馆就成了非洲间谍活动的指挥中心,一九六○年代初中共驻开罗大使 馆文化参赞王炎堂,即「中调部」特务,原任职云南省委中调部,后调 回北京,升任「中调部」高官。文革期间,中共驻非大使纷纷被召回国 内批斗,唯独驻埃及大使稳如泰山,仍留在开罗,原因即在此。中共驻 布隆迪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董济平于一九六四年八月携带大量机密向美国 投诚,西方因而掌握了中共在非洲的特务活动。董济平是第一个向西方 投诚的「中调部」特务,比廖和书早五年。
在美洲方面,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解密资料,一九四八年中共建 政前,就已经在纽约和旧金山等地建立了好几个外围组织作掩护。一九 七○年加拿大与中共建交,「中调部」就利用驻加大使馆和温哥华的领 事馆与加拿大华人建立关系,并通过渠道和原已潜伏在美国大城市的特 务秘密取得联系,逐步建立它在北美的间谍网,但规模不大。当时中共 的指令是「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禁止轻举妄动,以巩固在北美的间
谍阵地。中共在美国的特务活动和发展,直到中共改革开放和与美国建 交后,才开始活跃。后曾任「国安部」常务副部长的于放,是以「新华 社」记者身分长驻美国。
至于中南美洲,则自一九五九年卡斯特罗夺取古巴政权,次年与中共 建交后,中共即派「中调部」的高阶特务申健(即中共「后三杰」之一 的申振民)出任第一任驻古巴大使,以哈瓦那作为中共特务向拉丁美洲 渗透的基地。巴西政府在左派执政时期,「中调部」特务多以商业和文 化代表团成员为掩护渗入巴西。后因巴西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左派政 府,逮捕了九名中共特务,驱逐出境。
一九六二年李克农去世,由孔原接任部长。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 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同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 中全会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后,邓小平交出指导「中调部」大权,由康 生接手。其后又在毛泽东的「砸烂公检法」旨意下,这年十二月六日周 恩来强烈点名批判「中调部」在「搞神秘的东西」,指示「中调部」的 领导要和其他党政军部门一样接受从下到上的调查批斗。次(一九六 七)年三月,毛泽东、周恩来宣布「中调部」实施「军管」,由「解放 军」和「造反派」共同接管。
康生在「中调部」成立后,就想插手过问该部工作,但因中共中央 分工,系由周恩来、邓小平分管情报,而且李克农、孔原等「中调部」 领导干部都不愿意接受康生的领导,所以他未能如愿,心中愤恨难消。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爆发,康生随即展开报复。他首先鼓动「造 反派」红卫兵斗争「中调部」部长孔原。红卫兵小报说,孔原和他的
「爱人」许明反对文化大革命。康生安在孔原头上的罪名是「黑帮」和
「特务头子」,康生本身就是老牌「特务头子」,但他没事,戴在孔原 的头上就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孔原因此被打倒入狱,整得死去活 来,关押长达七年之久。孔妻徐明,曾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时任国 务院副秘书长,也是中共特务出身,遭到江青在毛泽东面前告了御状, 惨遭迫害。许明走投无路,于一九六六年底服安眠药自杀,死在办公室 内,两个儿子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孔原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获得释 放,受命筹建「国家安全部」。
即使李克农已死,康生也不放过他。一九六七年,康生指控李克农 勾结刘少奇、彭真(北京市委)、陆定一(中宣部长)等(请详拙作
《林彪的忠与逆──九一三事件重探》)陷害他,要严加追查,并且株 连甚广,把「中调部」搞得乌烟瘴气,副部长刘少文、毛诚都被打入监
狱,关押七、八年之久。杨尚昆、罗瑞卿(时任总参谋长)、安子文
(中央组织部长)等已被毛泽东斗争关押起来,仍被冠上「包庇坏人
(李克农),迫害康老(康生)」罪名,反复受到批斗。
邓小平与孔原的私交甚笃,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江青、卓琳(邓 妻)和许明等人投奔延安后,江青因历史问题只被送到艺校受训,卓琳 和许明则被保送进特务学校培养,二人的指导员即孔原。那时延安共党 干部是男多女少,这些女青年就成了高干们追求的对象。一九三七年江 青成了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次年邓小平与卓琳、孔原和许明也由毛泽 东证婚结婚。江青忌讳四人知悉她的底细,因此在文革时想尽办法要斗 倒四人。
孔原副手,「中调部」副部长邹大鹏,在中共叛乱时期曾任「东北 局社会部」第二部长,组建东北情报网,中共建政后任「情报总署」署 长。康生为斗争他,制造了「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之冤案(诬陷政协 副主席高崇民为领导人,高曾任张学良秘书,参与「西安事变」,一九 四六年投共,文革时被迫害至死),指控邹大鹏为重要成员,唆使「造 反派」红卫兵批斗,邹大鹏夫妻二人不堪迫害,双双自杀身亡,后虽于 一九七九年平反,但人死不能复生,夫复何用。
这些过去为中共隐蔽斗争,付出汗马功劳的特务头子,一旦面对毛 式政治斗争,任凭你对中共的党国有多大贡献,拥有多大功勋,都至此 一笔勾销。即使这些特务头子,个个都曾是周恩来亲信,红卫兵照样置 若罔闻,非斗的这些「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不可。而周恩来对这些 建政功臣的亲信被残酷斗争,也是视若无睹,不予保护,任凭红卫兵酷 刑批斗。兔死狗烹,至此验证。
自康生成了「中调部」太上皇之后,该部领导干部纷纷被斗,不是 入狱,就是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被害或自杀致死者,不在少数。 由于「中调部」在「文革」初期卷入了严重派系斗争,打乱了阵营,严 重影响了工作,尤其是「调查干部和台湾的内线,在文革初期受到严重 冲击」,被「军管」后,工作更是陷于停顿。一九六九年六月,「中调 部」被并入军委总参「情报部」,由熊向晖任部长、罗青长任副部长, 已是名存实亡。直到一九七一年「文革」中期,「中调部」才又逐渐恢 复了原有的建制。
罗青长自一九五二年起,即兼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长期负责对台工作(直到一九八三年)。一九六六年「文
革」爆发后,罗青长被康生打成「黑孔(黑为黑帮,孔为孔原)集团黑 干将」遭到关押,后又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但他很幸运,是少数受 到周恩来保护的特务,其职位基本上未中断。
为因应中美关系改善,一九七三年三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 议,指示把拨并到军委总参谋部的一些政府部门,重新划归国务院管 辖。「中调部」也从总参「情报部」分出来,恢复原建制,由罗青长担 任负责人,并由熊向晖任副部长(上下倒置,显是给熊难看)。但「中 调部」的元气已大伤,随后几年的工作仍很不着力。一九七五年康生死 后,罗青长才能够正式接任部长。至于省一级的「调查部」也在这年夏 季恢复原建制,凡在文革时改名为「革委会第×办公室」的「调查 部」,一律回复原名。「四人帮」被捕后,「中调部」参与调查康生生 前的非法活动,和与「四人帮」勾结的犯罪结构。
「中调部」重建后,罗青长起用一些文革时「靠边站」的干部,原 有的海外情报工作,开始回归正轨,但工作重点仍重新回到台湾(那时 中共潜伏在台湾的特务,几乎已被一网打尽)和香港。当时蒋介石总统 刚逝世,中共在台工作,以了解蒋经国先生的两岸政策为优先。同时期
「中调部」派往海外的特务人员,也由以前从「中调部」派往各驻外使 领馆以外交官身分为主要掩护,改为以记者、商人、学者等不同身份作 掩护到海外工作。
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复出,开始进行整顿中共情治机构,由于「中 调部」在「文革」被砸烂后遗留不少问题,传说该部早期曾搜集中共一 些领导人的资料,引起中共中央不满决定撤销「中调部」建制。一九八 三年七月一日,中共以原「中调部」为主体,将「公安部」的反间谍部 门(一局)及其他相关部门合并为「国家安全部」。将「公安一局」并 入「国安部」,主要在侦查和防堵国府「情报局」在大陆的情报组织与 谍员渗透,并胁迫争取被捕的「情报局」谍员为其工作,进行「反间」 的布建。
事实上「中调部」虽有二十八年的历史,工作却乏善可陈。在杨尚 昆的《回忆录》中谈到他在领导「中调部」期间的工作,也只提到「最 紧张的情况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中调部」成立前),周 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事先我们得到『蒋特』拟加害周恩来 的情报。为此,我们已采取了某些措施。不幸的是,四月十一日,我国 向印度租用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在香港被『蒋特』秘密安装了炸弹, 飞至加里曼丹岛上空时爆炸,乘坐这架飞机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
者石志昂(他的实际职务是中共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等八同志壮烈 殉职」;「另一次是一九六三年四月,刘少奇、陈毅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 柬埔寨和越南。这一次,主要是柬埔寨敌情复杂」,「周恩来决定派熟 悉柬情况的前驻柬大使王幼平……先去金边,指挥我使馆与柬方落实安 全保卫工作。四月二十九日,得悉敌特阴谋在柬加害我领导人一案(湘 江案)已大体侦破,形势进一步好转。五月一日至五日,刘少奇、陈毅 胜利地访问了柬埔寨。」
罗青长之子罗援也回忆其父一生做过三件大事:「一、转战陕北
(主要指渗透西安胡宗南部),为中央提供情报。二、一九五五年破获 台湾特务刺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周原计划乘坐『克什 米尔公主号』飞机参加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临时改飞缅甸,飞机起飞后五小 时爆炸,周逃过一劫;炸药为国民党特工买通香港启德机场清洁工安 放。三、一九六三年侦破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的『湘江案』,刘当年 出访柬埔寨,罗担任前方安全组长,发现刘的车队必经之路埋有炸药, 随后捕获一名国民党特务。」
从杨尚昆和罗援的回忆,证实「中调部」存在的期间缺乏突出之成 绩,反而是国府前「情报局」的活动积极。刺杀周恩来和刘少奇两案, 即「情报局」所为。「刺周案」如果不是周恩来临时决定赴缅甸访问, 另租专机改飞仰光,侥幸逃过一劫,否则中共历史可能又需要改写;
「湘江案」则是中共与柬埔寨政府合作破获。罗援把这两事件列为乃父 一生中重要大事,未必全然属实。
一九五五年四月,在二战结束后独立的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举 行「万隆会议」,中共派出由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前往参加。因中共没 有能够长程飞行飞机,于是向印度航空公司租用「克什米尔公主号」四 引擎的民航机作为专机。专机预定由印度先飞抵香港启德机场,周恩来 及代表团随后由广州坐船抵香港后,转搭专机飞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再转往 万隆与会。
中共在飞机失事后,对外宣传说:早有情报报告,国府「保密局」 情报人员准备在专机过境香港时秘密在机上安装定时炸弹,在空中炸毁 飞机,因此要求港英政府确保飞机的安全。事实,这时「保密局」已经 在一个多月前的三月一日改组更名为「情报局」,中共如果确实获得
「炸机」情报,应不会不知道「保密局」名称已撤销更换,而仍说「保 密局」策划谋刺周恩来,显然中共并未搜获「情报局」有此一爆破制裁 行动;其次,如果中共的确有「刺周」情报,以周恩来贵为总理的政治
地位,中共绝不敢拿周恩来的安全当儿戏,仍冒险让周恩来和代表团赴 香港搭乘专机起飞,必然会变更行程,譬如要求飞机改飞北京、广州或 其他机场起降,避免被「保密局」特工安装炸药。光这两点破绽,就足 以说明中共获得情报之说,不可置信。
反而是国府「情报局」确实获得了周恩来赴印度尼西亚行程和搭乘专机名 称等详细情报,所以指令驻香港赵斌成单位利用专机停留香港启德机场 时机,派遣特工在专机上秘密安置定时炸弹。赵斌成派出的执行人周驹
(本名周梓铭),掩护身分是机场飞机清洁人员。于四月十一日中午十 一时二十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自印度孟买飞抵启德机场后,周 驹成功的在专机上装置了定时炸弹。
根据事后英国驻北京代办交给中共外交部的《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 破坏案的警察调查综合报告》称:「国民党当局在港通过香港启德机场 清洁员周梓铭(化名周驹),在周恩来预定搭乘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洛 克希德星座式七四九A型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右翼轮舱处,安装了一 颗定时炸弹。」
港英政府虽然加强了机场保安措施,但显然并不十分严密,所以周 驹才能轻易接近专机,并成功将经过伪装成牙膏的计时炸弹,神不知鬼 不觉的密藏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机右翼「轮舱」里面,起飞前机长和 安检人员作安全检查时都未发现。假如中共确实早有国府密谋炸毁专机 情报,中共驻港新华社社长既不会允许,港英政府也不敢如此松懈的警 戒,周驹即使有再好的掩护身分,也不可能接近专机,更何况他至少需 要一些时间,才能将炸弹稳固安装在「轮舱」内,否则飞机起飞前的快 速滑行,和强烈的震动,炸弹必然会掉落下来。
但在前一日(四月十日),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十一人)准备前 往香港时,缅甸总理吴努急电中共邀请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于四月十四 至十六日先行访问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和阿富汗 副首相纳伊姆共商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再前往万隆开会。毛泽东同意 周恩来先受邀访问缅甸,另租了一架印航飞机「空中霸王号」作为新专 机,自昆明飞往仰光。
周恩来为确保赴缅行程秘密,不便让原定随行之中外记者知悉,而 且已经抵港的工作人员(八人)也有需要先行到达万隆,安排相关事 宜。于是指示原专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由已抵港之人员和记者搭乘, 直飞印度尼西亚。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人员共有十一人,包括新华社香
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沈建图,记者、摄影、 广播员、外交部情报司人员和周恩来的司机等人,另有越南代表团人员 一人,及两名外籍(奥地利和波兰)记者。机组人员则有八人,合计十 九人。有媒体报导:周恩来是为了自保和迷惑国府,临时改变路线,故 意让其他人作替死鬼。这种分析不符合事实,周恩来如果真知道国府要 炸毁专机,一定会取消「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行程,而且机上至少有 数字是中共重要高级领导干部,周恩来应不致于拿这些人的生命当作无 辜的牺牲品。
「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起飞后于下午六时半左右,发出求救讯 号,机长报告机舱内发生爆炸,第三号发动机起火,浓烟弥漫。飞机试 图迫降海面,在距离雅加达还有一小时半的航程的印度尼西亚对开海面撞毁。 机上有三名机员奇迹生还,其余十六人罹难(其中五人为印航人员)。 专机沉没于大纳土纳岛西岸外海。
「克什米尔公主号」炸毁后,因港英政府介入调查,「情报局」为 策安全,将执行人周驹于五月十八日调回台湾,因此港英政府只能发布 通缉,无法逮捕。情报局驻港单位负责人赵斌成虽被港英怀疑,但无证 据,仅驱逐出境回台。
至于「湘江案」则是前「情报局」于一九六三年策划执行的谋刺刘 少奇之行动个案。据执行负责人张霈芝将军所撰《戴笠与抗战》一书
(张将军的博士论文)透露:「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民国五十二(一九 六三)年五月一日在柬埔寨金边执行湘江计划,由我领导的工作组,策 划经年布下天罗地网,要将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抵达金边时,连同 柬埔寨元首施亚努一举毁灭,竟因『情报局』驻越南站有人泄密而功败 垂成。在事前两天(四月二十八日)被金边当局逮捕,旋判死刑。七人 被关在金边监狱死囚黑房里,达七年又三十二日之久。民国五十九(一 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因龙诺推翻施亚努政权,我们幸得死里逃生, 返回台湾受到英雄式的欢迎。然而,个人的生死荣辱实不足挂齿,遗憾 的是国家民族的利益。试想,湘江计划若能实现,刘少奇固然当场身 亡,但至少不会在文革时受到死无葬身之地的羞辱。甚至根本就不会有 文革,数以千万计的炎黄子孙生命也不致牺牲。施亚努若当时身亡,日 后柬埔寨决不致政变,即不会有赤柬的大屠杀。正是差之毫厘,失之千 里。」
一九六一年十月,「情报局」搜获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偕外长陈毅 预定一九六三年访问柬埔寨的情报,于是策划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执行制
裁行动,并派张霈芝上校率农稔祥(任副组长)、梁明、文锡龄等组员 于一九六二年二月经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进入金边,建立工作组, 负责行动之部署,项目名称为「湘江计划」。张霈芝具组织能力,在柬 埔寨积极发展组织,迅速扩建为拥有四十多人的工作组,正因组织过于 庞大,难免良莠不齐,而有不肖成员某人(不屑提其名)因贪财,被中 共收买,泄漏了机密。
一九六三年三月,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布了刘少奇将于四、五月 间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的消息。张霈芝选定从金边国际 机场到市区,汽车必经之公路上,以挖掘地道埋设炸药的方式,准备在 刘少奇军队经过时,引爆炸药,炸毁人车。
中共根据张霈芝工作组的不肖成员提供之零碎情报分析,怀疑张组 可能有不利于刘少奇访柬的行动,但具体的方式和方法不清楚,于是在 三月间成立「中央安全领导小组」,由杨尚昆任组长,廖承志(国务院 侨委主任)和孔原(中央调查部部长)任副组长,以保障刘少奇出访的 安全。四月中旬,刘少奇开始出访,首站印度尼西亚,预定五月一日访问柬埔 寨。中共「中央安全领导小组」决定由「中调部」、「公安部」和国务 院「侨委」组成先遣小组,派罗青长(时任「中调部」副部长)领队赴 柬埔寨,协助柬埔寨官方调查张组行动,以维护刘少奇访柬的安全。
柬埔寨保安委员会于四月二十八日起在金边实施戒严,市民只准出 不准进,并在通往南越的公路上逮捕先行撤离的张组负责租屋和挖掘地 道人员,因而获知地道确实地点,进而搜出炸药、雷管和手榴弹等行动 器材,随后逮捕了张霈芝和农稔祥等人。
张霈芝回忆所称:「因『情报局』驻越南站有人泄密而功败垂 成」,可能系指「情报局」越南站工作人员廖某,据中共在《谋刺刘少 奇案》报告中透露,曾派特务廖某之昔日同学罗某在香港启德机场(过 境室)与之「巧遇」,劝廖某停止刺杀刘少奇行动(越南站负责张组爆 破器材后勤补给)。廖应付罗某说:「此事我会考虑,没有得到可靠保 证,我不能答应什么。」但「廖某贼心不改,除了挖坑道炸车外,他还 策划了第二套方案。就是当西哈努克陪同刘少奇在湄公河河畔观看龙舟 比赛时用消音步枪进行射杀。」
张霈芝等一共七人被判死刑,但因柬埔寨笃信佛教,死刑并未执 行,终于在一九七○年龙诺发动政变,推翻施亚努亲王后,全部获释回 台,张霈芝并荣晋少将,其他人员也都有不同奖励。张霈芝将军退伍
后,赴香港改往学术界发展,卓有成就,出任「广大书院」院长。
04 国安部被江派掌控 成为中共各部会贪腐重 灾区
一、再改组中调部 与公安一局合并成立国安部
据《中国国安委:秘密扩张的秘密》一书透露:「中调部」改组为
「国家安全部」有一种说法是因文革时期,「中调部」在并入军委总参 二部期间,曾搜集邓小平和陈云等元老的生活隐私材料,向毛泽东密 报。文革结束后,邓、陈为清算这笔帐,决定改组「中调部」,于一九 八三年将「中调部」与「公安部」的反间部门合并,组建为「国家安全 部」。该书承认这一说法未经证实。
邓小平对康生在文革时期主导的「中调部」的确很不满,陈云也曾 斥责康生「是鬼不是人」,这句话的来源是因为中共把本身从事情报工 作的特务称之为「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而且「中调部」在一九六九年 并入总参二部后,熊向晖投靠了「四人帮」,当上总参二部副部长及情 报部部长,曾揭发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黑材料」,邓小平耿耿于怀。所 以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复出,打倒华国锋后,决心改组「中调部」,就 先在前一年(一九八二)四月免去熊向晖副部长职务,去除心腹大患。 熊向晖靠边站后,写了一本《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之书,力捧周恩 来,发泄他对邓小平的不满。
但是,邓小平对「中调部」最不满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初,总理赵 紫阳访问伊朗前夕,伊朗政局已出现不稳,「中调部」仍强调无事,建 议照计划访伊。然而就在赵紫阳出访回国不久,伊朗的政局急速恶化, 并转变为一场革命,巴勒维王朝于一月十七日被霍梅尼所领导的伊斯兰 革命推翻,逃亡美国,中伊关系陷于紧张。
《中国国安委》一书说:「有案可查的是一九八三年中央政法委秘 书长、公安部长刘复之向中央政治局请示,要求改组『中调部』,由
『中调部』和『公安部』反间谍机构合并为『国家安全部』。总书记胡
耀邦为首的政治局讨论后同意了这个想法,并决定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 出任部长。」凌云曾任「公安部」一局(负责反间谍工作)局长,也曾
随邓小平访美,担任安全工作组副组长,深得邓小平信任,因而能够出 任「国安部」部长。
刘复之建议将「公安部」的「反间谍」部门并入新建「国安部」, 其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是:希望刚逮捕到的台湾或外国间谍,在未被其 等上级间谍机关发觉之前,尽速并尽可能予以威胁利诱吸收为「反间」
(「反间谍」是指侦查逮捕敌间,「反间」是吸收敌间为其工作)后, 立即释放,由「国安部」运用,对敌对或外国情报机构进行渗透。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中共「国家安全部」由原「中调部」、「公 安部」的反间谍单位(即一局,或称政治保卫局、敌侦局)和中共中央
「统战部」与「国防科工委」两机构的部分单位合并成立,英文名称 为: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缩写为 MSS)名义上隶属国务院,实际上归「中央政法委」领导。所以「国安 部」成立大会是由「政法委」书记陈丕显主持。
自一九四九年起,共军在接收各地方政权时,所设立的「军管 会」,即后来地方公安单位的前身。当时,「军管会」的重要任务之 一,就是肃清潜伏下来的「国特」,以及各种反抗中共政权的势力。中 共「政务院」成立后,将「军管会」中的治安部门改编为地方的「公安 厅」(局),隶属北京「公安部」。原「军管会」的肃清敌特任务,由 各省(市)的「公安厅」(局)的「第一处」负责,故又称为「敌侦 处」。在「公安部」则是「一局」,也就是「政治保卫局」。
据赵紫阳在中共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说:「国 安部」的设立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反间谍工作」,主要职责有 四:(一)、对外进行间谍活动;(二)、加强反间谍工作;(三)、 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国安部」一位负责人曾在福建「国安厅」传达:
「对台斗争是国家安全部门在现阶段甚至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工作重点
中的重点」);(四)、惩处变节人员。
「国安部」主要职能包括情报搜集分析、反间谍、政治保卫等。总 部与「公安部」的牌子同挂在北京市天安们附近的东长安街,真正的业 务中心设在位于北京魏公村的原「中调部」的「东风大楼」,拘留、审 讯和调查工作则在北京市郊昌平县的拘留所进行。第一任部长凌云上任 后,就把大批他在「公安部」的亲信调进「国安部」,又以半逼迫「离 休」方式,排挤原来「中调部」的老干部。
「国安部」内部组织主要有下列单位:
第一局(机要局):密码通讯及相关管理。 第二局(国际情报局):国际战略情报搜集。 第三局(政经情报局):各国政经科技情报搜集。 第四局(台港澳情报局):主管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情报工作。 第五局(情报分析通报局):情报分析通报,搜集情报指导。 第六局(业务指导局):对所辖各省(含直辖市)级厅局的业务指导。 第七局(反间谍情报局):反间谍情报搜集。 第八局(反间谍侦察局):外国间谍的跟监,侦查,逮捕等。 第九局(对内保防侦察局):涉外单位防谍,监控境内反动组织及外
国机构。
第十局(对外保防侦察局):驻外机构人员及留学生之监控,侦查境 外反共组织活动。
第十一局(情报数据中心局):文书情报资料的搜集和管理。 第十二局(社会调查局):民意调查及一般性社会调查。 第十三局(技侦科技局):技侦科技器材的管理研发。 第十四局(技术侦察局):邮件检查与电信侦控。 第十五局(综合情报分析局):综合情报的分析、分析。 第十六局(影像情报局):各国政、经、军的影像情报、卫星情报判
读。
第十七局(企业局):主管该部所属企业、公司等事业单位。
反恐局:也有资料说是第十八局,负责反恐怖行动。
国际关系学院(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培训「国安部」 和「新华社」情报人员。
苏州江南社会学院。
「国安部」每一局都有对外使用的掩护单位。例如:「第四局」
(台港澳局)对外开展业务时,常用「中科院港澳台办」名义;「第十 四局」(技术侦察局)则使用「中国信息科学研究所」的名称;「第十 五局」(综合情报分析局)使用「欧亚情报研究所」和它的外围研究机 构名称等等。为了工作掩护,「国安部」也时常利用中国投资集团的名 义进行对外渗透。如:以「新华社」和「中国新闻通讯社」的记者身分 从事情报工作;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交流协 会」、「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访问团随 团人员身份搜集情报;以「中国国际旅行社」的导游或司机身分搜集情 报;在公、民营国际投资公司(集团)安置特务,对外渗透。
「国安部」还设有一些直属机构:「办公厅」(协调部内工作)、
「法制办公室」、「政治部」、「影视中心」(宣传部门形象)、「干 部部」(主管人事)、「部纪委」、「拘留所」(关押嫌犯)、「党 校」、「普法办公室」(宣传法律)、「教育培训部」、「监察审计 局」、「综合计划局」(负责经费)、「行政管理局」(后勤管理)、
「西苑管理处」、「老干部局」(负责处理和监管退休干部)。
「第十七局」直属企业有北京燕山大酒店、远东集团、中国振华进 出口公司、福州鑫达贸易有限公司、厦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西双版纳商贸公司、香港华润集团和超却贸易公司、新光进出口公司、 天龙公司、赋维投资公司、邦贸总公司、中华贸易公司等。另设在深圳 的「振华宾馆」,则为「国安部」特务派遣掩护机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安全厅」(省区级)或「安全局」(市 级),也陆续成立,如安徽省和江西省「国安厅」都是在一九九○年成 立。除部分地方以原「省委调查部」的人马为主组建外,大多数地方的
「安全厅」(局)干部都由当地「公安厅」(局)人员调任。有些厅局
若找不到新的办公处所,就留在原「公安厅」(局)内办公。不过,在 一些内陆的省市里并未设立「安全厅」(局),而在「公安厅」(局) 内设立的「国安处」代替。
「国安部」的工作人员数量颇大,曾有媒体在一九八九年报导过部 分省市国安厅局的人数,以北京局最多,有四三三四人;天津一六八一 人;上海二一一一人;广东厅二二四五人(广州市非直辖市);云南五 一八人;福建五○一人;浙江六三三人;山东三四八人;广西三三二 人;江苏五三五人;黑龙江三五五人;吉林三九二人;辽宁二五九人; 内蒙三八九人,光这十四个省市区就共有一万四五七○人。
从各厅局工作人数看,「国安部」境内重点工作地区是北京、广 东、上海、天津四个省市。除北京因是首都,为维护中央安全,人数居 冠,不足为奇外,其他天津、上海、广东三地,刚好是北、中、南沿海 省市,足见中共认为境外间谍机关的谍员,多从这四个省市渗透入境, 而「国安部」派赴境外特务也多从这些地方出境。另外的十个「国安 厅」,均为沿海和边疆省份,也都是国安重要省分,人数居次,相信西 藏、新疆两地人数大致也是数百到千人之间。至于内陆省市则非国安重 点,人数应较少,或仍并在「公安部」一局内工作,即所谓「两块招牌 一套人马」,所以连同部本部和其他未列入之十六个地方厅局,「国安 部」总人数约在二万至三万人之间。至于派到国内单位监视的「国安 部」人员,因占用所在单位编制,人数则难估计。
「国际关系学院」成立于一九六五年,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苑,毗 邻颐和园和圆明园,也被称为「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院本科设有国 际政治、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日语、法语、传播学、法学、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公共管理等专业;研究生设有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世 界经济、英语、日语、法语、通信与信息系统、应用化学等专业硕士 点。原属「中调部」特工干部的训练机构的「国际政治学院」,在「国 安部」成立后,已并入「国际关系学院」。该学院还与另一培训机构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联合培训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
「江南社会学院」成立于一九八四年,为「国安部」的现职干部
(或称「成人」)高等学校,又称「国安部」行政学院,位于江苏省苏 州市吴中区郭巷。原为「国际关系学院」苏州分院。曾经有少量的「定 向」招生,但在一九九九年已停止招训。目前主要承担科研与国安系统 内部培训任务。该校发行《江南社会学院学报》期刊,其对国家安全之 研究被评为中共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之一,该刊对外公开通讯址为苏 州市四十七号信箱。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为「所」,英文简称:CICIR,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2号)。中共未公开承认「现代国关院」与
「国安部」之间的关系,但被新华社「瞭望」杂志于二○○九年踢爆为
「国安部」之机构,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检讨委员会」称「完全隶 属于国安部第八局」;台湾大学一份《中共对台智库角色之研究》报告 也认为是「国安部第八局」。但第八局为「反间谍侦察局」,「现代国 关院」实际隶属还需进一步澄清。另也有说是中共中央「联络部」和
「国安部」合组之研究机构。
该院专责国际情势与台湾外交的研究分析,并定期发行《现代国际 关系》和《现代中国》等刊物。研究人员最多时高达五百余人,号称亚 洲最大的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中央情报局亦称这是「国安部」的情报 分析机构,工作涉及对美国的间谍活动。「中情局」每年都组团赴北 京,与该院进行交流,业已实施多年。据「中情局」透露:该院六十% 的研究和出版物,都涉及美国事务。而且该研究院在海外的研究人员都 负有秘密搜集情报的任务。美国媒体曾报导:「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每年与美方举行研讨会,会故意透露「假情报」,企图影响美国政 府决策。
该院自二○一三年起由季志业(专长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担 任院长,前任崔丽如曾任中共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此一职位 通常留给「国安部」特务担任)。崔丽如与该院美国所所长袁鹏等人 员,曾都在「国际关系学院」兼课或受过训。
中共研究台湾问题的真正智库则是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社科院
「台研所」原即「中调部」所成立,专责台湾情报的搜集与分析,是中 共目前最权威也最有影响力的对台智库。「台研所」名义上虽隶属社科 院,但人事与经费均来自「国安部」,为「国安部」的局级单位。国府
「国安局」曾指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是「国安部」第十五局,但被中 共否认。该所二○一七年上任的新所长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副院长杨明杰接任,证明确实属于「国安部」的单位。
杨明杰,一九六五年生,北京大学国关学院博士,研究领域为军控 和亚太安全,曾到日本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所担任访问学 者。二○○九年十二月,受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邀请来台,参 加「变动中的国际安全与安全思维」座谈会。二○一八年三月美国总统 川普签署发布《台湾旅行法》同意台美政府高层官员互访,杨明杰发表 专文说:两岸恢复交流三十多年来,两岸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质的变 化。他认为台湾问题之所以出现,美国是始作俑者。台湾问题在中美关 系中的严重性正持续上升。他强调两岸关系发展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对于台湾问题,中共要有战略自信。
「国安部」每天上午十时,将台湾各大小媒体的政治、经济、军 事、民生、社会动态等数据,汇编成册,并分析有关台湾政治、军事及 经济等三大类的情势,于当天下午三时三十分提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等 相关机构。
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前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表面上属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实际上也隶属于「国安部」,美国司法部就指 控「上海市国安局的情报人员利用上海社科院的名义作为掩护」。「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位于上海市田林路,为中共十大智库之一。其任务 为:从战略和政策角度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安全问题及中国 的对外关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提供中共党和政府决策的参考;透过与 国内外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合作交流,增强中共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 话语权,提升国家的软实力。「上海社科院」与台湾学术机构有学术交 流,并举行学术研讨会。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为陈东晓,副院长为严安林、杨剑、 叶青(以上人事为二○一七年数据)。下设七个研究所和六个研究中 心,分别是:全球治理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国 际战略研究所、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所、台港澳研究所、信息研究 所;美洲研究中心、亚太研究中心、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西亚非洲研 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海洋与极地研究中心。现有研究人员和科辅人 员共逾八十人,其中三十人为资深研究人员。
该院较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台港澳研究所」,该所名誉所长为许世 铨,执行所长:严安林,副所长:邵育群,所长助理:张哲馨,成员有 周忠菲、童立群、郑英琴、季伊昕、俞新天、吴寄南、蒋晓燕、张建等 人。许世铨,「国安部」国际关系学院毕业,曾任社科院「台湾研究 所」所长,并多次访台,也证明「台研所」为国安单位。
「国安部」成立后,新进干部来源,除「国际关系学院」招训外, 从部本部到地方的厅局,还可自行招考人员。据美国《纽约时报》中文 网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报导: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在校内网站上发布 一则《上海市国家安全局预选二○一六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公告》。报 考条件为男性身高一点七米以上,女性身高一点六米以上,没有色盲。
《公告》显示,国安部门对计算器技能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人才的需求 较高。招考对象:包括「计算器软件、信息安全、通信技术等相关计算
机方面专业」,以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中文、历史、新闻、哲 学、对外汉语、法律等文科专业」的学生。在语言方面人才的需求,分 三类:(一)外语:英语、日语、德语、法语、俄语或其它小语种;
(二)少数民族语言:西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斯坦语、蒙古语和其他少 数民族语文;(三)方言:闽南语、客家语、粤语、吴语等。
华东师范大学证实,每年夏季「国安部」都会有这样招考活动,不 同的年份,招募需求也有所不同,标准也有所改变。一位校友在网上声 称曾参加二○○七年十月「国安部」在北京一所大学举办的招考活动。 录用后有一年的试用期,起薪每月四千元人民币,合同至少须签十年。 这种活动也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和成都的电子科技 大学举办过。
此外,中共自二○○八年开始在国内大学设立「情报学院」,为中 共情报机构培训间谍,每年各招收经过精心挑选的学生三十至五十人。 第一所「情报学院」成立于南京大学,其后又分别在广东、北京、上海
(复旦大学)、西安、青岛、哈尔滨、长沙(湖南大学)的大学里,开 设了七所间谍培训学院。报导指出,这些新情报学院旨在改造和加速中 共情报机构的现代化,培养受过最新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训练的间 谍。上海复旦大学透露:「设立情报学院,是为了满足在当代从事情报 工作对特殊技能的要求」,「情报学院将利用现有的计算机科技、法律、 管理、新闻和社会资源,进行特别的情报训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标志
「国安部」与「公安部」的牌子同挂在北京市天安们附近的东长安街。
北京的国安及公安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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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安部喜色诱 策反各国及国府官员做内线
「国安部」偏好在境内吸收台湾和外国人为其从事对台或外国政府 的情报工作。据美国前情报官员艾氏著作《中共情报系统》一书称:
「这种方法的主要好处就是:如果对象拒绝,中共情报官员仍然安 全」。「国安部」对在境内的外国人,物色工作的对象主要是选择外交 官、政府官员、学者、记者以及商人。「国安部」还以研究学会和大学
的名义邀请外国学者到中国讲学或参加会议,并常为讲学人士及其家属 提供所有费用。这些学者专家的专长都是「国安部」感兴趣的领域,尤 其他们在本国常能接近政府重要部门和决策官员,所以也是中共潜在吸 收对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纳瑞·英格尔 曼赴南京大学协助创办了一个讲学中心。他的一位许姓女学生爱上他, 向他承认她和其他几位学生是解放军情报官员,准备派赴海外工作。她 说:所有中国境内的美国教授的电话都被监听,所有信件都被检查偷 看。「国安部」也企图吸收生活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常用方式是以个人 名义电话联系这些记者,表示要「提供机密消息」,当记者前来会面 时,即以窃取情报罪名逮捕,胁迫与「国安部」合作。另一常用方法则 是使用「美人计」。
自「金旡怠案」(详下一章)后,「国安部」一直希望再渗透美国 中央情报局,采取的手段则从传统的发展华人之间谍方式,转移为吸收 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或华裔以外的其他族裔之新方式。一九九九年,时 任中情局长的特内特即透露,起码有三名「中情局」的官员曾为中共刺 探情报,其中一名官员拿到北京的六万美金。
「葛伦.达菲.施莱佛」案是一个企图渗透「中情局」的著名案 例。施莱佛一九八一年出生于美国,是地道的美国公民,二○○二年他 曾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留学一年。二○○四年,他再次到上海考察学 习。美国大学毕业后,他重返中国大陆想找工作,却在上海被三名中共 特务吸收,于二○○五年派回美国,企图渗透进入美国情报部门工作。 他连续五年申请中情局「国家秘密行动处」的职务。前四次他的申请都 失败,但仍然得到中共给予的七万美元酬劳。二○一○年五月,施莱佛 终于获得「中情局」通知赴华府参加录取前的最后面试和查核,他隐瞒 了二○○七年曾去过中国,而被「中情局」在后续背景调查时,查出他 曾与中共情报机构接触被吸收的秘密。二○一○年十月,他在联邦法庭 认罪,坦承接受中共情报机构金钱和指示打入「中情局」工作,被判处 有期徒刑四年。
由此可知「国安部」对吸收外国人为中共从事情报工作之重视,并 将被招募的外籍情报人员,区分为长期运用和短期运用的两类。中共对 长期潜伏国外的外籍情报人员,为防止失联,通常要求每三个月须有一 封信来联络,每两年须到香港一次与中共特务会面,但不能与中共驻外 使领馆有联系。
「国安部」对海外华人更感兴趣,因为可利用民族情感唤起他们帮 助祖国的责任心来报效中共。中共将海外华人大致分为三类:即华侨
(包括新移民)、出访(含交流)学者及陆生、驻外人员及商人。西方 国家的情报和反间机构就曾对中共运用海外华人从事情报工作,进行过 调查研究,认为中共在改革开放后,为贯彻「全党全民搞情报,利用民 主反民主」之作法,已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工作手段, 其特点有:(一)、吸收出国人员为中共工作,但将其家属留在国内当 人质;(二)、利用民族主义唆使留学生在留学国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中 共情报机构工作;(三)、把中共和中国混为一谈,强调「爱国爱党」 和「亡党亡国」,利用海外华人的爱国热情,诱惑海外华人为其工作。 同时收买或成立中文媒体,为中共宣传和掩护情报工作。
在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之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已担忧,会有 大批中共特务以留学生和商人身份进入美国。事后证明这种忧虑,果然 成为事实。自中共改革开放后,由中国大陆赴美的留学生、访问学者、 经商、探亲人员及家属数量极为庞大,如连同老侨,在美华人多达数百 万人。据美国反间专家分析和《中国情报活动》(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一书估计,中共在当地华侨中吸收情报人员,或是以留学 生、访问学者和商人的名义向美国派遣间谍人员,「有几百名中共间谍 目前在美国活动」。
据中共前特工人员透露:中共对外间谍情报的活动中心在南非、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许多进入美国及欧洲的特务,都是利用了这些国家作 为跳板渗透欧美国家。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中共已取代前苏联,成为 向美国派遣特务最多的国家。这些中共特务被美国情报专家称为「红色 中国的卧底鱼」。美国《新闻透视》一九九七年十月六日报导说:中共 情报人员在美国进行「地毯式」的情报搜集,即使大学的博士论文也不 放过。「尤其是关于密码分析、雷达和计算机系统控制导引、以及导弹失 败和燃料质量等相关博士论文」。据美国雷拉克斯(Xerox)属下公司 的报告,有人曾通过该公司把一百多部美国大学的博士论文复印后运往 中国大陆。「国安部」派赴美国工作特工李凤智,二○○九年在美投诚 后,也证实说:「中共情报部门向美国等重要的国家派出了庞大的谍报 人员,主要是搜集军事机密和窃取尖端科技。」
一九九九年,在美国爆发的李文和间谍案,就是中共着重搜集军事 科技情报的例子。李文和为华裔核物理学家,任职于美国新墨西哥州 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他被联邦调查局指控为中共窃取美国W-
88小型核弹头的关键技术机密数据,使中国在建造战略核武上节省无数 时间与资源。
美国情报部门还因此向国会递交了一份长达七百页关于中共窃取美 国核武机密的调查报告。据纽约《新闻报》(Newsday)报导:这份报 告透露,中共窃取的美国导弹机密,并不仅是W-88和中子弹两种,而 是多达八种导弹机密。此外,「联邦调查局」也曾调查了数百家中国大 陆设在美的公司,许多公司涉嫌为「国安部」或共军搜集美国军事科技 情报。在第三任国安部长许永跃的一份报告中也证实与「国安部」有关 的中资在美之公司有五百家之多。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八日的《时代》周刊报导:中共「国安部」于一 九九○年派遣学者吴斌(译音),以南京大学哲学教授身份进入美国, 负责搜集美国军事科技情报。吴斌抵美后第二年向「联邦调查局」自 首,并愿意为美方担任「反间」,刺探中共情报。不过吴斌不是真投 诚,实际成了中共的「反反间」,在此后的一年半中,他一边领取「联 邦调查局」的金钱,一边继续搜集美国军事科技情报,并窃得美军夜视
「激光可视镜」,伪装为药品,企图托运到香港中共「国安部」设在当 地的掩护公司时,被美国海关查获。吴斌在法院承认所犯间谍罪,被判 刑十年。
一九九九年三月一日《纽约时报》报导,中共特务姚义,假藉加拿 大某公司的名义,在美国波士顿购买做导弹导引器的器材,准备运往中 国大陆前,被「联邦调查局」逮捕。
《纽约时报》二○一七年曾报导:二○一○到一二年间,中共曾破获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大陆的情报网,有十二名情报员遭到杀害,至少 六人被监禁。这起美国在中国大陆重大挫败的情报工作案,「中情局」 查出系被该局前华裔工作人员李春兴(Jerry Chun Shing Lee,音译)化 名李振成(Zhen Cheng Li音译)所出卖。二○一二年八月,「联邦调查 局」曾两度秘密搜查李春兴到弗吉尼亚和夏威夷旅行时入住酒店的行 李,搜到两册小笔记本,分别是记事本与通讯簿,纪录了许多「中情 局」的机密信息。其中通讯簿多达二十一页,详细记载「中情局」在大 陆的网民名单,和真实姓名、电话、网民与「中情局」人员的交谈细节 等资料。二○一三年五、六月间,「联调局」共讯问李春兴五次,他皆 未透露任何小册子的相关讯息。李春兴在被讯后返回香港,在港期间他 仍与「中情局」前同事和官员见面。二○一八年一月十五日美方设局引 诱李春兴自香港飞返纽约时,「联调局」在肯尼迪机场将他逮捕,搜出
他非法持有高度机密资料。李春兴拥有美国籍,曾在美国陆军服役,一 九九四年到二○○七年为「中情局」工作,派赴中国大陆执行过任务。 后因发展不顺,带着不满情绪离开CIA,搬到香港居住。
除李春兴之外,二○一七年三月,国务院雇员克莱彭(Candace Marie Claiborne)被控出卖美国机密情报给中共,代价数万美元和一台 笔电,以及招待海外旅游渡假。六月「中情局」前干员马洛里(Kevin Patrick Mallory)被控至少将三份最高机密文件提供中共,严重危及美 国在中国大陆的情报来源,而其所得报偿仅二.五万美元。这一连串的 事件让美方怀疑,中共已锁定「中情局」离退干员做为重要策反争取的 对象。这一结论,与英国情报机构看法一致。
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Washington Free Beacon)二○一八年三 月引述美国「中情局」(CIA)的报告表示:中共每年投资约百亿美元 在海外宣传的媒体。「中情局」认为这是要「建造具有国际影响的媒体 机构增加中国影响力」。在一个月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伊
(Christopher Wray)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作证时表示,正在调查数十个全美各地超过百多所大学 中,中共资助的「孔子学院」可能是情报工具。中情局还指出中共社交 媒体《微信》也是北京用来进行间谍活动的工具。超过十亿用户的《微 信》,欲进入美国市场融资的同时,中共却禁止美国社交媒体进入中国 市场。同年一月底,「中情局」局长蓬佩奥(后任国务卿)曾向《英国 广播公司》记者表示,虽然俄罗斯干预西方国家的情况值得关注,同样 也需警惕中共的动作。他认为中共为渗透西方国家的情形不亚于俄罗 斯。中共比俄罗斯拥有更多的资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全美国都必 须更有效地抗衡中国,令它不能悄悄地影响世界。」一月十九日在美国 国防部公布的最新国防报告中指责中共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已经超越 了恐怖主义。
英国发明家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曾说:「一些中国学生 假借学习之名来到英国读书,实际上是为了监视并窃取英国高校的科技 机密,甚至通过植入软件病毒的方式以便在毕业多年后还能继续从大学 偷取信息。」
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战略情报安全中心」主任克劳 德.莫尼克曾说:西方国家已达成共识,明白警告中国留学生和新移民 不要火中取栗为中共当特务,否则取消学籍或移民资格,甚至逮捕法 办。他并建议西方企业、科研单位和学术机构严格审查华人学者,尽量
让他们少接触高精尖端科研项目,或进入高度机密的单位工作。他特别 强调,中国一旦民主化,就不会再有这种限制。他希望西方国家欢迎中 共情报人员投奔自由,只要他们提出政治庇护,立即批准,并尽量安排 他们与家属早日团聚。
「美色利诱」是「国安部」特工重要手段,现任「国安部」对台特 科处长李佩琪(该部唯一的女性处长,中共国防大学国际关系硕士), 就成功色诱台湾「国防部」情报次长室(联二)驻泰武官罗贤哲上校。 罗贤哲在二○○二年派驻泰国代表处担任武官时,因好色成为中共特务 锁定策反,派出时年三十一岁的女特务李佩琪,持澳洲护照赴泰,设计 与他认识交往。二○○四年罗贤哲陷入李佩琪的桃色情网,被李女策反 成功,开始提供工作上所经手的极机密数据,并获得丰富的报酬而无法 自拔。二○○五年罗贤哲调台,派任「联二」国际情报处副处长,仍继 续与李女保持联系。罗贤哲并利用赴美公干的机会,与李女在美幽会, 交付情报和收取金钱。罗贤哲后于二○○八年晋升少将,二○一一被侦 破,判处无期徒刑。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导:二○○二年三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 一名四十六岁已婚的电讯官,遭中共情报机关安排的美女色诱,胁迫其 担任内奸。这名外交官不断被迫提供日本的外交机密文件,身心不堪压 力,走头无路,于二○○四年五月六日夜在领事馆值班室内上吊自杀。 他在遗书中自白生前与上海一名卡拉OK女郎有「不正当关系」,而遭 中共特务胁迫交出日本与上海总领事馆往返机密报告。中共企图根据这 些机密报告内容,破译日本外交通讯复杂密码,截取日本外交机密。
二○一一年,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有三名领事因同时与一名上海
「国安局」邓姓女特务有染,堕入中共「美人计」陷阱,将包括韩国政 府内部人事信息、上海总领事馆的紧急联系管道、签发签证记录,以及 二百多名南韩政府、执政党高层的电话号码,包括南韩当时总统李明博 竞选时的电话号码、第一夫人金润玉的手机号码,和当时南韩议员的个 人联系方式等情报,全部提供中共情报机构。三名领事后因为邓女争风 吃醋,让泄密事件曝光,被调职回国,接受调查。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二○○八年一月,一名随同时任 英国首相布朗率领的代表团访华之高级顾问,在上海某酒店舞厅内,被 一位有魅力的中国女性搭讪,两人热舞后共渡一宵。翌日晨,该顾问起 床时,这位美女早已不见踪影,他随即发现储存有英国国家机密的黑莓 手机不翼而飞,已被这位中共女特务窃走。
英国情报机关于二○一五年十一月向首相卡麦隆(David Cameron) 报告:中共利用「美人计」,色诱英国军情六处(MI6)特工,套取机 密。并强调中共派出的美女间谍,危害远远超过激进组织「伊斯兰国」
(IS)。英国多家媒体也引述军情六处的一份备忘录称:「MI6」成员 和家属是中共间谍色诱的主要目标,特别是与中国大陆和香港有生意或 利益来往的「MI6」前官员,更是中共间谍的头号「猎物」。中共部署 了「数以百计美女」,色诱前「MI6」情报人员,已有多名英国前特工 被中方女间谍色诱成功。如果对方不受诱惑,则会另设局勒索胁迫。除 了「MI6」外,英国其他部门的前公职人员也是中方特务的工作对像。 二○一四年《泰晤士报》曾报导,中共情报机构对各种信息有着巨大胃 口,藉婚姻出轨或者性交易来敲诈英国官员,他们通过交朋友的方式搜 集信息。
自「因特网」成为时尚交友方式后,中共情报机构也开始透过
「网络交友」手段吸收境外间谍。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二○一七年六 月宣布侦破一起中共间谍案:一名美国退休外交官马洛里,曾任职「中 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安全部门,因中文流利,派驻过中国大陆、台湾、 伊拉克等地。马洛里被捕后承认,他退休后于二○一二年二月间,在
「社群网站」上认识一名中共「招募者」,对方安排他于三月间前往上 海,见到二名「上海社科院」(该院「国际问题研究院」为「国安部」 机构)人员,交给他一个「特殊通讯装置」(Special Communication Device,「国安部」研发的科技间谍通讯器材),作为双方秘密通讯和 传输情报数据之用。经美方解密,在「特殊通讯装置」中找到已删除的 八件美国政府机密文件。马洛里曾传讯中方:「你们的目的是获取情 报,我的目的是钱」,中方回复:「我们会确保你安全无虞,让你拿到 报酬」,并鼓励马洛里回政府部门工作,以获得更多情报。但四月间, 马洛里第二次赴上海与「国安部」特务联系回美后不久即被捕。
流亡美国中国民运领袖王炳章于二○○二年六月,即被中共特务透 过网络设局,伪装支持民运和表达参加民运组织意愿,诱骗王炳章至中 越边界越境小城「芒街」会面,被中共情报机构勾结越南公安人员绑 架,押回大陆,被判处无期徒刑(详情请参阅拙作:《中国民主运动史
──从中国之春到茉莉花革命潮》)。
「网络窃情」是「国安部」另一种新型情报搜集手段。据美国网络 安全公司「火眼」(Fire Eye)二○一七年的研究显示,和网名「侵入真 相」(Intrusion Truth)的网络安全人士发现,并经美国麻州的网络公司
「记录未来」(Recorded Future)确认:来自中国大陆的「APT3」黑客 组织与广州「博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Boyusec)之间有联系,而
「博御公司」是中共「国安部」的「合作商」(实际是「国安部」所成 立的公司)。「APT3」在最近几年里曾经攻击过美国、澳大利亚、东 南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网络。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 国司法部指控三名服务于「博御信息技术公司」的中国黑客涉嫌骇入多 家美国与国际企业,窃取商业机密。
二○一六年美国国防部在一份报告中指称:「博御」与「华为」公 司一起与中共「国安部」合作攻击外国政府的网络系统,获取情报信 息。《纽约时报》同年报道:美国一些信息安全公司在多款中共制造的 安卓手机上发现「后门程序」,该程序能搜集用户的短讯、联系人、通 话记录等信息,经过过滤和分析后监视特定用户的行踪,还会将用户的 短讯和个人资料传输回中共大陆。「记录未来」公司称:「APT3」从 二○一○年起开始活跃,主要攻击美国的航空航天、防御、建筑、工程 和政府机构等。APT3还被称为UPS、哥德熊猫(Gothic Panda)和TG- 011。
三、短命部长凌云 爱将逃美揭爆中情局内共谍
「国安部」首任部长凌云上任不过两年,就因一名亲信北美情报司 司长俞强声于一九八五年叛逃美国,携去大量情报资料,致使潜伏在美 国「中央情报局」内长达三十余年的中共老特务金旡怠(Larry King) 被捕,而被迫「离休」。
俞强声是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二○一三年三月至一八年三月 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哥哥,乃父是中共第一任天津市长黄敬。黄敬本名 俞启威,年轻时曾与江青(后成为毛泽东妻子)同居,也是江青加入共 产党的介绍人,和江青分手后,同范瑾结婚,生下俞强声、俞敏声、俞 正声三兄弟。范瑾本名许勉文,中共老干部,文革前曾担任北京副市长 兼《北京日报》社长。黄敬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范瑾也被斗,关进监 狱,一九七五年获释。俞强声投诚美国动机,应与父母在文革时被斗争 有关。
据《美国之音》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节目「解密时刻」访问美 国「联邦调查局」中国反情报组前组长IC.史密斯透露:一九八二年
「中情局」根据一位潜伏在中共内部的高级内线的情报(史密斯称这位
内线为「舵手」),指出美国情报界遭到中共间谍的长期渗透。随后,
「联邦调查局」依据「舵手」提供的线索,开始对金旡怠进行调查和监 视,并在机场严密搜查其行李和监视其行踪得到证据,证实金旡怠是中 共间谍,潜伏在中情局内部长达三十七年之久。
金旡怠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被捕,他的被捕与中共「国安 部」负责美国情报工作的总负责人、北美情报司司长、外事局主任(应 为「第二局」的下属单位)俞强声叛逃美国有关,俞强声即「联邦调查 局」所谓的「舵手」。他于一九八五年十月逃到美国,携带了金旡怠的 档案机密情报,「联邦调查局」因而获得金旡怠在中共「国安部」的代 号和通信证据,金旡怠面对这些证据,坦承提供给中共情报。美国政府 指控金旡怠,是中共情报部门少将副局长。
俞强声叛逃后,因掌握了一批中共潜伏国外的特务名单,迫使一些 长期以学者、商人身分为掩护的高级特务,匆忙逃返北京。香港出版的 一本《中共情报首长》之书披露:「(俞强声的叛逃)中共派驻东南亚 的情报特务网遭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起码得用五年时间才能重 建」。因此引起邓小平的震怒,下令将「国安部」部长凌云撤职审查。 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也被再三检讨后才过关。俞正声因邓小平之 子邓朴方的力保,才未下台,并在习近平当权后,成为中共第四号人 物,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金旡怠生于一九二二年,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抗战期间为美国驻 上海领事馆(一说为美军)担任译员,一九四四年被中共「中情部」吸 收工作。中共建政后,金旡怠于一九四九年转赴香港,续为美国驻港总 领事馆工作。韩战时被派赴韩国帮助美军审讯中国战俘,韩战尚未结 束,他于一九五二年打入「中情局」设在日本冲绳的「对外广播情报服 务局」工作,不久调至美国加州,最后成功进入弗吉尼亚州「中情局」 总部,并取得美国国籍。他在维州,先派在「对外广播情报处」工作, 因表现出色,被提升为「中情局」译员兼分析员,得以接触机密数据, 他利用职务之便,向中共提供了庞大数量的「中情局」绝密情报。他在 潜伏「中情局」期间先接受中共「公安部」的领导,一九八三年后转移
「国安部」联系。一九八一年七月,金旡怠自「中情局」亚洲部退休,
但仍被续聘为「中情局」顾问。
金旡怠在「中情局」期间曾多次前去香港、澳门、多伦多和北京等 地,直接向中共特务部门提供美方的秘密文件、照片和其他情报。「国 安部」成立前,他的联络人为「公安部」的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
心局」局长朱恩涛。一九八二年二月,他以旅游名义掩护前往北京接受 表扬,「公安部」授予他「海外情报局」副局长之官衔。
金旡怠于一九八五年被捕后,在「联邦调查局」被侦讯时,辩称他 的间谍行为,对中美两国建交有功:「我提供了美国方面愿意修好的情 报,毛泽东才做出了邀请尼克松访华的重大决定」。金旡怠在狱中嘱咐 其妻周谨予(原为台湾某电台主播,韩战时担任美军对共军的心战广播 员)赴北京见邓小平,请中共能与美国谈判,营救他回国。他幻想中共 总书记胡耀邦访美时会营救他,甚至以为美国政府会同意以他交换被中 共囚禁的著名民运人士魏京生。然而中共却坚决否认与金旡怠有任何关 系,时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后升任外交部长)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金旡怠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出来的,中国政府爱好和 平,从来没有向美国和任何其他国家派遣过任何间谍。中国政府不会承 认这件反华事件,也不认识这位自称是中国间谍的金旡怠先生。」这是 中共一贯作法,拒绝承认对任何国家或地区曾派出特务,凡在境外被揭 露的共谍,那怕证据确凿,中共都一概采取否认态度,任由这些对「党 和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特务在监狱中渡过残生,甚至想方设法阻止其 发言。
金旡怠被指控有六项间谍罪和十一项诈欺与逃税罪。一九八六年二 月,陪审团裁定金旡怠的十七项罪名成立,预定于三月四日宣判。但在 宣判之前的二月二十一日,金旡怠在狱中自杀,他用塑料袋套头,以一 根鞋带系在脖子塑料袋外,窒息而死。盛传:中共透过资助的纽约某华 文报纸负责人藉探监时,转达中共指示,要他自杀。因为他在前两天, 仍对自己获释的希望非常乐观,曾将一份手稿交给这位左报负责人。金 旡怠的遗孀周谨予出版了一本书《我的丈夫金旡怠之死》,她质疑北京 特务为了灭口而杀掉了金旡怠。
四、贾春旺许永跃 两位高干子弟把持国安大权
继凌云之后,中共派北京市委副书记贾春旺于一九八五年接任「国 安部」部长。贾春旺父亲贾庭三是北京市前副市长,高干子弟受到特别 拔擢,是中共政坛常见之事,所以贾春旺的出线,仍算惯例。贾春旺, 生于一九三八年,北京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文革时曾被下放 劳动,后回校任教,做到校党委常委,转往北京市委发展,自此仕途亨 通,升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并兼市纪委书记。他除了高干子弟身分外, 可能也是因为具备「市纪委书记」经历,所以胡耀邦在撤换凌云时,就
点名贾春旺出任「国安部」部长。但因贾春旺对国安、情报工作完全外 行,在中共中央曾引起争议。胡耀邦坚持:「我就是要他这个外行来领 导国安部」。
胡耀邦的意思包含了「国安部」不能只搞情报专业,也必须「政治 挂帅」,需要由具有政治头脑的干部来领导。贾春旺当时只有四十七 岁,他以外行出任「国安部」部长时,正是因俞强声的叛变,曝露了
「国安部」内部山头林立,勾心斗角,以及领导干部法治观念薄弱,特 权横行的严重性。所以胡耀邦要选派一个有干劲,未拉帮结派的年轻干 部去整顿这股恶风。更重要原因是贾春旺出身「共青团」,胡耀邦在一 九八二年出任总书记后,就想建立效忠于他的情治系统,贾春旺正具有 这样的条件。所以在撤换凌云时,就点名贾春旺接任部长。贾春旺上任 后,历经胡耀邦、赵紫阳被斗下台,和「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直到 一九九八年接任「公安部」部长为止,整整做了十三年的国安部长,证 明他的确有「政治头脑」,才能在中共诡谲多变的政坛,左右逢源,屹 立不摇。
不过,贾春旺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上任后曾派遣一位品行不端的干 部徐源海赴日工作,以驻日大使馆教育参赞身分为掩护,从事搜集日本 科技和产业情报,并监控留学日本的陆生。徐源海贪财好色,他曾将中 共外交部在东京的国有地产贱卖给日本《奈良新闻社》,获得回扣五亿 日元。徐源海还利用兼任「日中友好会馆」常务理事之职权,以提供留 日陆生廉价租金宿舍之诱因,吸收陆生当他的工作细胞,并趁机诱奸了 十四位女留学生。其中一位山西省科委公费女留学生王新华,被他逼 奸,羞愤自杀,徐源海为了掩盖事实,迅速将王女草草火化了事。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五日,徐源海与他在日发展的外围细胞、留日女 学生李月华(曾任中共前外长黄华的秘书),一同入住东京市闹区新宿 一家专供情侣幽会的旅馆,他因「马上风」暴毙于旅馆。日本警方获报 后,先行到达现场,取走了徐源海随身携带的电话联络本,内有「国安 部」派驻日本特务名单、工作关系和联络方式。「国安部」派遣赴日调 查的项目小组,指责李月华在徐源海暴毙后处置不当,未先报告和让中 共大使馆人员到达后再报警。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猝逝,北京 大学生与市民涌往天安门广场举办悼念活动,但因中共的处置不当,引 起学生和市民的不满,进而发展成为规模宏大之全国性民主运动,几乎 动摇中共的政权。邓小平为维护共党政权,下令军队以坦克、机枪于六
月四日血腥镇压了「天安门民主运动」。「六四事件」后,中共内部支 持民运之干部将「民运」相关的中共机密文件偷运美国,于二○○一年 出版《天安门文件》一书,披露了中共镇压民运见不得人的内幕。据文 件透露:六月初「国安部」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认为美国介入学生 运动,期望藉此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这份报告在中共党内成功营造 出胁迫感,为之后采取军事镇压找到了借口。
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六月三十日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 的情况报告》,也指责「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势力插手。国 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 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中国民主联 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还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 北京,直接插手这场动乱」。陈希同的报告资料,是根据「国安部」提 供的资料撰写,证明「国安部」对海外陆生的监视,和对民运组织渗透 之严重,并在中共一九八九年血腥镇压民运的决策中,起了很大的催化 作用。而且中共于二○○三年二月根据「国安部」指控,判处王炳章
(自越南绑架押回大陆)犯「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莫须有的指控他是国府「军情局」的间谍。
陈军、刘晓波在民运期间都回到北京,成为民运重要灵魂人物。刘 晓波是六月二日继学生在天安门绝食尾声,接续发起新绝食行动的四名 高级知识分子之一(另三人为周舵、侯德健、高新),也是在中共血醒 镇压开始后,侯德健与共军谈判允许在包围圈打开一个逃生小口,苦劝 学生撤离天安门的关键人物之一,因而拯救了许许多多学生和市民得以 逃过屠杀。二○○八年十二月,刘晓波因在北京发表《零八宪章》,而 被中共判处十一年重刑。二○一○年十月,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不畏 中共抗议和恫吓,毅然颁发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但中共拒绝释放刘 晓波,直到二○一七年六月,确诊刘晓波已是肝癌末期而准予保外就 医,七月十三日病逝于沈阳,年仅六十一岁。
中共内部另有一份文件指责台湾当局积极插手「六四民运」。该文 件说:「自从北京等地出现动乱后,台湾国民党机关便指示其潜伏于大 陆的特务份子加紧活动,并向大陆大量派遣特务,直接插手动乱和后来 的反革命暴乱。台湾国民党特务的反革命活动,陆续被国家安全机关侦 破」。
「天安门民运」前后,由于「国安部」派驻海外的特务知识水平较 高,许多是以留学生身分为掩护,有些甚至打入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
联」潜伏,因接触了西方民主思潮,思想多已发生变化,向往欧美国家 的自由民主。所以在「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后,在海外就有数十名
「国安部」特务反正投诚。最著名的是「六四血案」后一个月,「中国 民联」在美国洛杉矶召开代表大会,与会的「民联」盟员邵华强公开承 认他是「国安部」的特务,奉命渗透「民联」。因中共「六四」屠杀学 生,使他彻底觉醒,决心脱离中共。邵华强随后向美国「联邦调查局」 自首,寻求政治庇护。「六、四」后中共大肆搜捕民运领袖,不少能够 外逃的民运份子就是获得「国安部」特工暗中协助偷渡出境。
贾春旺在「六、四」时表现有功,并投靠了时任总理的「天安门血 案」屠夫李鹏,因他在「政治正确」下,获得中共元老们的保护,而未 下台,甚至在一九九三年还兼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
「总警监」。而「公安部」部长王芳因镇压民运不力,于一九九○年十 二月丢官下台。
一九九五年四月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因贪污罪畏罪自杀后,随即有 北京市「国安局」副局长李敏以下十余名国安干部因涉入此案贪渎,畏 罪携款外逃。中共进一步调查,顺藤摸瓜又揭发了北京市长陈希同的重 大贪污丑闻案。一九九八年二月,陈希同被逮捕,七月判刑十六年。据 大陆地下禁书《天怒》揭露:王宝森是江泽民为斗倒陈希同,指示「国 安部」派杀手杀害,并列举了诸多证据。而就在陈希同被捕的次(三) 月,贾春旺调任「公安部」部长,不难看出与调查陈希同贪污有功有 关。
接替贾春旺出任「国安部」部长的是许永跃。许永跃,河南省镇平 县人,父亲许鸣真是中共老特务陈赓的秘书,曾担任中央统战部办公室 主任,国防科委办公厅副主任等职,所以许永跃也属于太子党圈内之一 员。他在一九六二年二十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保送北京市人民公 安学校。自一九八三年到九二年期间,曾担任中共元老陈云政治秘书、 办公室主任。一九八七年陈云出任「中顾委」主任,拔擢许永跃为「中 顾委」副秘书长。一九九三年调任河北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九五 年任省委副书记、仍兼省政法委书记。
一九九四年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曾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当年 十月,嫌疑人聂树斌被逮捕,七个月后就执行死刑。当时河北公检法机 关曾提出异议,认为聂树斌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要求改判。二○○ 五年,真凶王书金被捕,坦承此案是他所为。在「一案两破」,真凶供 认不讳的情况下,曾是大陆媒体重大报导新闻。但因当年下令「要杀,
而且快杀」,指示将凶嫌聂树斌尽速枪决的省政法委书记正是许永跃, 在真凶擒获时,许永跃已是国安部长,权大势大,正因他强力阻扰平 反,家属无法讨回公道。直到二○一六年,聂树斌沈冤二十二年后,中 共最高法院才宣判聂树斌无罪,但人已被杀,平反也不能使他复活。
原河北省省长、省委书记程维高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二人长 期伙同「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主任张铁梦,侵吞国有资产。一九 九三年十月,张铁梦因涉嫌挪用公款被立案侦查。李真与吴庆五为张多 方奔走活动,张铁梦涉贪案不但被撤销,还恢复了原职。二○○二年吴 庆五、李真二人贪污终于爆发,分别被判处死缓和死刑,但始终未见媒 体报导张铁梦涉案部分。据香港《动向》杂志披露,是因为时任省政法 委书记许永跃打电话给省检察长,下令释放张铁梦,而得以脱罪。此事 曾引起省纪委书记刘善祥的不满,向中央告状,但因中纪委正是许永跃 靠山,刘的告状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一度成为河北官场「奇谈」。
一九九八年三月,贾春旺卸任转任公安部长前,中共中央遴提接替 人选时,盛传以军委副总参谋长负责「情报部」工作的熊光楷,或上海 市「国安局」局长蔡旭敏二人呼声最高。结果由许永跃以「黑马」(西 方媒体的形容,因他名不见经传,未曾出现在中共中央决策阶层的外事 名单中)之姿出线,接替贾春旺,出任第三任「国安部」部长。
传言,陈云晚年因常到上海养病,日常联络工作都由许永跃与时任 上海市长、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接洽处理。香港《前哨》杂志二○一五年 五月号报导说,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江泽民突然被上调进京。当 时大陆政治局势紧张,江不知上调的真实原因,内心忐忑不安。他搭机 抵达北京后,由许永跃接机,许向江透露邓小平和陈云提拔他接任中共 总书记的消息,江泽民因而吃了定心丸,对许永跃心存感激。其次,江 泽民在接任总书记后,每次拜会陈云,许永跃都选在陈云身体较好、精 神状态最佳的时刻安排接见,并乘机极力逢迎江泽民。当时江泽民刚进 京,虽然到处哈腰点头,但大多数太子党都瞧不起他只是个地方诸侯出 身的情况下,许永跃对江泽民的输诚便显得很重要。后来,接任江泽民 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能够在一九九一年上京接任国务院总理,也同样 是获得陈云的首肯。江泽民、朱镕基二人为了感恩图报,投桃报李,于 是优先提拔许永跃出任「天下第一部」的「国安部」部长,自然不是熊 光楷和蔡旭敏等人条件所能比拟。
许永跃上任国安部长后,也曾雄心万丈,企图有所作为。为了表示 他的决心,有利推动工作,常对部属说:他已获得曾庆红(时任中央书
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全力支持。据媒体引述中共内部消息说, 曾庆红曾想利用「国安部」的监听系统,作为对于中共内部干部审查的 一种有效工具,却被贾春旺婉言拒绝。许永跃上台后,开始使用此系统 监听中共干部,国外媒体因此批评「国安部」变成了前苏联的「克格 勃」。
许永跃的改革,在「国安部」内遭遇种种阻挠,推动困难。他发现 主要是前任部长贾春旺在位太久,形成了一个忠于贾的圈子。许永跃多 次向中央的报告,和给曾庆红的秘密报告中都指责「国安部」的干部无 能和堕落,将责任归罪于亲贾春旺的一班人。他并藉改革之名,开始铲 除贾的人马。
他在「国安部」确实禁止了某些贪污的作法,如他严令广东「国安 厅」停止出售赴香港单程证件。在此之前,广东「国安厅」出售香港单 程证件给商人到香港搞「情报」已经达到公开竞标,价高者得标的地 步。在二○○二年时一张香港单程证件,可卖到一百五十万人民币。大 陆商人抢购到单程证件后,即将在国内的非法资产通过「国安部」正规 管道转移到香港。当时海外盛传大陆有大批资金突然外流香港,其中大 部份是通过「国安部」的途径非法流出。前远华走私案主嫌赖昌星的资 产,即以此方式移转到香港。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追查此事,「国 安部」辩称是情报工作经费,其中部份经费是经过香港转进台湾,以影 响台湾政经,轻松蒙骗过关。不过据中共内部消息称,这些资金很多是 高干子弟,和非法商人打着「国安部」的旗子,转移国家和个人非法资 产。
许永跃曾有一份给曾庆红的报告,表示他到任前认为「国安部」作 为国家最核心和最神圣的情报侦察机关,一定很有成绩。但他上任后发 现实际并非如此,除保密工作尚能做到外,很多工作没有开展,或者是 大打折扣。他在报告中强调:「国安部」的侦察工作,这些年已经萎 缩;在国外工作方面,中央认为「国安部」在美国有不下五百家公司企 业,每家公司都是一个情报站,花费了庞大的国家财力、物力、人力, 却不能完全掌握海外的情况。许永跃承认「国安部」在西方的工作人员 确实很多,但大多是照顾高干子弟出国,或是地方「国安厅」所搞的以 营利为主的公司,真正认真从事情报工作的单位,只有少数几个,而且 长年经费不足。
据媒体报导,「国安部」当时年度活动经费超过五十九亿(人民 币),十分庞大。许永跃显然在暗示:部分工作经费被贪污了。另据中
共内部消息,国家安全部门的腐败在各党政机关中是最严重的,但是由 于这个部门的特殊性,中央纪律检查部门没有权力介入调查。公安部门 的腐败最多只是损害一点「小民」的利益,而国家安全部门的腐败则是 影响全局的。
「国安部」内的确充斥着太子党和搞特权者,据二○○九年在美国 寻求政治庇护的「国安部」特工李凤智,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因为国 安、公安部门有很多利益可图,导致太子党或是有背景的人动脑筋想要 进入这些部门。「这些人是为了金钱、权力进来的,他们不是真正喜爱 这份工作,这样的人充斥在系统中。」
许永跃执掌国安部九年半,初期的确受到江泽民、曾庆红的重用。 在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许永跃的「国安部」成了江、曾暗中遥控的 独立王国,对胡、温阳奉阴违,不受指挥,而且公器私用,利用「国安 部」特权玩弄权术和打击政敌,也成了继胡锦涛之后接任总书记的习近 平必须整肃「国安部」的原因之一。
但是许永跃的下台,却是栽在二○○七年的「公共情妇门」上。
「公共情妇门」案曾轰动一时,被媒体大幅报导,女主角李薇长袖善 舞,是多位中共高干的情妇。媒体曾报导:因陷入「公共情妇门」并送 进「秦城监狱」服刑的高干,有: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前山东省委副 书记杜世成、中国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北京市前副市长刘志华、最高 法院前副院长黄松有、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王益、「公安部」部长助 理郑少东等人。被迫提前退休的高干除许永跃外,还有中共前财长金人 庆。「维基解密」二○一一年曾披露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二○○七年九月发 给国务院一封电文,标题是《与敌人共枕》,内容指金人庆与一名交际 花女子关系暧昧,而此女还和几位中共高官有暧昧关系。电文透露这名 女子自称是「为中国军方情报部门工作」,但中共调查人员认为她是台 湾的「特工」。另有多名省部级的官员也深陷「情妇门」被迫离休,大 概因职位不够高,中共未公布他们姓名。
中共调查发现许永跃凭借其手中大权,曾批准发给李薇到香港的有 关证件、特别开销,更给予她执行「特别任务」的国安要员的名义出入 香港。许永跃还请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长郑少东(后升任部长 助理),协助李薇在广东惠来设置户籍。李薇因而常以特殊身份往来港 澳、大陆之间。香港《前哨》杂志称:「公共情妇」案令中共领导高层 震怒,「尤其是许永跃的低智商、低情商、低级趣味,饥不择食地与相 貌平平、人老珠黄的四十四岁李薇滥交,让国际情报界耻笑。」
许永跃在二○○七年时已届退休年龄六十五岁的规定,中共考虑到 许永跃主掌「国安部」长达九年,掌握党和国家太多机密,如果处理不 当,矛盾激化,可能牵出更大范围的麻烦,收不了场,因此决定让许永 跃在二○○八年第十一届「人大」会议审议国务院换届时,以「届龄正 常退休」方式离退,避免争议。但因「高官公共情妇门」,「性质恶 劣,影响极坏」,中共高层忍无可忍,最后决定提前于二○○七年八月 三十日,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就把他免职,任命耿惠 昌接替为「国安部」部长。
二○一五年一月「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落马,曾提拔马建的许永跃 因而被监视居住,不允许出京。他见什么人、到哪里去,必须向有关部 门报告或请示。许永跃是曾庆红的亲信、江泽民派系的要员。他涉周永 康案,涉马建案,也涉及「国安部」的许多贪腐案件。
五、耿惠昌做不好 陈文清出任部长整顿国安部
耿惠昌一九五一年生,河北乐亭人,大学学历,曾任北京「国际关 系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一九八五-一九九○),专门研究 美国社会,著作有《美国的新右翼运动》等书。一九九二年调任「中国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该研究所为中共「中联部」、国务院「国 安部」合办的机构。一九九八年三月许永跃接任「国安部」部长。九月 耿惠昌升任「国安部」副部长兼党委副书记。从这个简历看,一九九八 年前,耿惠昌没有任何政法工作经历,他从一个学者调升副部长,显然 在弥补许永跃的学历不足,和中共企图藉他对国际情势的了解,开拓欧 美国家的情报工作,而且在九年后的二○○七年八月升任国安部长,他 是第一位内升的部长。
耿惠昌之所以接任国安部长,有两种说法:一是许永跃去职时,向 江泽民推荐耿惠昌,江征求曾庆红、周永康的意见,都认为耿惠昌是最 佳人选。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因而被迫放弃自己的人选,忍气吞声核准耿 惠昌升任国安部长。许永跃越过胡锦涛向江泽民推荐接替人选,可能是 为维续江派掌控国安系统的势力。另一说法恰恰相反,指耿惠昌是胡锦 涛的亲信,才被任命为国安部长。但从耿惠昌上任后的公开活动,经常 不离周永康左右。而二人关系良好,的确可从三件事看出:(一)二
○○八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周永康在的「奥运安保工作大会」上,曾
公开赞扬耿惠昌「高标准完成各项安保工作」;(二)耿惠昌于二○一 一年曾陪同周永康出访亚洲五国,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外访活动之一;
(三)周永康于中共「十八大」卸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暨中央政法委书记 职位退休,会前周永康曾推荐耿惠昌为新一届政治局成员候选人。由这 三点可见二人关系匪浅,因此第一种传说,较有可能。
二○一二年二月,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逃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寻求政治庇护。耿惠昌派副部长邱进及多名干部,包括「国安部」特务 孔涛(周永康的干儿子、北京亚洲大酒店董事长),飞往成都将王立军 押解北京。据香港媒体报导,周永康曾指示耿惠昌勿将王立军移交中纪 委的项目组调查,激怒了胡锦涛和温家宝,耿惠昌才被迫交出王立军。 正因如此,王立军揭发了周永康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密谋政变,斗倒 即将接任总书记习近平的计划(请详第捌章第一节)。
随着习近平上任总书记后的大力反腐打贪,周永康辖下的「政法 帮」、「石油帮」、「秘书帮」先后被清理,但耿惠昌却能暂时避开此 一风暴。据悉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安部」使用先进的反间谍技 术,侦察到王立军逃入美国领事馆前,长期利用重庆公安局窃听设备, 监听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保密电话,帮助中央揭发了「薄熙来、周永康集 团」的政变阴谋有功;(二)中纪委曾对耿惠昌进行调查,没有证据显 示耿惠昌参与周永康的阴谋政治活动,或参与周永康集团利用职权谋取 不法利益及收受贿赂等违法活动,也没有发现有涉嫌严重违纪之问题。
二○一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议对周永康的贪腐违 纪进行核查时,耿惠昌事前已从蛛丝马迹判断周永康将被整肃,即开始 设法与周永康划清界线。二○一四年三月,他在《求是》杂志撰文提 出:「大力加强国家安全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完善具有国家安全机关特 点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确保国家安全干警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 高地,始终保持浩然正气。」企求自保。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正式对周永康立案审查。耿惠 昌立即公开切割与周的关系,次日他在西苑「国安部」礼堂召开副局级 以上干部大会,传达政治局对周永康立案审查和处理的决定,并高调表 态:「坚决拥护中央对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处理决定」,并要求全体干 部拥护中央决定,划线站队。从二○○七年至二○一二年,就在这个礼堂 上,耿惠昌讲过无数次的「拥护永康同志领导、维护周书记(中央政法 委书记)权威、贯彻周主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指 示」等吹捧奉承的话。而今又大讲反周永康,肃清周永康影响的话,前 后判若二人。十二月十六日,他再次在《求是》杂志发表一篇〈全面提 升国家安全工作法治化水平〉的文章表态。讽刺的是,耿惠昌的第一副
手马建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一个月后,因贪腐违纪落马。
耿惠昌任内「国安部」风波不断,第一个「出事」的,不是马建, 而是副部长陆忠伟的秘书李辉。二○一二年六月十五日,英国「路透 社」引据两位「直接了解此案」的消息来源说:从二○一一年开始,中 国派到美国的特工多次被侦破,使中国在美的间谍网元气大伤,总书记 胡锦涛为此震怒,下令彻查。《纽约时报》也报导,北京外交圈盛传
「国安部」逮捕一名英语很好的内部官员,是「某副部长的秘书」,中 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美人计」,被招募为间谍,涉嫌将中共机密情报 提供美国「中央情报局」,连带中共的全球谍报网也被美国掌握,他并 获得丰厚报酬。「路透社」进一步披露,这位被捕的「鼹鼠」,是「国 安部」副部长陆忠伟的秘书李辉。李辉被美国策反后,提供了大量中共 情报,其中包括「国安部」和「公安部」之间的内斗情报。李辉被捕 后,正值北京面临即将于十一月召开「十八大」会议,和中共领导阶层 换届的政治敏感时刻,必须尽快处理此丑闻并封锁消息,因此陆伟忠未 受到惩罚,而「被」以健康不佳为由提前离退。陆忠伟曾任「中国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二○一一被耿惠昌提拔为副部长,因耿也曾担 任过此职,透露了二人关系之密切。
第二个出事的即马建。据港媒报导,周永康曾指令「国安部」秘密 建立了一个包括习近平、李克强(国务院总理)在内的全国厅局以上, 数以万计领导干部的个人资料库。中共调查发现是周永康越过耿惠昌, 私自指示「国安部」干部所为,利用国安情报系统「单线负责、互相隔 离」的特殊性质,直接插手「国安部」的工作。而这个黑档案库,是由 分管「反恐」和「反间谍」工作的副部长马建负责,时任「中办」主任 的令计划也通过这个数据库收集官员黑材料。美国《华盛顿邮报》认 为,马建可能是连接周永康与令计划的「关键链条」。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引述北京外交界的消息说:周永康经常私 会外国情报机关首脑,并泄露有关中共的「反恐战争」、阿富汗境内的
「东突」分子、朝鲜「核计划」和伊朗原子能研究等机密情报。而这些
情报是由「国安部」第八局(反间谍侦察局)提供。《华尔街日报》和
《华盛顿邮报》的报导则指出,马建被查后,尽管中共对相关案情始终 不予置评,但外界从周永康、令计划案中细节里透露了二人所涉及的
「泄露国家机密」,以马建为首的一大批国安官员可能在其中扮演了一
定角色。
马建,一九五六年生,江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长期在「国
安部」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部长助理等职,二
○○六年升任副部长。他曾领导「第十局」(对外保防侦察局),负责 监控驻外机构人员及留学生,侦查境外「反动组织」活动。香港《南华 早报》曾报导:「马建有三十年国安部门工作经验,专责反间谍业务运 作,接任部长的呼声甚高」。但他却在二○一五年一月遭到「双规」
(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指党员在接 受检察机关调查前先受到党内调查和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隔离审查), 三月北京多家媒体称:马建是因与商人郭文贵有利益勾结而犯事。郭文 贵为大陆房地产商人,曾在「胡润百富榜」中排名七十四,他因涉嫌行 贿罪,于二○一三年十二月出逃美国,被中共透过国际刑警组织通缉。
二○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马建严 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抗组织审查,转移、藏匿涉案财物;违 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房产等有关事项,违规为家属办理出境 证件;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巨额利 益;违反工作纪律,滥用权力干预执法司法活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马建在十八大后
『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的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 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二○一七年四月网络上流传一段长约二十分钟的马建自白录像,他 坦承与郭文贵有利益勾结,曾以「国安部十七局」(企业局)的名义, 要求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敲诈,查处郭文贵的商业竞争对手曲龙, 并为扳倒「不配合」的北京副市长刘志华,偷拍其性爱视频,呈报中南 海等。导致曲龙被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刑十五年。曲龙声称系因股权 之争,被郭文贵和马建合谋陷害。马建称:在郭文贵要求下,他多次出 面安排「国安部」相关部门删除了至少十次网上对郭文贵个人的负面报 导。马建承认曾在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股份时,因有记者常发表郭文贵 的负面消息,马建派人持公函约谈该记者,和施压报社「消声」。因此 郭文贵陆续贿赂他总值约六千万元(人民币)的财物,包括两个总值三 千多万港元的香港「太古城」房产、两次以「借钱」的方式为马建及亲 属提供资金,以购买郭文贵在北京开发的六间住宅和十间写字楼,然后 再由郭文贵购回,马建和其亲属因而净获利二千多万元。此外,二○一 四年马建赴香港出差回程时,郭文贵送他十万港元;另一次马建到香 港,郭文贵为他订制一套西装和皮鞋等高昂物品,花费二十万港元。
第三个出事的是北京「国安局」局长梁克。据美国《纽约时报》报 导,梁克涉嫌窃听、监视包括有胡锦涛、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之电话、行踪,并将这些监听监视资料,和北京「国安局」搜集的情报 提供周永康。在「十八大」之前,周永康还命令梁克窃听李克强、温家 宝,以及二人家属和助手的电话,企图取得黑数据,要挟李、温二人同 意他提出的人事安排。
其他因贪腐落马的还有西藏「国安厅」厅长乐大克,他是曾庆红的 心腹,继马建垮台后,第一个被调查的西藏省部级干部。
另据港媒透露,二○一○年「国安部」曾策订一项「M行动方案」, 直接帕特工到西方国家秘密跟踪西方间谍的行动。该计划是「第八局」
(反间谍侦察局)下属的一个处长提出的行动方案。耿惠昌出身国际关 系研究学者又是国安部长,应该知道任何国家绝不允许他国间谍在其国 内从事非法跟监任务,更何况跟踪的对象是驻在国的情报人员,是严重 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耿惠昌竟然同意此一方案,而且上报周永康审 批。周永康同样无知,就擅自径行批准实施,即未报告总书记胡锦涛, 也不提报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更没有知会外交部。「M方案」已实 施多年,在国外(包括台湾和亚洲国家)跟踪疑似间谍,甚至在已被发 现的情况下,仍进行半公开的跟踪。港媒评论,周永康和耿惠昌这两个 国际法法盲,批准了「M方案」,埋下了挑衅西方主权的大炸弹。如果 一旦被西方国家侦破,逮捕并审判执行跟踪任务的国安特务,将带给中 共无限外交难题。
由于「国安部」贪污腐败问题严重,成为中共党政军各部、委中的 重灾区,也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心腹大患」。习近平决心成立「国家安 全委员会」,以整顿「国安部」和各特务机构,从江泽民、周永康等手 中夺回国安大权。二○一三年十一月,中共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议成 立「国安委」,再两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次(二○一四)年一月通 过成立「国安委」,虽名为国家,实隶属中共中央,以绕开「人大」立 法的门坎。四月中旬立即召开「国安委」第一次会议,正式运作,全程 不过五个月,足见其急迫感(请详第捌章第一节)。
在成立「国安委」的同时,习近平即进行整顿「国安部」。二○一 三年十二月,周永康亲信孔涛在北京被拘留审查;二○一四年二月二十 一日,梁克被免去北京市「国安局」局长职务;二○一五年一月十六 日,中纪委公布「国安部」副部长马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
「国安部」副部长邱进,曾任「国安部」部长助理和「八局」局 长,二○一二年因赴成都从美国领事馆押解王立军回北京登上了报纸。 港媒一度传出:他因与周永康关系密切,已于二○一五年一月十六日被 中纪委带走调查。但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于二月十二日,刊出邱进撰 写《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学习贯彻反间谍法》的文章,称境外间谍 情报机关不断加大对中国间谍情报活动的力度,包括策反发展人员,刺 探窃取国家秘密,开展各种渗透破坏活动,对中共国家安全利益造成了 严重的危害。并称:中共在二○一四年底颁布的《反间谍法》(请详第 捌章第三节)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部专门法律,要求民众支持配合反 间谍工作等。一般认为《人民日报》刊登这篇文章,是为邱进被拘押
「辟谣」,因为以往极少有「国安部」高干公开发表文章或出席公开活 动。不过,有媒体称:令计划在二○一四年底落马前一星期,也曾在中 共党媒《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全文至少十六次引述习近平的讲 话,但仍未免于被拘捕。
耿惠昌与周永康有着「说不清理不断」的暧昧关系,所以周永康被 捕后,耿惠昌实际上已被边缘化,处于勉强留任的尴尬地位。二○一五 年一月十三日,英国《金融时报》报导:「一名知情人说,很清楚耿惠 昌已经被边缘化,他只想撑到二○一七年退休」。在同年五月十九日, 中共在北京举行的「国家安全机关大会」上,耿惠昌姓名已未出现在新 华网公布名单中。
耿惠昌在主持「国安部」期间国安干部违规事件层出不穷,达到了 历史高峰。习近平上任后就想整顿「国安部」,尤其副部长马建的丑 闻,被指是公器私用的典型。所以陆忠伟、马建先后下台或被查,耿惠 昌身为部长,难辞其咎,未能熬到二○一七年退休,就提前于二○一六 年十一月被免去「国安部」部长职位。海外媒体认为耿惠昌被免职的真 实原因,仍是他与江派人物曾庆红、周永康等关系过于密切。但耿惠昌 被免职后,被增补为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并任命为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 任,不过这两个职务都是闲职。所以有分析认为,这不过是耿惠昌被整 肃前的一种过度手段。
耿惠昌下台后,接任者为「国安部」党委书记、副部长陈文清。陈 文清,一九六○年生,四川仁寿人,父亲为公安警察。一九八四年七 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分发公安系统任 职,历任派出所副所长,公安分局副局长、局长,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 副局长、局长。一九九四年八月到九八年一月,任四川省「国安厅」副
厅长、厅长,兼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二○○二年四月,任四川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最年轻的省级检察长)。二○○六年八月起调福建 省,历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最年轻的省级纪委书记)、省委副书 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在福建省任职十七年,二○○二年转调浙江 省。陈文清自四川调福建时,福建省委曾征询己调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 近平之意见。习近平看过陈文清的档案后,认为陈年轻,有发展潜力。 二○一二年「十八大」,习近平接任总书记后,王岐山组建新的「中纪 委」,即请示习近平同意,调陈文清出任中纪委副书记。港媒根据福建 官场消息说,陈文清虽非习的旧部,但才能受到习的赏识。
二○一五年四月,中共调派陈文清担任「国安部」党委书记、常务 副部长,事实上是代部长,主持实际工作,耿惠昌成了虚位部长。港媒 称:习近平,王岐山、孟建柱(政法委书记、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 员会主任)认为陈文清出身法律专业,熟悉法律法规,又长期在政法部 门任职,担任过六年福建省纪委书记,参与中纪委「反腐打贪」工作三 年多,是王歧山的「打虎」干将,因此将他推上了「国安部」部长接班 的位置,希望陈文清在「国安部」强力反腐,严厉整肃腐败分子,和整 顿该部领导班子。
五月十九日,习近平出席「国家安全机关会议」,强悍要求在国安 系统任职的干部要「绝对忠诚」,国家安全机关要「从严管理」。他提 出:要努力打造一支「坚定纯洁、让党放心、甘于奉献、能拼善赢」的 干部队伍。这十六字随即成为国安系统工作的最高指导方针。
香港媒体《前哨》称:根据国安人士可靠消息,二○一五年四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已决定免去耿惠昌的「国安部」部长职务,由陈文清 接任。由于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任免,因此暂时任命陈文清为「国 安部」代部长,不对外公布。但也有媒体说,调派陈文清去「国安 部」,一开始即遭遇到阻力,幸因「国安部」正「闹副部长荒」,二个 副部长陆忠伟、马建已接连出事下台,另外两名副部长孙永海(一九五 二年生,曾任国安五局情报分析通报局长)和董海舟(一九五三年生, 曾任天津市国安局长),都是超龄留任,在此情形下,陈文清才得以先 出任副部长,代理部长。中共原定于同年七月即提交「人大」通过任 命,但因高层内部未能达成一致共识,这个任免程序不得不推迟。
陈文清的真除命令一再延宕,港媒称另一原因是「国安部」内部为 了阻止陈文清担任一把手,有人举报:(一)四川是周永康的老巢,陈 文清发迹于四川,长期又在政法部门工作,一路被周永康提拔,指控他
是周的「四川帮」成员。中共经过调查,没有发现证据证明陈文清参与 周永康和「四川帮」朋党的贪腐活动,陈、周二人基本上是正常的上下 级关系,不是周永康帮派成员。也有学者分析,陈文清自四川调到习近 平的地盘福建工作六年,早已依照中共官场的陋习,脱离了江、周阵 营,投靠习近平、王岐山,并获得了信任。事实上,「十八大」后陈文 清不但是「周永康项目组」的负责人之一,还亲自参与调查周案,是有 功之臣。(二)陈文清与落马的副部长马建是西南政法学院同班同学, 关系非常密切,两人都曾得到「国安部」前副部长牛平的提拔。但因马 建是在二○一五年一月下台,陈文清尚未到职,已不可能发生隶属和工 作关系。
除了国安内部反对之外,还有一些来自中央的离退休老干部,也竭 力阻止陈文清担任国安部长。他们担心习近平会指令具有省纪委、中纪 委副书记背景的陈文清利用「国安部」特务系统,调查他们和家族的贪 污腐败证据;更担心陈文清在海外调查他们隐藏的巨额资产。正因为来 自各方阻力很大,陈文清的任命迟迟未发布。
但是,据国安内部消息人士透露,过去二十多年,「国安部」一直 受江派人马操控,对于新上任的总书记习近平而言,掌握军权固是第一 要务,而控制国安系统就是第二要务,并且刻不容缓。二○一六年十月 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确立「习核心」地位之后,十一月习近平立即确定 国安部长人事,正式真除陈文清为「国安部」部长、党委书记、中央政 法委员。距他上任副部长代理部长,已经一年七个多月。也成为中共
「国务院」现任第二位「六○后」的年轻部长(另一位为环保部长陈吉 宁)。二○一八年续兼任「国安委办」常任副主任,「分管日常工 作」。
在陈文清上任代理部长之前,因马建严重违纪下马,为习近平提供 清洗「国安部」的大好机会。香港《明报》二○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新 闻报导:「国安部」的人事已有重大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是采取「零 敲碎打、逐步替换」的方式进行的,不太引人注目。只要对照「国安 部」新旧领导层名单就会发现,除部长外,高层组成人员已经「面目全 非」。同年九月十日《北京青年报》报导,自一月起「国安部」一位副 部长、一位部长助理和至少有七个省市「国安厅」(局)一把手被调 整:「国安部」政治部主任苏德良调升副部长(接替马建职位)、唐朝 出任部长助理;省市厅局长已知调整者为:山西(原厅长:李洪免职, 新任:王秀文)、贵州(原:王崭新,新:孟建华)、山东(原:朱晓
强,新:姜联军)、新疆(原:邓勇,新任未公布)、上海(原:朱小 超,新:董卫民)、海南(原:汪济洲,新:陈海军)、河南(原:王 旭升,新任未公布)等。
05 公安部国家保卫局 骨干流失乘香港回归再 崛起
一、国保局逆转胜 陈芳芳扭转乾坤媲美国安部
「公安部」(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MPS)主管中共全国公共 安全工作,负责公安警察和武警部队的领导和指挥。
「公安部」内最重要的单位为「国内安全保卫局」,又称「公安部 一局」,前身是「政治保卫局」。中共最早的政治安全保卫部门系仿照 前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于一九三一年设立,负责侦查、压制和消 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组织活动和清除盗匪。一九四九年
「公安部」成立,下设「帝特侦察局」(一局)和「国特侦察局」(二 局)两个「反间谍」单位;一九五七年,「公安部」将两局合并为「政 治保卫局」(一局),成了毛泽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肃反和 镇压的工具,从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四清到文革 历次政治斗争中,「公安一局」都是毛泽东的马前卒,所立下的「汗马 功劳」,可谓「罄竹难书」,有人形容:「那时候只要谁听说一局
(处、科)的人找,脖子根都是凉嗖嗖的」,恐怖情况可想而知。
一九五八年因中共认为已基本剿灭境内武装反共组织,「公安部」 的重点工作开始转移至政治侦察抓「国特」和外国间谍,订定工作方针 为「长期打算,内线侦察,依靠群众,适时破案」。一九六二年随着与 苏联关系恶化,公安部决定增加对苏联间谍机关的侦察工作,并在各级 公安机关,如黑龙江省各级公安机关都成立了「反修科」。
根据中共「公安大学」教材《国内安全保卫基础理论》对「国内安 全保卫」的解释:是「(公安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运用专门力量和 专门手段隐蔽开展的侦察、情报、保卫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隐蔽 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工作特性为:「具有政治性、长期性、隐蔽 性、风险性、高度保密性等特点;遵循防御与进攻相互转化的规律、被 动与主动相互转化的规律、长期性与阶段性交替变化的规律」。
一九八三年七月,中共成立「国家安全部」时,将「公安一局」拨
并入「国安部」。但「公安部」仍然保留着各地公安厅(局)原有的
「敌侦处」建制,中共中央又在同年九月同意「公安部」仍保留「一 局」(政治保卫局)建制,负责对「反革命」和「间谍」的侦察工作, 而且到九十年代后期,新编「公安一局」工作的绩效已媲美「国安 部」,并列为中共两大情报系统。
新编「公安一局」为利工作掩护,自一九九四年对外开始使用「公 安部台港澳事务办公室」名义,局长对外称「主任」。一九九八年八 月,再将原对内用之「政治保卫局」正式名称,改为「国内安全保卫 局」(简称「国保」或「国保局」)。「国保」在「公安部」内仍称
「一局」(「公安部」各局虽依序号编列,但不在编号前加「第」 字)。在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下设「国内安全保卫局」,局 内的「六一○办公室」则是负责镇压法轮功等「邪教」之单位;地级市 公安局下设「国内安全保卫支队」;县公安局(含市辖区公安分局)下 设「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其称呼在各省厅、各市局叫「一处」,在各 分局叫「一科」。
「国保支队」的内设机构一般为办公室、情报信息与对外联络科、 社会调查与基层基础工作指导科、民族宗教领域侦察科、反颠覆破坏侦 察科、高校文化及经济领域国内安全保卫工作指导科、国内安全保卫案 件侦察科(辖有机动侦察大队),反邪教侦察科等单位。
「六一○办公室」系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 问题领导小组」设置在「公安部」内之常设执行机构,「六一○」代表 成立日期。在「公安部」内又称「反邪教局」或「二十六局」。「二十 六局」在三十一个省级公安厅(局)中的「反邪教总队」,都设在「国 保」内合署办公。首任局长张越,是「二十六局」唯一的一任局长,二
○○七年张越调任河北省公安厅厅长后,「二十六局」便拨由「一局」 代管,由局长兼中央「六一○办」副主任。「一局」的其他主管同时兼
「二十六局」同一职位,其称谓为:「一局二十六局」政委殷治田;
「一局二十六局」副局长于成平、刘威华、赵宇、孙志强;「一局二十 六局」副巡视员张荣生;「一局二十六局」二处处长张海山;「一局二 十六局」技术支持与训练处处长姜博;「一局二十六局」十一处处长王 文生、副处长吴飞;「一局二十六局」防控工作处调研员、副处长张 永;「一局二十六局」办公室主任科员王晓波;另「一局信息化处」副 处长为徐敏勇、赵慧瑶。
首任「国安部」部长凌云,原为「公安部」副部长,他在一九五三
年到五七年期间曾任「公安一局」局长,因此他负责组建「国安部」 时,就把「公安一局」的大部分兵马和「精兵强将」抽调到「国安 部」,其他「老弱残兵」则仍留在「公安部」。正因如此,「公安一 局」的实力渐趋枯萎,且长期处于无所作为的窘境。但经历人事重整、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一九九七和九九年的「港澳回归」,以及一 九九九年镇压「法轮功事件」等重大事件后,「公安一局」重新展现了 其调查和镇压实力,非但未被边缘化,反而因适应了中共政权的「维 稳」的需求,逆向发展为一支势力庞大的秘密警察力量。
但真正扭转情势,将「一局」工作重新开展到能与「国安部」抗衡 地位,是一九九○年时任公安部长的陶驷驹派其妻陈芳芳出任「一局」 局长后开始。
据「公安部」人员透露:历任「公安部」部长,上任后最重要的工 作,就是先抓「公安一局」的人事和工作,遴选最亲信的干部担任局 长。而且中共高层内举不避亲,向来是惯例,如「文革」时,毛泽东任 命江青为「文革小组」第一副小组长;林彪也派其妻叶群担任办公室主 任。所以陶驷驹上任部长后,任命其妻陈芳芳出任「一局」局长,在中 共官场并不突兀。现任「公安一局」的局长孙力军,曾任「公安部」前 部长孟建柱(二○○七至二○一二年)之秘书,孟接替周永康出任中央政 法委书记后,郭声琨接任部长,即于二○一三年任用孟建柱亲信孙力军 接任「一局」局长,也是同样道理。
陶驷驹一九五一年,毕业于中共「中央公安干部学校」,分发「公 安一局」工作。「文革」时被斗,下放劳动。一九七八年为时任「中央 军委」秘书长的前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调去担任英文秘书,深得罗 之信任。一年后陶驷驹重回「一局」,逐步升到局长、副部长,一九九
○年十一月出任「公安部」第八任部长。
这时因香港己确定于一九九七年「回归」,中共认为国府和世界各 国情报机构,以及海外民运组织都会加强对香港的组织部署,中共下令 各特务机构必须积极提前在香港布局防范,确保香港的平稳回归。陶妻 陈芳芳亲率「一局」干员坐镇深圳,指挥香港工作。并在一九九一年 初,在深圳成立「永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监听、监视设备(一 九九八年以民营股份制企业名义,获中共建设部颁发的「消防设施专项 工程设计甲级」企业)。
香港回归前,陶驷驹有一局名言:「香港黑社会是爱国的」,他还
表示要动用香港「三合会」等黑社会组织,确保回归顺利。他的话曾引 起轩然大波,遭到批评。一九九三年他接受媒体访问时承认跟「三合 会」有来往,他说:「我曾经有一次担任过出国的保护任务,随国家领 导人到某个外国,当时就有一个类似三合会的组织,他们就出了八百 人,出来保护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陶驷驹是指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出席 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和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夫妇出访印度尼西亚,中共透过印度尼西亚 共党和侨社组织八百余人担任保卫工作。一九九一年杨尚昆访问泰国, 陶驷驹又通过侨团出动「江湖弟兄」两千人保护。
香港的平顺回归,使「公安一局」声名鹊起。中共中央感到除「国 安部」之外,「公安一局」已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特务机构,才会在一九 九八年,将「政治保卫局」更名为「国内安全保卫局」,赋予境内「反 间谍」、政治异议人士(如民运人士)、维权人士(如律师、上访人 员)、非法组织(如法轮功、中功等「邪教」组织)的调查和镇压任 务。由于「国保」谐音同「国宝」,而中共「国宝」最主要的代表动物 是熊猫,因此网络上将「国保」戏称为「熊猫」。
「国保」的扩张,在周永康时代达到巅峰状态,无论在打击迫害民 间信仰组织和信仰者,还是打击公民组织和维权人士,都采取令人发指 的手段,常常逾越法律的规范。二○一一年大陆曾爆发一场「中国茉莉 花革命」潮,这场以和平方式和象征性的公民街头运动,不仅使「国 保」如临大敌,更穷尽一切手段打击镇压。如:上街为母亲生日买花的 女孩子会被「国保」盘问;郊区种植茉莉花的花农,不准出售花苗,甚 至苗圃也被铲除;网络上禁止有茉莉花的歌曲出现,也禁止因特网
「博客」或「微博」出现茉莉花字眼。
据中共通缉的大陆富豪郭文贵在美接受访问时称:「国安部和公安 部在香港设有多个据点,长期有两百至三百名便衣人员在这些地点办 公,目的是对香港民主派和反中势力进行监控、监听。仅华润大厦就有 三百人,而华润旁边的建筑,是他们审讯、办案的地方。」郭文贵过去 与国安、公安高层来往颇密切,许多高干都收受过郭之贿赂,「国安 部」副部长马建承认赴港视察工作时,曾接受郭之接待和贿赂。
陶驷驹退休后,于二○○一年卷入其在任时副部长李纪周腐败案
(包庇走私),受到「双规」,其妻陈芳芳羞愤自杀。中共查出陶驷驹 在任内,利用职权贪污和挪用公款金额达人民币七亿元。但他深谙「法 不治众」的道理,边贪污边贿赂近百名中共中央和省级高官,表明「要 完一起完」,否则都没事。陶驷驹在「双规」审查时气焰嚣张,拒绝交
代。他说:「我没什么大的问题,要判就判,要杀就杀,我早已有准 备」。中共抄查他两个住宅,搜到数额巨大的匿名存款单、债券及七万 美元现钞等。面对犯罪证据,陶驷驹才承认在部长任内,亲自批准挪用 所属「经济实体」(企业)的资金、没收走私货款合计五亿五千万元。 并交代接受其巨额贿赂的国务院副总理、各部委之领导、退休党政军高 干名单。
由于牵涉面广而且层级高,中共果然办不下去,结果陶驷驹获得免 予起诉。中纪委在「人大」党组扩大会议上宣判是:「由于陶驷驹能配 合中纪委、检察部门对案件的查办工作,能主动交代、检举中纪委、检 察部门尚未掌握的有关重大变相贪污、收贿、腐败事件的内情,陶驷驹 在组织的严肃批判、教育下,对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影响性,有较深的 认识和悔过,中纪委经研究、讨论,报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中纪委的建 议:对陶驷驹的问题免予法律起诉、追究」。至于受贿的十二名国务院 副总理和五十二名部级领导高干,大伙「洗个澡」,交出赃款赃物了事
(上交的财物有:一百二十一幢住宅、别墅,现金四千五百多万元,一 百七十多万美元的外币,五百三十多件名贵礼品,二百四十多幅国画、 油画、古玩,二百多件名贵装饰品,八十五辆欧、美、日高级轿车、旅 行车,十二艘游艇等,价值合计六点二亿元),一律免于追究。
陶驷驹于二○一六年四月过世,得年八十一岁。中共为他在北京举 行送别仪式,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四名政治局常委习近平、 李克强、刘云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高丽(国务院副总理),和已 退休政治局常委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等都送了花圈。包括中央政法 委书记孟建柱和公安部长郭声琨在内的逾七百人参加送别仪式。中共还 对他高度评价:「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坚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旗 帜鲜明,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一位大贪官死后受中共如此隆重送 葬,堪称绝响。
继陈芳芳后接任「公安一局」局长的是陈智敏。陈智敏原长期在湖 南公安系统任职,曾任湖南省公安厅长,先调任「公安一局」副局长, 续升局长,并出版两册《邪教真相》(上下册)。二○○九年升任副部 长,分管「国保、网监、反恐」工作,和港澳台事务。二○一七年六 月,在习近平预定「七一」出席香港主权回归大陆二十周年的活动,并 监誓新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职仪式,安保工作紧张部署之际,中 共突然火速免去负责习近平访港安保工作的陈智敏之「公安部」副部长
和「国家互联网信办」副主任等职位,由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侍俊接任
(侍俊,江苏盐城人,曾任四川省广元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四川省长 助理、四川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二○一六年底调任中央政法委副秘 书长)。陈智敏被免职的当天,中共同时宣布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 队长叶漫青落马的消息,而叶漫青落马被查时间是当年的一月,判断两 人都与贪腐有关。
「网信办」是中共监控网络的主管部门,主任庄荣文,为习近平的 旧属,副主任陈智敏负责分管「网络安全」。自习近平上任后,对网络 的监控不断升级,二○一五年六月规定全国网民必须申领「网络电子身 分证」(Electronic Identity简称EID)。「公安部」曾透露:「EID」可 以储存和阅读诸如Facebook、QQ、人人网、开心网的密码等个人信 息,方便中共相关部门查看在互联网留下的所有足迹,实现点对点的网 络监测。
根据中共国务院二○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机构 设置的通知》,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委员会办公室」合并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同属中共中央直属 机构。国务院强调机构改革是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国 家机构职能优化和高效」。英国《BBC中文网》援引中国大陆有力人士 称:改革是将党政合一,强化党中央的权力。显示习近平将直接干预网 路信息之管制,使中央集权范围更加扩大。
世界著名网络公司Google于二○○九年在中国大陆设置服务器,提供 网页搜寻服务,并接受中共的网络监管。但到二○一○年三月,Google迫 于中共极为严苛的网络审查,宣布关闭在中国的网络搜寻服务,并放弃 中国大陆市场,改由服务器设在海外的Google香港站点提供无审查的搜 寻服务。
二○一四年五月,美国以商业间谍罪起诉通缉共军六一三九八部队 的五名黑客,中共「网信办」为报复美国的指控,即于五月二十二日公 告《网络安全审查制度》,规定「关系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系统使用 的、重要信息科技产品和服务,应通过网络安全审查」,「对不符合安 全要求的产品和服务,将不得在中国境内使用」。接着于二十六日由国 务院「新闻办」因特网新闻研究中心发布《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 录》,指责美国政府长期通过Google、微软等科技公司渗透中国大陆和 香港网络。次日起,Google香港公司的各项服务就遭到中共的「防火长 城」的恶意干扰,导致大陆地区的用户无法正常使用google的服务。
另据二○一八年一月媒体报导:二○一七年中共关闭了十二.八万 个网页,指控这些网页有不雅和「有害」的信息。还查获三千多万本非 法出版品,一九○○多人被罚。腾讯、百度,和微博等网络搜索引擎, 二○一七年也因未审查网络内容而遭罚。外媒认为这是中共正进一步管 制网络言论,限制评论自由,让中共执政免于受到批评,或被揭露中共 政治丑闻。
二○一八年一月,「网信办」约谈新浪微博,指责其未尽到审查用 户发布违法违规讯息的责任。微博因此将热搜功能下架「整改」,一周 后复出的微博热搜竟然出现「新时代公安工作新气象」的置顶关键词, 点开内容都是中共官方文宣资料,已成为中共传声筒,网友讽刺:已
「跟着党走」了。
二、国安公安恶斗 习近平强势整顿两部之人事
香港回归前,「公安一局」于一九九四年派了一个「五人联络小 组」进驻新华社香港分社,其中两人以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心局」驻 香港联络官身份为掩护从事活动,另三人则以「新华社」香港分社编辑 名义负责与港警和香港入境处联系。这个五人小组即香港回归后的「中 联办警务联络部」的前身。
二○一四年香港发生的「雨伞革命」(九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五 日止,为争取「真普选」的公民抗命运动)、「占中运动」(雨伞革命 期间自九月二十八日起至十二月十五日止,「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 动,并扩及尖沙咀、旺角、铜锣湾等地。要求:立即撤回八月三十一日
「人大」就香港政改的决定及马上重新启动政改咨询)、二○一五年的
「铜锣湾书店事件」,和「港独运动」等一系列事件困扰香港之际,
「公安部」于二○一六年派遣前「国保」局长、「公安部港澳办」主任 李江舟(二○一一到一二年六月任国保局长),出任驻港「中联办警联 部」部长,负责联系指导港警工作,李江舟出掌此职位,显示中共对香 港「维稳灭独」事务的高度重视。李江舟在上任前曾参与「铜锣湾书店 事件」的危机处理,和二○一六年四、五月两次负责与台湾代表谈判境 外电信诈骗集团台籍罪犯遣送案件。
「铜锣湾书店事件」是中共公安机关涉嫌在境外绑架出版界异议人 士回大陆的重大事件。《香港基本法》虽保障香港享有言论及出版自 由,但香港出版的一些政治敏感书籍,如披露中共政治内幕、揭露中共
高层丑闻等书籍,会被中共列为禁书(简称「大陆禁书」),禁止进入 大陆,对此类书籍在港出版,过去因香港受到「一国两制」的保护,中 共勉强能够采取宽容态度,但到二○一二年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中共 对「禁书」立场趋于强硬。
「铜锣湾书店」即因出版这类书籍,自二○一五年十月起至十二月 止,陆续有五位主要经营者失踪。失踪五人是这间书店的母公司「巨流 传媒有限公司」股东吕波、桂民海、业务经理张志平、负责经营书店的 李波,和店长林荣基。五人在失踪半到三个月后,才证实全部身在中国 大陆,被公安单位拘留或软禁。
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主要是其中两人被公安密警自境外绑架押返 大陆;
(一)股东桂民海是五人中第二名失踪者,他在居住的泰国芭提雅 公寓中,被一名男子带走,其后有四名男子搜索其公寓,企图带走桂的 计算机,但被管理人员阻止。桂民海在证实被中共绑架后,「新华社」发 文声称:桂民海涉及二○○三年一宗宁波市的车祸,导致一名女大学生 死亡,被判刑两年,缓刑两年。但桂民海在缓刑期间潜逃出国,被法院 取消缓刑并通缉,他于二○一五年十月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桂民海是 在五人获释后,唯一未被中共允许离境者,二○一八年一月再次被捕。
(二)最后一位被掳的李波,他在香港境内失踪。李波在书店失踪 四人后,曾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坦言出版「大陆禁书」, 题材愈敏感愈畅销。桂民海因撰写中共领导人的情妇而屡遭警告,「我 想有些人不想看到那书流出市面,他们捉走与该书有关的人士,确保书 籍不会出现」。又说中共除了要阻止他们出版习近平的「情史」,还要 取走令习近平尴尬的数据,当局「可能问了早前掳走的四人几个月都问 不到这些数据」,因此他已「不敢返回大陆」。李波以为只要不回大陆 就不会「被失踪」,但他仍于当年十二月三十日陪客人到仓库取书后失 踪。据其妻蔡嘉苹(《大公报》专栏作家)接受《苹果日报》采访时 说:当日突然有人打电话订购十多本书,李波亲自包好包括《习近平暗 通薄熙来》、《习近平后院失火》、《中国新领袖:习近平传》、《习 近平家族》及《习近平和他的六个女人》等十几本书后失踪。香港《明 报》查证:李波于下午六时许离开柴湾「康民工业中心」的货仓时,被 九名大汉强押上一辆客货车。铜锣湾书店前经理胡志伟称:李波被掳至 内地,拘留于浙江。三月下旬,李波获释返港,拒绝透露是以什么方法 偷渡到大陆,后来又称是坐上一辆七人车返回大陆。胡志伟曾劝他讲出
真相,李波称受到恐吓:「如果反抗,一世活在恐怖中。」
另外三人失踪情形:股东吕波(第一位失踪)赴东北治病失联,后 传出他是从深圳妻子寓所被带走;业务经理张志平是在东莞凤岗镇妻子 的寓所,被十多名持枪便衣人士带走;铜锣湾书店店长暨创办人林荣基 原以为是在香港失踪,其妻报警后数小时,就收到林电话报平安,港警 因而拒绝追查案情,香港入境处亦拒绝透露林荣基有否出境纪录。林荣 基证实被抓后,二○一六年三月广东省公安机关称林荣基将取保候审。 六月林获释返港,公安指示他把「铜锣湾书店」的客户资料拿回大陆缴 交,但他临返陆前决定召开记者会交代事件详情。六月十六日记者会 上,他说因赴大陆访友在深圳海关被便衣人员带走,拘押于深圳派出 所。《环球时报》即于十七日发文称:「林荣基在大陆犯事,公安对其 采取的强制行动符合内地法治原则」。但未解释依据何项法律条文,亦 未说明林在未定罪情况下,被非法拘禁八个月之原因。又称林非当事 人,他的说法不能证实李波是在香港被带回大陆。
「铜锣湾书店事件」根据中共媒体报导,可确定是「公安部」所 为,而「公安部」中具有执行跨境绑架能力也只有「国保局」,尤其在 林荣基失踪,其妻向港警报案后数小时,即收到林的报平安电话,显示 港警在接获报案后,立刻通知「中联办警联部」回报北京和通知广东公 安机关,才有这场迅速「报平安」的秀。
网络《新头壳》专栏作家余杰曾说:「长期以来,在镇压反对运动 和异议人士的时候,『国保』是其中最残暴的黑脸角色」。「当年,我 被北京当局秘密绑架并酷刑折磨的时候,负责审讯的是国保警察」。据 港媒报导:「铜锣湾书店事件」揭露了公安「国保」系统滥用职权,非 法跨境秘密抓人的内幕。「国保」不但动用境内外的秘密力量,还使用 了跟纵定位、监听监控等以往「国安」才有的反间谍手段。
二○一二年「国安部」副部长陆忠伟的秘书李辉被美国「中央情报 局」策反后,向「中情局」提供的中共间谍和政法系统的机密之中,就 包括有「国安部」与「公安部」内斗激烈的情报,曾令美方大为震惊。 事实上,从「国安部」自一九八三年成立后,「国安」与「公安」的明 争暗斗就已存在。江泽民执政时期,首开先例,利用「国安部」斗倒北 京市长陈希同,「国安部」权势因而扩张。其后在周永康执掌政法大权 的十年间,大陆群体事件不断,江、周等人为增强国内「维稳」力量, 光靠「国安部」力量已无法处理这种情势。因此给予公安「国保」介入 国内「维稳」工作,并迅速壮大。有媒体披露说,过去原本只有「国
安」系统才具备权限的职能,现在很多已被「国保」系统涉入,中共这 两大系统在经历十多年恶斗后,似乎「国保」已占上风。
北京国安人士指,中共国家安全系统,基本上对内是「公安部」
(仿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外是「国安部」(仿美国中央情报局),构 成了对内、对外两套安全情报系统。国安、公安两大部门名义上虽各有 分工,但实际上两部工作重迭严重,如:「反间谍工作」,依据《反间 谍法》规定「国安部」是主管机关,该部「八局」(反间谍侦察局)、
「九局」(对内保防侦察局)、「十局」(对外保防侦察局)等三个 局,都负有「反间谍侦防」任务,而「公安一局」同样执行此项工作, 中共中央对「公安一局」的「反间谍」行动,亦一向持肯定态度;其 次,情报搜集也是严重重复,如国安「二局」(国际情报局)、「三 局」(政经情报局)、「四局」(港澳台情报局)、「五局」(情报分 析通报局)都有情报搜集和分析任务,而「公安一局」也有情报搜集任 务。此外,因「反恐」任务日趋重要,两部也都分别成立了「反恐局」 执行反恐怖任务。正因为如此,造成两部长期以来,勾心斗角,恶性竞 争,浪费巨大资源。
据海外媒体报导,「公安」和「国安」两大系统的恶斗,令习近平 深具戒心,因而对两部人事陆续进行撤换清理。香港《明报》曾对照这 两大部门二○一三年初的领导层名单发现,除正部长未换(现两部都已 更换,新任公安部长为赵克志,国安部长陈文清)外,多数官员已面目 全非。「公安部」的七名副部长中,只有黄明、孟宏伟、陈智敏(陈于 二○一七年突遭免职,由侍俊接任)三人未动,副部长李东生因涉周永 康案,已判监十五年;常务副部长杨焕宁,调任「安监总局」局长,贬 职意味明显;副部长刘金国已出任中纪委副书记;副部长张新枫则在调 任「上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由中、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 克、乌兹别克、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八国组成之国际组织)反恐机构执委 会主任(现已退休)。现任公安副部长由原中共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 出任首席常务副部长,继任北京公安局长的王小洪亦迅速升任副部长
(王小洪曾在福建任职,颇受习近平的信任,先从厦门市公安局长升任
河南省公安厅长,再升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并成为副市长)。另一名新任 副部长孟庆丰则是习近平亲信(习任职浙江时,孟为省公安副厅长)。 而「国安部」亦有类似情形,继副部长马建被免职调查后,先由中纪委 副书记陈文清进驻「国安部」担任党委书记,再出任部长。又调「公安 部」副部长刘彦平担任「国安部」纪委书记,再调宁夏政法委书记苏德 良出任副部长。这些现象被视为「掺沙子」(毛泽东内斗重要手段之
一)的举措。
二○一五年九月,海外媒体一度报导:中共中央正在拟定对公安系 统的重大改革举措,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拆解「公安一局」,将原有的
「国保」人员「转岗」,充实到其他公安部门,基层「国保」特务,将 并入到治安一线。中共要撤裁「国保」,还有两个原因:(一)「国 保」假借「政治维稳」行使特权,已逾越公安「治安维稳职能」,并由 一个司法部门演变成一个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的政治机关。(二)「国 保」藉「维稳」滥权,制造大量政治犯,恶名昭彰,形象不佳。外界对 中共要解散这个「当代盖世太保」机构之传言,看似言之凿凿,势在必 行,是否果真如此呢?
因为媒体另有不同报导,认为「国安部」过去多次介入中共高层政 争,也令习近平担心其坐大失控。北京消息人士说:二○一四年十一月 中共颁布《反间谍法》以取代「国安部」原有的《国家安全法》,表面 上似是重新规范限定「国安部」的工作范围,「除了抓间谍,其他涉及 国家安全的活,基本上都没有安全部的份了。这意味着『国安部』原有 的权力大受局限,经费和人员编制也大受限制」。与此同时,国安的逮 捕行动能力也遭到削弱,很多职能被公安「国保」替代,甚至出现「国 保」看不起「国安」的现象。「铜锣湾书店」越境绑架事件,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证。香港《明报》二○一五年五月曾报导习近平对「国安部」 的人事采取「零敲碎打、逐步替换」的方式进行的,不太引人注目。只 要对照「国安部」新旧领导层名单就会发现,高层组成人员已经「面目 全非」(请详前章)。
从以上两种不同的报导,显示国安与公安两部工作重迭性高,恶斗 激烈,滥权腐败严重,都令习近平不满。传闻习近平决心整顿国安、公 安等情治系统,未必是空穴来风。因此习近平成立「国家安全委员 会」,亲自领导国家安全工作,并订颁新《国家安全法》、《反间谍 法》、《国家情报法》等多种有关国家安全法令,并已对军情系统进行 组织体制改革,至于党政情报系统之改革,除传言外,尚未见具体行 动,是否会进行改组,或维持现状,只加强整顿和领导,则有待观察。
06 军事系统情报机构 情报局联络局战略支持 部队
一、原总参第二部 成为新编联合参谋部情报局
一九三一年,中共在所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 委员会「参谋部」的「参谋处」下设「谍报科」,是中共第一个军事情 报单位。同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总司令部」,下设「二局」 负责情报工作。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局」拨并入「中央社会部」。一 九四二年十一月复归「军委会情报部」。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二 局」属于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序列。
中共建政后,原「中央社会部」分解为三个机构,即:公安部、情 报总署,和军委会情报部。一九五○年十二月,中共又将军委会「情报 部」,改组为「总情报部」,下辖情报部(又称二局)、技术部(三 局)、联络部(原情报总署)三个部。一九五三年二月,中共裁撤军委
「总情报部」,将三部划归「总参谋部」建制,分别成为「总参情报 部」(「总参二部」,英文为2PLA)、「总参技术侦察部」(总参三 部,3PLA),「总参联络部」。一九五五年七月,中共将「总参联络 部」改归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更名为「中央调查部」。「文革」时,
「中调部」曾被「总参情报部」实施「军管」,直到一九七五年才恢复 建制。一九八三年「中调部」与前「公安部一局」合并为「国家安全 部」。
港媒曾报导:习近平对「总参」二、三部的工作不满,曾在「军 改」前的一次军队高层会议上批评两部「实时情报严重不足」,「看不 见、辨不清,水下预警空白」等,并激动地说:「人家(指美军)眼观 六路,耳听八方,我们又聋又瞎,两眼一抹黑,怎么打仗啊!」因此盛 传习近平将对军方情报系统进行重整。
二○一六年一月,中共进行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组军委总部和 七大军区,「总参谋部」改编为「联合参谋部」,「总参情报部」改组 为「联合参谋部情报局」,局长陈光军少将(一九六六年生,湖北枣阳
人,西北工业大学博士,曾任二炮旅长、二炮工程大学训练部长,二○ 一三年晋升少将,次年出任总参情报部长,一六年改任情报局长,一七 年七月转任「联参」参谋长助理仍兼任局长,并代表时任参谋长房峰辉 出席纽约联合国总部第二届维和出兵国军队参谋长会议),副局长为王 秀峰少将。
「技术侦察部」(三部)、「电子雷达对抗部」(四部)拨拼为新 成立的「战略支持部队」(军),成为共军新军种主力之一。
「联参情报局」有两项主要职责:负责搜集和分析军事、政治情 报;和对外军事交流,加强与外军的军事联系与军事互信。为达成上述 职能,「情报局」工作有三项:(一)以各种掩护身分派遣谍员赴境外 搜集军事情报;(二)从境外的公开出版物上分析军事情报;(三)派 遣驻外使馆武官。
原「总参情报部」的建制已为外界所了解,改编后的「联参情报 局」的新建制,外界尚无所知,估计组织变动不大,或只将「局」改为
「处」。现将「总参情报部」原有编制主要机构简介如下:
「一局」(战略情报局,或称军事情报局):为「二部」最重要 的部门,负责情报搜集,重点放在台湾(故有人称「一局」为「台湾工 作局」)和世界各重点国家。「一局」分别在北京、沈阳、上海、广 州、南京等五个城市设有工作处(或称局),对外名称是:「××市人民 政府第×办公室」(简称「×办」如:上海市府五办、广州市府五办), 从事海外秘密谍报行动。如「沈阳工作处」负责俄罗斯、东欧、日本的 情报搜集;「广州工作处」负责邻近国家和地区的情报搜集,首要目标 是对台湾的谍报侦搜;「上海工作处」和「南京工作处」分别负责西欧 和美国的工作。另据称「一局」编制的人数超过三千人,但真正在内部 工作的人员从未超过五百人,其余人员可能是专业情报员(外勤人 员),直接进行对海外工作。媒体引据「总参情报部」内部文件透露: 自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五年间,「一局」曾派遣共军师级指挥官数人, 渗透入台进行实地的「考察」工作,返陆后调入「一局」负责对台实际 情报工作。
「二局」(战术情报局,或称军事侦察局):在前七大军区(北 京、成都、广州、济南、兰州、南京、沈阳)内均设有「情报部」(正 师级),负责协调和提供各军区战术情报,以及要求情报支持,并有动 用军机、军舰及卫星从事情报搜集和侦照等权力。「二局」对台侦察工
作以出动海上情报船为主,情报船对外以「科学测量船」为掩护,目前
「二局」有三十五艘具备高科技侦察能力的「科学测量船」,包括「向 阳红」级、「新丰山」级、「大洋」级等船只。
「三局」(驻外武官局,或称「特务局」):负责派遣驻外武 官。级别最高的是驻美、俄、埃及、朝鲜等国的武官,均为少将军衔。 驻其它国家的武官,多数为大校。媒体报导该局现有武官四百多人,以 搜集所在国的公开情报资料,包括军事杂志、刊物等以及有关外国武器 技术、战争规模、军事学说、经济和政策方面的情报为主,机敏情报仍 透过秘密手段搜集。由于军事情报具有高度专业性,涉外色彩强,「二 部」的重要干部大多曾任驻外武官。如该部领导人之一的李宁大校曾任 驻英国武官,和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所进修。「二 部」驻外「武官处」最活跃的是土耳其小组。另在非洲也有一个小组。
「四局」(东欧局):负责俄罗斯(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情报分 析。
「五局」(欧美局):负责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情报分析。五局最喜 欢的两个美国数据源是国会的报告和军事防务智库兰德(RAND)公 司的文件。
「六局」(亚洲局):负责周边亚洲国家的情报分析。
「七局」(科学技术局):情报装备之研究、设计和开发技术。 其下有六个研究机构:计算器中心、第五十八研究所(开发谍报设 备)、海鸥电子设备厂(生产技术性援助设备)、北京电子厂、北方交 大计算器中心。
「军控局」:负责处理国外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军控问题。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CIISS):前身为「北京国际战略(研 究)学会」,号称为「总参」的智囊机构。「学会」的学者,都是军方 高知识军官和曾派驻西方各国使馆的军事外交人员,以及高干子弟(如 陈毅之子陈晓鲁,曾在驻英使馆工作;陈赓之子陈之涯,曾在驻美使馆 任职),研究水平强过「国安部」,与美国重要智库「美中关系全国委 员会」、「大西洋理事会」均建立了制度化的交流模式,中共意图藉提 供美国学者研究所需的第一手共军资料,影响这些学者对台湾问题的立 场,进而影响美国官方对台决策。曾任「情报部」部长的熊光楷(后升
任副总参谋长)即担任过该学会会长。另一智库为「上海国际战略学 会」。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前身为「南京国际问题研究所」(原 为南京外交学院,再前身为共军七九三外国语学院),负责培训武官、 副武官、武官随员、驻外谍报人员,和派任各大军区情报部门的军官。
情报部还有下列几个部门:办公厅、政治部、航天侦察局、档案局
(收藏各国的公开出版的军事刊物,下有对外军事出版公司,负责翻译 和重新出版外国军事杂志,以及储存军事情报档案)、机要局(处理、 传达和保管机密档,以及档案的分类)、管理局(或称综合局,负责后 勤服务)、警卫局(负责中央军委委员和各部领导的人身安全,享有司 法权)等。
「总参二部」部分干部来自军事院校。如「成都航空学校」曾经报 导:「二○一五年一月十二日,总参二部来我校招聘,共计一八○名同 学参加了本次招聘面试。面试的同学通过自我介绍、形体礼仪等形式充 分展现出娴熟的专业技能以及对工作的渴望,最终六十名同学通过了本 次招聘会。」分析应是二部「航天侦察局」的招聘活动。
「二部」除选派驻外武官外,整个共军外派人员,如驻外军备销售 和采购人员、国防科工委和国防大学等机构留学进修人员、海空军赴国 外学习新武器或装备的人员,都由「二部」负责管理。
二○○一年十二月,中共在「国防部」下成立「维和事务办公 室」,负责国际维和事务,由总参谋部「情报部」负责具体工作。历任
「维和事务办公室」主任均由「总参情报部」副部长兼任。但自「总参 情报部」改组为「联参情报局」后,不再由副局长兼任,现由罗为少将 担任主任。
「联参情报局」的办公地点设在「联合参谋部」的第二、十一、十 二号楼和第八号楼的部份,但主要的工作集中在第二和第十一号楼,位 于北京市东城区黄寺大街乙一号。第二号楼的地下室设有印刷厂,负责 印制军方重要机要文件,「联参」内部人员非经许可不准擅入禁区之 内,如因公需要进入二号楼,除须换证佩戴供识别外,并由党性坚强的 校级保密军官(多数曾任驻外武官)陪同进入;第十一号楼,则是情报 分析单位,这些专业情报分析人员,规定一律住宿在该楼的地下楼层完 全密闭的宿舍中(四人一间),故第二、十一号楼又称为「暗房」。
每天早上七时三十分,「联参情报局」会提出「国际情势报告」, 汇整过去一日的国际战略(术)情报,分送中央政治局、军委主席、副 主席、统战部、国安部,和各军区司令部。另据了解,该局对于台湾媒 体的报导极为重视,尤其关心台湾党、政、军人事的异动,和相关的人 事个资。并建立庞大台湾党、政、经、军、企业、媒体等计算机数据库, 目前除军事一项外,其余都已完成全区计算机联线工作。
此外,「情报局」有一支三五○○人编制的「特种部队」,配挂
「纵深进击、立体突击」臂章,对外则称「外军模拟部队」,实际上是 一支随时可以换上敌军制服,配发敌军武器,对敌进行突击、渗透、破 坏或暗杀等行动的部队。这只部队目前部署在「东南战区」之内,因任 务特殊,并没有固定的驻地。
暗杀特务的培训,早期由共军「七四三部队技术学院」负责,该院 原隶属总参「科委」,现由「国防科工委」管辖,地址是北京永定路甲 十二号。「国防科工委」主管的哈尔滨某大学也在培训特务人员。据知
「国安」系统一般不培训暗杀特工,多遴选军队转业干部中的侦察兵经 过短期培训后担任暗杀人员。军情与国安联合执行暗杀任务时,基本上 由「国安」配合「军情」。
「总参二部」的特务人员基本上分为三类:密工、商干、挂靠。
「密工」在「国安部」和「公安部」称为「密干」,属于编制内,基本 上受过专业培训的职业间谍;「商干」被称为「半在编」,为编制外工 作人员,部分「商干」身分接近「密工」,发给待遇和军装。「挂靠」 多为商人和高干子弟,并不从事情报工作。中共军队自改革开放后,也 开始搞第三产业,军队就利用特权走私牟利,而且越做越大。因此许多 不法商人和高干子弟,纷纷设法与军方挂钩,尤以军情系统列为优先, 好利用军情机关享有进出口免检的特权牟取暴利,但条件必须捐出一部 分暴利,支持情报工作。前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就曾洋洋得意的说:
「商、情两旺」。远华走私案主角赖昌新和涉及马建贪腐案的建商郭文
贵就是两个最显著的案例。
「挂靠」绝大部分是挂靠在地方军情机构下,利用特务人员的身分 在社会上招摇。以「广东省人民政府」为例,就有二十二个「办公 室」,全是军、警、宪、特所设置,如「一办」和「三办」属于省公安 厅,「港澳工委」归在「三办」;「四办」属「总参二部」;「五办」 为广州军区情报部;军队「保利集团」是「十六办」。前军委副主席刘 华清的女儿刘超英是「十七办」,刘华清的儿媳妇郑莉是「二十二
办」。在香港回归前后,因「港澳工委」分管香港的情报工作,其下面 挂靠的人最多。当时为了保证香港的顺利回归,保证香港的稳定,「总 参二部」曾派了大批的特务潜伏在香港。
「总参二部」为策反国军干部担任内线,近年采取手段偏重先吸收 赴大陆经商、娶妻或旅游的退伍军人,指示回台策动军中旧识为中共搜 集军情。以空军中校袁晓风共谍案为例,中共即先吸收袁晓风军中同学 赴大陆经商的陈文仁,派遣回台发展成功。陈文仁于一九九二年以空军 中尉退伍,赴陆娶妻并经商,被「总参二部」利诱吸收,指使他回台在 空军利用旧识发展组织。陈文仁回台后说服还在空军服役的袁晓风成 功,自二○○三年至二○○七年,袁晓风共十二次以随身碟下载所负责业 管或刺探而来军事机密,交给陈文仁转送给中共,共获得报酬新台币七 百八十万元。同时陈文仁试图吸收另一名丁姓军官,和透过袁晓风的关 系,向一位刘姓军官行贿搜集军机。被接触的两名军官不愿背叛国家, 向保防部门检举。办案人员查出陈文仁与袁晓风来往密切,跟踪拍到两 人接触的画面。军方决定采取「反情报作为」,让陈、袁以为可拿到机 密性文件,派出军官假意要交付机密文件时,将两人逮捕。二○一三年 十月高院依《陆海空军刑法》泄漏军机给敌人罪、贪污罪判处袁晓风十 二个无期徒刑,合并执行无期徒刑。陈文仁因犯案时已退役、没有军 职,高院仅依违背职务行贿罪判刑二十年。
军人叛国为中共担任间谍,罪名远重于非现役军人,所得报酬亦不 能与退伍后退休金所得相比,不但良心难安,而且祸延家人,无颜面对 社会,生活亦极易陷于困境,殊为不值。尤其二○一八年四月九日,国 府立法院通过《国家安全法》修正案,规定军公教人员无论是现职或退 休期间只要涉及共谍案,经判刑确定者,丧失退休给与,已支领的部 分,并追缴到犯行时已领取的月退俸。
「总参二部」对吸收旅居美国的华侨搜集美军军事科技情报,亦列 为重点工作,常以名誉和利益,引诱华人充当特务,为中共搜集军事和 技术等各方面的情报。下面两个案例,足以说明:
第一案例为麦大志(智)间谍案。 中共认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是共军在太平洋的最大威胁,也是攻取
台湾的主要障碍。中共海军要控制台湾海峡,必须能在嘈杂的海域里辨
识美军潜舰声音特色,以识别是何种潜舰,才有可能加以摧毁。而且因 中共潜舰静音技术落后,噪音特别大。美国军情专家说:「中共潜舰出
港,就像邻居出门时敲锣打鼓,美国声纳探测想听不到都很难」。因此 中共曾想尽办法自美国或俄国采购技术先进的消音设备,而不可得。二
○○二年初,美国军情单位震惊地发现,中共的潜舰已经采用类似的消 音技术,增加了美军对中共潜舰监视的困难。二○○四年,共军一篇文 章透露正积极发展攻击美国航母的武器,并称已掌握电磁脉冲武器及无 人飞机载具的技术,还强调已能追踪美国潜舰。二○○五年初,美军情 报分析并经驻北京谍员核实,中共已秘密取得美国神盾舰科技,和应用 在自制的首艘神盾战舰上。并已取得有关美国潜舰的敏感资料,包括有 关弗吉尼亚级攻击潜舰的机密细节。
二○○六年十月下旬,中共一艘「宋级」柴电潜艇在太平洋长途跟 踪美国小鹰号航母战斗群,始终未被美军被发现,直到十月二十六日自 行浮出水面时,距离美军航母只有五英里,小鹰号已在中共潜舰的鱼雷 和反舰导弹的射程之内。二○一五年一艘「基洛」级柴电攻击潜舰在日 本南部海域跟踪美国最先进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显示了这两型潜 舰的超级静音能力。
自二○○四年起,美国「联邦调查局」经过情报分析,确认静音技 术是从事军事技术开发的美国私人企业泄漏,并锁定美国「动力典型公 司」(Power Paragon,属于美国国防工业公司L-3通信控股公司)负责 研发美国海军军舰静电动力系统的华裔首席工程师麦大志为嫌疑人。一 名美国布置在「总参二部」的内线人员,确认麦大志是泄密者,共军并 透过他获取了美国海军军舰的其他许多敏感技术和信息。
麦大志出生于广州,一九七八年移居香港,随后赴美,一九八五年 取得美藉。麦大志进入国防部承包商「动力典型公司」后,因绩效突 出,被提拔为首席工程师,成为研发静电动力推进系统(Quiet Electric Drive,为制造海军军舰的核心机密技术)的最高技术负责人。一九九 六年,麦大志还通过美国政府保密审核,可以直接读取海军的技术机 密。
麦大志于一九八三年去中国大陆探亲时,被「总参二部」吸收为特 务。他自「动力典型公司」窃取的敏感军事技术数据,包括潜艇电力系 统;导弹飞弹驱逐舰、巡洋舰上神盾武器系统及Spy-1雷达;弗吉尼亚 号攻击潜艇鱼雷技术;航空母舰电磁飞机发射系统;无人驾驶间谍飞机 及高空核爆脉冲科技;最先进的军舰遭攻击后继续运作方法的研究;海 军用来测试原型核子反应炉的一种特殊反应炉等等机密情报。他曾利用 服务公司标得美国军方二百多项合约工程,进出美军「高安管制」军事
单位,并登上史登尼斯号航空母舰,以技术研究的名义获取该舰相当数 量的核心技术资料。所有这些机密数据,他都秘密提供中共。
二○○一年五月,麦大志以家人团聚名义申请其弟麦大泓夫妇移民 美国。麦大泓赴美后,进入香港凤凰卫星电视台美洲分台工作,担任技 术主管兼副经理的职务。「联邦调查局」调查发现麦大泓在移民之前是
「总参二部」的军事情报员,任职有中共背景的凤凰卫视也是有计划的 安排,而凤凰卫视与共军关系密切是公开秘密。二○○五年十月,美国 截获麦大泓拨给广州中山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二部所资助)研究员蒲培 良的电话,他说:「我是北美的红花」,将在九天后到达中国。而蒲培 良正是麦大志在中国的情报联系人。十月二十八日,美国「联邦调查 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准备出境前往香港的麦大泓夫妇,在行李 中搜出三张加密光盘,内有美军军舰静态电机驱动系统(QED)信息。
随后,麦大志、赵丽华夫妇在洛杉矶的家中被捕。「联邦调查局」 在其家中搜出数千份和军事机密技术有关的文件,包括美军DDX驱逐舰 计划数据的微缩胶卷;从其家庭垃圾中,找出一份打印的档案,经通过 技术鉴定,确认是由中国出产的纸张,内容为中共提出需要搜集的美国 机密军事技术清单,包括电磁侦听技术、潜艇鱼雷技术及航空母舰电子 系统。
麦大志承认,一九八三年在上海的被远房亲戚郝固伟(音)吸收, 帮共军窃取美国军事科技情报,他即开始将有关美国海军军事技术资 料,制作成加密光盘,交给他弟弟麦大泓夫妇带回中国,并获得金钱回 报。
麦氏兄弟的谍报网络,严重泄露了美国军事高科技技术机密,损失 极大。被美国认为是一九八五年破获之前苏联间谍华尔克将美国海军通 讯密码交给莫斯科以来最严重的间谍案。美国检察官说,麦大志送给中 共的军事敏感技术情报,危及台海脆弱的军事平衡。麦大志被加州联邦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四年五个月。
第二个案例为郭台山间谍案。
郭台山(Tai Shan Kuo)自台湾移民美国,已入美籍,居住在纽奥 尔良市,是一名家具推销员。他在一九九○年代赴大陆商务旅行时,被
「总参二部」吸收,鼓励他接触美国国防部官员,搜集美军军事情报。 他回美国后,以金钱诱惑,成功的策动了在太平洋舰队工作的詹姆斯.
丰德伦(James W. Fondren Jr.)和在国防安全合作署工作的格雷格.伯 格森(Gregg Bergson)工作。丰德伦提供了郭台山有关美国政策评估报 告;伯格森则多次将关于美国出售台湾武器的细节交给郭。二○○八年
「联邦调查局」逮捕了郭台山,同时被捕的有「总参二部」负责与郭台 山联系的交通员─中国公民康于兴(Yu Xin Kang)。
这两案爆发后,美国「国防情报局」(DIA,一九六一年成立)于 二○○九年九月邀「总参二部」部长杨晖少将访美,推动双边情报合 作。杨晖曾向美方表达对二○○六年美方刻意泄漏中共潜舰秘密跟踪美 军小鹰号航母之不满。杨晖,南京外国语学院(后更名为共军国际关系 学院)毕业,曾留学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获文学硕、博士学位,再 入中国社科院获法学博士学位。二○○一年任「总参三部」副部长,二
○○五年任「国际战略学会」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二○○七年任「总参 情报部」部长,二○一一年七月任南京军区参谋长。二○一六年,任新 编东部战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中共改革开放后,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军队一度认为国家安全角 势良好,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因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在 全民下海经商的诱因下,军情和国安系统也不例外,创办无数大小公司 搞钱,利用安全系统的外壳,大肆牟取暴利。搞得系统内人心浮躁,无 心工作,甚至离职从商。一九九八年七月,中央军委下令军队和商业脱 勾,但是并不包括军情部门的公司,所以弊端仍层出不穷。
因此涉弊而落马之「总参二部」地方领导干部也不少,著名的有
「上海局」局长周荣少将,于二○一五年一月被「双规」;「华南局」 局长钟责全少将于二○一六年因涉及向商界「卖官」,和高价出售香港 单程身分证被调查。
与「总参情报部」工作有关的军委机关为「总装备部」(前身「国 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该部负责军事科技和武器的研发,兼有公 开和秘密搜集军武情报的职责,因而需要「总参二部」和「国安部」协 助搜集外国军事技科情报。但「总装备部」也会自行派遣科学家以学术 交流的身分赴海外设法搜集、购买或窃取有军事应用价值的技术情报。
「总装备部」自行成立的「新世纪公司」、「新兴公司」和「总参 二部」成立的「保利技术公司」(对外称属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等三家公司,以武器进出口为掩护,从事秘密工作。「总装备部」的科 技人员常以「新世纪公司」人员的身分赴美、欧国家搜集军事科技。上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新世纪公司」曾在美国波士顿非法购买和运输标 明不能出口的船上航海设备。
「联参情报局」前身「总参二部」曾爆发两大丑闻。一位是常务副 部长姬胜德,另位是美洲司司长徐峻平大校。
姬胜德,是中共元老姬鹏飞(曾任国务院秘书长、外交部长)之 子,少将军衔,「总参情报部」副部长。一九九八年初,姬胜德曾短暂 主持过「情报部」工作,但因交往复杂,生活糜烂,所以军衔一直是少 将,也一直是副部长(部长由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兼任)。一九九九年六 月,姬胜德因涉及厦门远华走私案和出卖军事情报牟取暴利两千多万, 被控受贿罪、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等多项罪名遭到拘捕,姬胜德在审查 期间仅交待曾奸污女青年、收受过远华公司董事长赖昌星、中资港商的 金钱等问题。八月,共军军事法庭认定姬胜德犯有三项罪行:(一)收 受犯罪集团人民币、美金、港币贿赂,折合共二千一百三十多万元人民 币,其中有一千五百九十万元已套汇为外币,存在国外账户内;(二) 挪用、侵吞军事用途的资金九百七十五万,已挥霍和给家属在海外置业 达九百万元人民币;(三)长期隐瞒、欺骗组织其配偶加入外国国籍的 事实,隐瞒本人与社会上、香港和外国组织间的不正当关系,并透露、 泄露了军方机密等。
姬胜德第三项「和外国组织的不正当关系,并透露、泄露了军方机 密」的「罪行」,据媒体指称系涉嫌为美国情报机构工作:「其在美国 不仅拥有两栋百万美元的豪宅、巨额存款,还搞起了产业,而且其妻已 经偷偷加入美国国籍,并与一些有境外组织背景的台商过从甚密。为确 保万无一失,中央军委先将姬胜德调离『总参情报部』,转任其为军事 科学研究院研究部副部长,另一方面针对他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秘密监 控,基本确认了事实并摸清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查出姬胜德还 向美国泄露了中国计划协议引进以色列预警机的相关细节,一并形成报 告向军委主席江泽民汇报。因为此事不仅对中国在美谍报网产生了巨大 的破坏作用,而且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这三项罪行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判处死刑,中央军委和中纪委审议 意见都是「死刑」,并获中央政治局支持。时任总书记暨军委主席的江 泽民裁示说:「军中败类、民族败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当时正在 北京香山养老的姬鹏飞得知后,先后四次写信给江泽民、张万年、迟浩 田(后二人为军委副主席),请免姬胜德一死。中共由「中央办公厅」 主任回复姬鹏飞:「中央和江泽民同志看了来信,认为姬胜德案情十分
严重,在党内、军内已引起公愤,对于量刑,将按法律程序进行」。并 暗示内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姬鹏飞闻之大怒:「凭我和老 伴为党为国奋斗近七十年,共产党就不能刀下留情,给我儿子留条命。 要死,我就死在中南海!」
姬鹏飞在自认经多方为其子奔走请命无效,姬胜德必死无疑的情况 下,于二○○○年二月八日,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时年九十一岁。二○○ 一年十月下旬,中共中央就姬鹏飞的死发出通告说:「姬鹏飞就其儿子 姬胜德的问题,曾向组织提出了不合法、不合理的要求,被拒绝后,做 了、讲了一些严重错误的事和话。以极其错误的行为,造成原患病症恶 化而死亡;姬鹏飞一生曾对党的事业,对国家外交,港澳等工作,作出 较大贡献」,「今后对有关姬鹏飞生前活动等,不举办公开形式的研究 和纪念。」 该通告称姬鹏飞是「以极其错误的行为,造成原患病症恶 化而死亡」,含蓄承认了姬鹏飞是自杀身亡。这是继高岗之后,中共体 制内最严重的高层领导人自杀事件。
姬鹏飞死后,姬胜德在狱中曾自杀未遂。姬鹏飞的妻子许寒冰要求 江泽民准予姬胜德以高血压症为由保外就医和要求探望权利,都遭拒之 后,悲愤难抑,于二○○一年九月服毒自杀,被抢救回来。中共最后被 迫以「姬胜德在后期主动交代问题,积极退还赃款,并主动揭发其他人 的违法乱纪行为,有立功表现」,在军事法庭一审中判处「死缓」。二
○○二年终审时,由「死缓」改判为无期徒刑。数年后,中共再藉姬胜 德患有严重心脏病,准予保外就医,被送到京郊一军队医院疗养。
据罗瑞卿(前公安部长)之子、前「总参」装备部处长的罗宇回忆 说:揭发姬胜德贪腐和妻儿都已移民美国的内情,是江泽民在军中「最 爱」的前共军情报系统头号人物熊光楷。熊光楷于一九八八年由「总参 情报部」副部长升任部长,九六年出任副总参谋长,二千年晋升上将, 二○○六年退役。他在军中仕途得意是受到了姬鹏飞的提拔(姬曾任驻 东德大使和外交部长,熊曾先后派任驻东、西德武官处工作),熊则以 提拔姬鹏飞的儿子姬胜德、出任总参二部副部长作为回报。但在远华走 私案中,熊光楷主动向江泽民举报姬胜德。《明镜新闻》称,熊光楷是 军情系统「以商养情」的主导者,应为「以商养情」造成军情单位贪 腐、造假(情报)等的腐败情况负责。这项曾被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称赞 为「商情两旺」的「以商养情」,实际是允许生意人挂靠上军情部门, 利用从事情报工作为掩护,可携带巨额现金出境到香港(中共海关限定 公民只能带六千港币现金出境)。自习近平整肃贪腐后,熊光楷也面临
被审查危机。《明镜新闻》说:熊光楷的贪腐超过十个徐才厚。
熊光楷为共军内部鹰派人物。一九九五年三月,他曾以总参谋长助 理身分率团访美,向美国国防部转达邓小平的警告:「台湾问题是中美 关系的重点,如果处理不好,结果可能会是爆炸性的!」一九九六年二 月,熊光楷以副总参谋长身分兼任「对台作战指挥部」副总指挥,三月 即陪同张万年到福建前沿参与指挥对台「武吓」的共军大规模军事演 习。他也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二部」因负责全军外派人员名额分配、资格审查,和核准权,且 军队有大量以公司行号为幌子的外派名额。熊光楷藉权为大批中共元老 子女大开方便之门,广结善缘,故而官运亨通。
另一丑闻为前「总参二部」一局(军事情报局)美洲司司长徐峻平 大校,于二○○一年叛逃美国,导致军方情报系统在美国的谍报网被破 获。徐峻平活跃于北京外交圈,负责联系美国驻北京武官,和监督共军 与南北美洲、澳洲等国家的军事交流,并在中美高层会议中担任翻译, 经常陪同高级军事代表团出访。据报导:徐峻平分析能力强,办事效率 高,因而迭次获得提拔,擢升至美洲司司长。一九九八年,他曾奉派赴 美进入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中国官员进修班」留学,同期还有他 的两名处级部下。该班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倡议」计划项目中 的一部分,由香港女富豪龚心如(已殁)提供资金成立,自一九九七年 起共举办三期,人选由中共遴派(第一期五人,二、三期各九人),学 员多系在职局处级骨干,每年七月起在肯尼迪学院进修一年,但已于二 千年停办。
据外媒报导:徐峻平自哈佛大学结业回国后,因撰写北约轰炸南斯 拉夫中共大使馆(一九九九年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B-2轰炸机于五月 八日清晨,发射三枚导弹击中南斯拉夫中共大使馆,造成三人死亡,二 十余人受伤,使馆建筑也遭到严重毁坏)的分析报告,受到批评,与上 司发生龃龉,并因婚姻出现问题,于二○○一年十二月利用赴美公干机 会,向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投诚。
徐峻平因掌握了「二部」海外情报网络的大量机密,他的「叛逃」 对共军情报系统的打击极大,「二部」即采取紧急措施,以减轻对军情 系统的破坏,和防止再有军情人员叛逃事件发生。中央军委则成立项目 组调查此案,规定所有现役和退役师以上军官的护照都上缴,对申请出 国的军事人员则严加审查。
同一时期,「总参」还有两名高级军干「叛逃」,一位是「二部」 负责科技情报的王姓军官;一位为军事战略专家郑镇江;另广州军区也 有多人「叛逃」,包括一位正团级、一位副师级军官,带走广州军区台 海战争兵力调派、后勤布署等作战情报。
共军战略支持部队臂章
二、原总参技侦部 编为战支网络空间作战部队
中共于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组建的共军新兵种「战略支援部 队」(或称为军,英文为PLA,Strategic Support Force),成为是中共 继陆、海、空、火箭军之后的第五大军种,并任命司令员高津中将(原 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已晋升上将)、政委刘福建上将(原北京军区政 委)、副政委吕建成少将、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尚福少将、副司令员饶 开勋少将(三人已晋中将)和副参谋长易建设少将。根据中共说法,
「战略支持部队」是「将战略性、基础性、支撑性都很强的各类保障力 量进行功能整合后组建而成」。在中共刻意保密下,外界鲜知这支部队 内涵,但从该部队的臂章图案判断包括有网络攻防、电子对抗、卫星管 理等方面功能。
习近平于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视察「战略支持部队」,他强 调:「要扎实打牢战略支持部队建设的思想政治基础,强化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简称「四个意识」)」,「牢牢坚持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听党的话、跟党走」。当年二月,习近 平向共军新编各战区授旗并颁布训令时,也有同样强调「四个意识」和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已成为共军政治思想教育重点,也显 示军队中对「以党领军」存在严重的问题。
媒体普遍认为「战略支持部队」包括情报侦察、卫星管理、电子对
抗、网络攻防、心理战等五大部分。其中情报侦察,不是传统的间谍深 入敌区搜集情报,而是指原「总参三部」的技术侦察;卫星管理即所谓
「天军」。
据《百度百科》分析:「技术侦察工作,主要通过电子侦察站、电 子侦察卫星、电子侦察机等手段获取敌方雷达和无线电通讯信号,经处 理分析获取信息;电子对抗力量包括电子对抗团、电子侦察机等,负责 干扰敌方雷达和通讯;网络攻防力量指黑客部队;心理战力量包括最近 服役的心理战飞机等,可通过网络、电视和广播方式对敌方广大区域实 施心理战。电子战这类部队不真刀真枪地打仗,但他们对作战的价值一 点也不亚于传统部队。技术侦察和电子对抗;电子对抗、网络攻防和心 理战在技术层面密不可分,因为无法截获信号就不可能实施干扰,不能 干扰也就不能传播心理战信号」。「这种多层面的紧密关系,决定了将 它们捏合成整体可以取得更好效果。这些部队的共同特点,首先是都不 直接参战,而是为作战部队提供信息支持和保障;其次是不适合专门隶 属某一军种,但又无法与各军种脱离关系,电子侦察机、心理战飞机等 表现的尤其明显;第三是行动具有战略意义,可以对国家博弈、战争进 程等产生重大影响。在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形成军 委管总格局过程中,出于精简机构和人员、理顺指挥关系等方面的考 虑,决定将总部直属的情报、技侦、电子对抗、网络攻防、心理战、通 讯等方面力量分离出去,这就需要建立新的指挥和管理体制。将它们整 合到一起时,称『战略支持部队』最为合适」。「战略支持部队可能包 括情报、技术侦察、电子对抗、网络攻防、心理战五大领域。」
《百度百科》和许多外媒都认为「总参情报部」也并入「战略支持 部队」,但现已确知「总参情报部」未纳编入该新军种,而随「军委」 体制改革成为「联合参谋部情报局」。
因此根据中共官方消息透露和新闻报导分析,「战略支持部队」包 含四个独立的兵种,(一)网军(网络战部队):即从事网络攻击与 防御的黑客部队,由原「总参三部」(技术侦察部)拨编成立,称为
「战略支援军网络空间作战部队」,简称「战支三部」;(二)天军
(太空部队):即军事航天部队,负责侦察、导航卫星为主任务;
(三)电子战部队:负责作战指管通情、欺敌以及干扰雷达和通信系统 等任务;(四)心战部队。
「总参」情报系统在一九五三年成立时,分为「情报部」(二部) 和「技术侦察部」(三部))两机构。「三部」又称「监听部」,第一
任部长为李克农,番号为「人民解放军六一一九五部队」,任务主要是 负责监控、搜集、分析电子(信号)情报,包括对各种无线电信号的侦 搜、密码破译、电话监听、传真截收,其中也涵盖各国驻陆使领馆电 文、企业邮件和犯罪网络。在「惩越战争」时,「总参三部」因成功破 解越方大量军事密码而受到邓小平的的嘉奖。「三部」还遴派译电和报 务员负责所有驻外使馆的无线电收发,和反窃听工作等。
网络发达之后,「三部」又增加了对互联网的监视和网军攻击。卫 星侦察及情报分析也是「三部」的重要任务。据媒体报导该部拥有十万 名的黑客、语言专家和分析师,和相应的技术军官,承担监控分析全球 通讯任务,从职能上看,「三部」类似美国的「国家安全局」
(NSA)。
「总参三部」总部设在北京海淀区岳家花园(邮政编码:一○○○九 一,行政区划代码:一一○一○八),在上海、青岛、武汉、三亚、珠 海、哈尔滨、成都、广州等地都设有分部。「三部」下辖十二个局组 织:第一局(驻北京市);第二局(即六一三九八、六一四八六部队, 驻上海市)负责英语国家电讯情报,主要目标为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
「二局」的「微机成像」即卫星侦照及分析工作;第三局(驻北京 市),一九九九年美国柯林顿总统访华时,由三局负责全程技术保障与 侦察;第四局(驻青岛市,番号六一四一九部队),主要侦搜目标为日 本;第五局(驻北京市);第六局(驻武汉市),专责侦搜台湾电讯情 报,包括卫星、高空侦照、电波截听、移动电话,和网络数据等信息。 另在福建省至少部署三个以上巨型讯号情报监听站,专门监听台湾无线 电讯号;第七局(驻北京市);第八局(驻北京市),主要针对前苏联 独联体国家,和中亚地区各共和国。该局有一个侦听站位于定远城(或 称定远营、王爷府,位于贺兰山西麓,现名巴彦浩特),侦听中俄边界 电讯;第九、十、十一局(均驻北京市);第十二局(驻上海市),负 责「识别和跟踪外国卫星—主要是美国军用卫星」。十二局设施一处位 于山东昌邑市,一处位于西昌。除「二局」的干部需具英语文能力外, 其他局则要求具有日语、韩语、俄语、西班牙语等语文之一。
美国麦迪安(Mandiant)网络安全公司经过六年追踪,于二○一三 年二月证实共军黑客组织隶属「总部设于上海浦东一个老小区内,在遍 布餐馆、按摩房和酒店的大同路边一栋白色的十二层建筑内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六一三九八部队」,亦即「总参谋部技术侦察部第二局」。「三 部二局」因而受到国际关注,据「维基解密」(Wiki Leaks)揭露:美
国的情报机构称「二局」为「拜占庭式的坦率」(目前已停用该名 称),利用「鱼叉式捕鱼」攻击程序,通过电子邮件引诱收件人点击邮 件,即将恶意软件安装在目标之计算器上。再通过这些计算器,潜入内 部系统,窃取情报。
「二局」第三处的番号为六一八○○部队,位于上海宝山区。美国 司法部在二○一四年五月份提起的诉讼中指出,窃取美国机密的五名骇 客军人即属于该处。其中一人汪东,自称为「薄情寡义之人」,在微信 网上用名为「Ugly Gorilla」,头像是一个扮鬼脸的卡通大猩猩。
二○一五年,中共网络黑客攻击美国的争议达到最高峰,美国联邦 人事局曾遭遇大规模黑客攻击。这年九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 科拉珀(James Clapper)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说:中国黑客持续且广泛 的以美国为目标,窃取美国国家安全情报、敏感经济资料和知识产权 等。美国虽不断向中国政府反映,但是中国政府从来都不承认。
参众两院也提案,要求政府禁止使用中国厂商华为、中兴等电信产 品,以免美国重要信息泄漏。时任美国总统欧巴马甚至说,中国对美国 的网络攻击不能接受,总有一天会将其视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威胁。习近 平在二○一五年九月访美时,与欧巴马就网络安全问题达成基本共识, 双方都不支持商业目的的黑客行为。但是中共的黑客行动并未从此绝 迹。据「网络安全公司」(Crowd Strike)称:此协议可能使中共改用 民间承包商,例如「博御」(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APT3、Gothic Panda)窃取机敏信息。「博御」实际是「国安部」所属黑客公司。
二○一八年四月二日科拉珀在另一场华府的讨论会上说:中国擅长 发动有针对性的网络钓鱼攻击,黑客一般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假冒身分诱 使收件人点击链接或下载附件,侵入用户的计算机系统。「你可能会以 为情报界的人都很精明,了解这方面的问题。不是,他们一样会在网络 钓鱼攻击面前上当受骗。」
「总参三部」位于武汉地区的「六局」,专门负责台湾的技术情报 搜集和研析,情搜来源包括对台湾的卫星和高空侦照、电讯截听,以及 从台湾国际长途电话、传真、移动电话、网络数据所截收到的情资。中 共在监听台湾电话的设备中,预置关键词汇,当设备感应到这些词汇 时,立即警示监听人员监听。「六局」有部分单位以研究中心和通讯实 验室名义为掩护隐藏在武汉大学内。美国政府过去就曾揭露中共将「网 军」藏在校园内,「假学术之名,行情搜之实」。
中共「网军」在二○一三年对台湾网络攻击次数,据我政府公布: 国防部一○一万次,国安局七二二万次,调查局一五六万次。二○一八 年四月行政院资通安全处透露:台湾公部门每个月遭受网络资安攻击二 千万到四千万次,攻击来源通常多经过跳板或其他手法掩护,但根据攻 击特征跟样态分析,可以判断多数来自中国大陆。总计二○一七年被攻 击成功有三六○件,其中有十二件较严重,造成重要系统对外服务被中 断、重要数据被外泄等,如外交部领事事务局与外馆的联络信箱密码被 破解,导致民众出国登录的个资泄漏。此外并明显观察到中共网军攻击 成功率在提高,显示网攻越来越精准。
「总参三部」在前七大军区内均设有「三局」,和设置大型的「侦 听站」,负责技术情报的搜集和处理。设在各军区的「侦听站」各有不 同的面向和侦搜目标区域,如:兰州军区「三局」专责侦听俄罗斯方面 的信号通讯,和监听俄方导弹攻击早期预警情报的重要使命。各军区
「侦听站」也负责监控各地区内所有的国际长途电话、国际传真,和七 大军区本身的所有无线及有线通讯。对七大军区的通讯监控,名义上是 为了战备安全,实际是防止军队图谋不轨。
「三部」也在境外友好合作国家内设立秘密「侦听站」:一九九四 年在寮国南方占巴塞省(Champasak)建立三个「侦听站」,其中一个 在Khong;在缅甸安达曼海的椰树岛上设立有「侦听站」:在Paracel群 岛中林岛附近的石岛,设有一个「侦听站」,侦搜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电 讯;与古巴合作,利用卢尔德(Lourdes)前苏联所建立的大型「侦听 站」,侦搜美国电讯情报。据该部人员透露:上世纪九十年代,「三 部」密码分析,对周边小国(如泰国、蒙古、越南等)的密码,基本上 都能破解;但对美俄的密码,仍搞不定。
「总参三部」还设有两个研究所:「五十六研究所」,位于江苏无 锡,又称:「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为共军规模最大的计算器研究 所;「五十七研究所」(另一说属于联参情报局),位于四川成都,为 共军规模最大的电子研究所。
学校则有两所:「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负责培养「三部」军事外 语和军事情报侦查人才。文革后该校分为两个学院,分别迁至洛阳和南 京,称为「解放军洛阳(或南京)外国语学院」。「洛阳外国语学院」 又称为「八一八外国语学院」,该校截至二○一五年止,设有四十七种 语文专业,包括英、俄、日、德、法、西班牙、意大利、阿拉伯、泰、 朝鲜、乌尔都、越南、普什图、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维吾尔、缅甸、尼
泊尔、蒙古、乌克兰、吉尔吉斯、印度、藏、闽南等共有三十三个语种 的外语专业。二○一七年为因应国防和军队的深化改革,将该校并入
「资讯工程大学」成为该校「外国语学院」,现有外国语言文学类、军 事外语学类、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类,和侦查情报等四个大项专业。原
「南京外国语学院」则于一九八六年改组为「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并在二○一六年一月,拨交新建的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现属于
「联参情报局」负责培训武官。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中央军委将原
「资讯工程学院」、「电子技术学院」、「测绘学院」合并为「解放军 信息工程大学」,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隶属「总参」建制领导。二○一 七年与「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合并为「战略支持部队信息工程大 学」,负责培训信息领域高层次的人才,是共军网络安全人才、非通用 语人才、全军出国人员外语、外国军事留学生汉语之培训基地。该校设 有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发展创新中心。
「信息工程大学」现有七十八个本科专业。从该校二○一七年招生 简章,招训的本科专业有:信息、通信、侦测、水声、测绘、军事地理 信息、作战环境、网络、密码、大数据、导航等十一项「工程」,以及 管理科学与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科学与技术、 地理科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对抗技术、计算器科学与技术、信息 安全、密码学、预警探测、侦察情报、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军事外语 类、外国语言文学类等,共计二十五项专业,从这些科系不难窥见「战 支三部」工作实质内容。
二○一五年五月,原任「三部」部长孟学政少将调任「信息工程大 学」校长,但就任不到一年,因涉及向已落马的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买 官,于二○一六年上半年被撤换,由副校长的郭云飞少将接任校长。
二○○六年网络曾出现一份招生简讯,从内容判断应是「三部」招 聘简章。它说:「我部为总参直属单位,主要担负战略情报收集整编、 战场监视、航空侦察、装备科研论证等任务,为军委、总部提供及时准 确的情报保障」,「部队驻地位于北京海淀高科技园区,毗邻北京航天 城」,「专业需求:飞行器导航、无线电测控、卫星通信、扩频通信、 图像传输与处理、数据库与专家系统、红外热成像技术、激光技术、合 成孔径雷达技术、伺服跟踪技术、电视与编辑设备技术、视景仿真技术 飞行器总体设计、地图数字化处理技术、航空发动机」。「学历要求: 硕士研究生以上」。
「三部」也向全国各大学招聘具有计算机专业、数学专业研究生工 作。在浙江大学的计算器与技术科学学院二○○三年的「招生页面」, 即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一三九八部队招收定向研究生的通知》,内容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一三九八部队(地点在上海浦东)拟招收二
○○三级计算器专业硕士研究生为定向生,对签定协议的学生将提供每 学年人民币五千元的国防奖学金,学生毕业后定向到部队工作。」
此外,「三部」的其他组织有:办公厅、政治部、后勤部、综合 局、科技装备局、科技情报局、计算中心站(位于北京市)、网络控制 中心(位于北京海淀区)。据报导在杭州有一所特务培训中心主要培训 技术侦探特务。
据美国安全专家二○一二年八月公布数据显示,中共藉由对包含台 湾、联合国、各国企业和政府等在内的七十二个机构之网络攻击,窃取 了大量军事及商业情报。中共网军更借道台湾攻击美国的军事中心。
「三部」也透过海外华人黑客入侵所在国家网络窃密。据「美国之 音」电台报导:旅居加拿大的华裔商人苏斌(译音)被「总参三部」召 募,从二○○八年起非法侵入美国波音等国防工业承包商的计算机,窃取 敏感的军事科技情报,包括为美军生产的C-17战略运输机和战斗机等机 密资料。二○一四年苏斌在加被捕,引渡到美国受审,二○一六年七月 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十六个月。
澳洲网络安全中心二○一七年十月发布《二○一七年威胁报告》 称:二○一六年七月中旬,澳洲国防分包商小型航天工程公司曾遭中共
「网军」以惯用之远程访问木马「中国菜刀」(China Chopper)攻击,
「长驱直入」长达四个月,窃取美国F-35匿踪战斗机(澳洲政府购入七 十二架)、P-8反潜巡逻机、C-130运输机、联合直接攻击导引炸弹
(JDAM)等武器机密信息,和澳洲海军船舰数据。外泄「敏感数据」
多达30GB。
二○一八年一月法国媒体《世界报》(Le Monde)报导:「非洲联 盟」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总部发现,中共已窃取「非盟」 情报长达五年。该盟的计算机储存档案自二○一二年起便被中共定期复制 传送到上海服务器,而该盟总部建筑正是中共于二○一二年建造启用。 显然这是中共藉援外手段,计划性的窃取「非盟」情报。
三、原总政联络部 改名军委政治工作部联络局
共军「总政联络部」,为「总政治部」下辖二级部,正军级单位, 负责情报与反情报工作。前身为中共建政前的「对敌工作部」(简称
「敌工部」),历史上是负责策反、心战,和对战俘洗脑等任务。在国 共内战时期,「总政联络部」曾派出大批特工,打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 内部,上世纪五○年代初在台被国府破获的共谍吴石和朱枫(女),即
「敌工部」派遣渗透国府内部和来台联系的敌特人员。韩战期间,也曾 负责对联军心战和战俘洗脑工作。二○一三年,「总政联络部」为纪念 在国共斗争期间隐蔽战线牺牲的特务,在北京西山森林公园,位于香山 八大处之间修建了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将「敌工部」改组为「总政联络部」,仍 以对国府的情报工作为重点,负责策反国军将领,及「瓦解」与国府有 关的敌对势力等任务,同时兼顾港澳地区(港澳回归后,这部分职能也 已转移),和日本、韩国、朝鲜等邻国之情报工作。中共改革开放后,
「联络部」的工作重心也随之改变,逐渐转向影响美国及西方国家。美 国国防部曾指控该部:「它负责主动去影响外国防务政策」。
「联络部」工作除对境外派遣谍员,从事情报工作外,也因对国府 和各国政府搞「上层人物」关系,而与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联 部」工作有重迭之处。据知,「联络部」对外派遣军事情报人员,须经
「总参二部」审查。
「总政联络部」的保密性显然强过「总参二部」,外界对其内部瞭 解有限,能查到的历任部长仅数字,即使组织架构,亦仅知道有:联络 局、调查局、边界局、宣传局。另外,在广州与上海设有秘密「分局」
(或称「联络局」)。调查局是负责外军和台湾政治情报搜集的主要单 位;上海分局则以台湾国军为主要工作目标。据知「联络部」对台湾上 校以上军官数据均输入计算机建文件,包括住址、学经历,和所能获得的个 人生活信息,这项工作与「联参情报局」和「军事科学院」等情搜机关 严重重迭。
曾担任「联络部」部长,有两人较为外界熟悉:
(一)杨斯德,曾先后担任「联络部」副部长兼广州「联络局」局 长,前「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再调升「联络部」部长,兼中共中 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政协」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文革」期间杨斯德曾遭迫害,关押五年。「文革」结束 后,重返原职。一九八六年五月,「华航」一架货机因机长王锡爵叛
变,劫机飞抵广州白云机场。中共指派杨斯德带领「华航事件」小组到 香港与国府代表谈判,首次突破了国府长期坚持的「不接触,不谈判, 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海峡两岸关系自此开启新页。
据《中国时报》二千年七月八日报导:一九八八年二月六日,大陆
「政协」常委贾亦斌曾透过侨居香港的国学大师南怀瑾,转达北京有意 与李登辉总统接触。四月二十一日,贾亦斌陪同中共中央「对台办」主 任杨斯德赴港,向南怀瑾表达北京希望与台湾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家统 一问题。南怀瑾为此与李登辉办公室主任苏志成通过电话联系,但不久 因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两岸沟通暂时停止。一九 九○年九月苏志成秘密赴港,邀请南怀瑾来台,与李登辉连续两天会面 商谈,南怀瑾劝李登辉不要做历史罪人。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苏志成 与杨斯德首度在香港会面。苏志成透露李登辉准备终止动员戡乱时期
(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废止),曾希望中共对终止动员戡乱时期有所表 态,但未获响应。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苏志成与时任「华视」企划室经理郑淑敏
(后任中视董事长)、润泰建设董事长尹衍梁到香港,与大陆代表见 面。双方达成停止军事对峙、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停止一切危害两岸关 系和统一的言论行动之所谓「三停止」共识。三月二十九日,南怀瑾针 对双方互信薄弱提出「和平共存、协商统一」八字方针,不过双方没有 签字确认。杨斯德曾邀请苏志成前往北京继续商谈,苏志成未答应。
同年六月十六日,苏志成再度赴港会谈,谈话内容因停留在事务性 层次,而陷入僵局。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六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杨斯 德和许鸣真(曾任「统战部」办公室负责人),参与会谈,双方接受南 怀瑾建议,确定首次辜汪会谈日期。同年八月,许鸣真赴台秘密会见李 登辉,但无具体结果。而两岸的秘密管道在许鸣真见过李登辉之后,无 疾而终。总计自一九九○年起,李登辉派苏志成,郑淑敏等人前往香 港,和杨斯德等中共代表会面,前后多达四十多次。
(二)叶选宁。叶选宁为中共已故元老叶剑英的次子,一九九○年 出任「总政联络部」部长,一九九三年兼任该部对外掩护机构暨营利企 业之「凯利集团」总裁。叶选宁前在一九七四年时,曾因右臂不慎被机 器辗断,虽经接回,但功能全失,他却能以左手练就了一手刚劲潇洒的 行书,因而被人称为「独臂将军」。据《中共太子党》一书称:「叶选 宁极为精明,足智多谋,在叶家后代中最出类拔萃。叶选平(叶剑英长 子,曾任广州市长、广东省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有什么难题还要经常
向他讨主意,号称叶选平的军师」,「(叶选宁)甚至多次前往台湾, 王永庆的『海沧计划』也是他给牵的线」。叶选宁任内最倚重的对台研 究智囊为沈卫平和辛旗。在上世纪九○年代,叶选宁成为中共「太子党 的精神领袖」,因他的关系,不少太子党在「联络部」外围组织「中国 国际友好联络会」的管理层兼任职务,如邓小平之女邓榕当上「友联 会」副会长,江泽民也拢络他,称他为「老板」。
「凯利公司」为「总政联络部」于一九八四年成立的掩护特务活动 的企业,「凯利」是取自英文Carrier(运输工具或人)的译音,营业项 目广及贸易、房地产、旅游、实业、咨询、餐饮服务等行业,实际以军 火生意为主,负责中共导弹的外销。目前有子公司十三家,其中一家设 在北京中关村的「电子一条街」,专营计算器等电子器材,对外也称
「凯利公司」。也为「联络部」赚到大笔预算外活动资金。因而,「总 政联络部」的情报工作势头压过了「总参情报部」,两大特务机构的矛 盾也随之日深。
此外「总政联络部」还有一个核心重要任务是对内,负责监视、监 控中共党、政、军各界各领域的高级官员,防止这些人有二心,防止他 们出卖中共和泄漏军事机密情报,犹如明朝时的特务机关「锦衣卫」, 因此叶选宁又被称为「锦衣卫指挥使」。叶选宁虽于一九九七年退役, 但由于叶剑英家族的势力庞大,他仍是「总政联络部」及「凯利公司」 幕后的操控者。二○一二年中共「十八大」前爆发的「倒薄事件」中, 叶选宁起了关键作用,力挺习近平接任总书记。叶选宁业于二○一六年 去世。
相对杨斯德、叶选宁,「总政联络部」却出现了一个「买官」的部 长。二○一四、一五年,港媒多次报导:「总政联络部」部长邢运明, 涉入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案被捕。徐才厚因贪腐于二○一四年,被移送 审查供出:邢运明原担任国营企业「华扬财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既没有当兵履历,也未做过情报工作,更缺统战经历,经由前「邓(小 平)办」主任王瑞林(上将)推荐,向徐才厚行贿六千万元「买官」。 徐才厚于二○○一年将邢运明直接调入「总政」(徐才厚时任总政治部 副主任,二○○二年升主任)出任「联络部」副部长,授予大校阶级, 二○○五年再提拔为「总政联络部」部长,晋升少将。
邢运明上任后,即兼任「文促会」和「友联会」两会的常务副会 长,并担任「华夏经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为感谢徐才厚的提 携,他特别安插徐的女儿徐思宁长期在「总政联络部」挂名领饷。邢运
明还利用职权,发给涉及福建「闵发证券违法案」的商人吴永红单程旅 行证件,护送去香港保护起来,吴永红则回报四亿(一说为一.五亿) 人民币,和每只黄金五两重的金元宝八十八个。二○一四年八月邢运明 被捕审查,承认在行贿徐才厚之前,已先向王瑞林行贿两千万人民币。
该部工作较为人所知的,反而是其外围工作掩护机构:
(一)「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简称「友联会」,英文缩写 CAIFC),为「总政联络部」对外工作的掩护机构,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成立,会址在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冠城园冠海大厦九和十楼,并在全国各 地设有三十四个分会。理事会由卸职和现任的政府官员,和外交家、企 业家、教育家、艺术家、学者组成,其中有许多高干子弟和知名人物。
如该会第四届(二○○八年四月至二○一六年五月)的领导层,会长 由中共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挂名,常务副会长邢运明则为「总政联络 部」部长,八名副会长中,有三人是「联络部」副部长(沈卫平、邹征 远、辛旗),方辉为会长助理。第四届的先后两位秘书长陈祖明、宋恩 垒二人都是「联络部」重要干部。「友联会」现任会长陈元,为中共元 老陈云之子;副会长为乙先(原任「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主任,二○一 五年出任「友联会」副会长,兼该会的法定代表人)、邓榕(邓小平之 女)、辛旗(少将)、程国平(原任外交部副部长,二○一六年五月出 任副会长);秘书长:李浩宇;副秘书长:周新政(乙先等六人为常务 理事)。
另「友联会」下设有理事工作部、人事部、亚洲部、第二亚洲部、 美大部、欧洲部等机构,证明「总政联络部」工作,已向亚欧美洲扩张 发展。二○一七年九月上旬,辛旗就以「友联会」副会长名义率团访 日,会见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就促进中日关系改善及加强民间友好交 流,表示:「友联会」愿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做出努力。
据外媒体报导:「友联会」为拉拢美国商界精英,曾安排由国际着 名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首席执行长约翰.马克率领的美国商界代表团访 问中南海。CAIFC也曾通过所设立的平台「中国公益论坛」接待美国富 商约翰.霍华德、托尼.布莱尔和比尔.盖茨。另据澳洲媒体Fairfax一 项调查披露,澳洲最具影响力的一些商界领袖,包括铁矿石巨擘,和曾 是澳洲首富的弗雷斯特(Andrew Forrest)访问中国大陆,受到「友联 会」的「盛情款待」,回到澳洲后到处宣传澳洲人要与中国友好相处, 引起当地媒体对中共影响澳洲商界和政府决策程度的极大关注。该项调
查披露,澳洲四大银行、捷达航空公司、澳洲商业委员会(BCA)的高 层以及前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 Raby),都曾接受过中共「友联会」 的款待,但澳洲的这些商界领袖们却浑然不知这是「总政联络部」的附 属组织。
(二)「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简称「文促会」),性质与
「友联会」高度近似,成立于二○○一年六月。该会号称是由文艺界、 学术界人士组成的全国性文化学术团体。但其第一届常务副会长邢运 明,副会长辛旗,秘书长郑剑、副秘书长权月明之名单,已曝露它是
「总政联络部」的外围掩护机构,所以「文促会」和「友联会」都是
「总政联络部」所设立,藉「民间组织」的名义掩护,从事海外情报工 作和统战活动。「文促会」现任会长王正伟,本职「政协」副主席,非
「联络部」人员;副会长赵博,曾任「友联会」副会长,应为「联络 部」副部长级重要领导干部;秘书长王法伟,原为副秘书长,曾任华艺 出版社(为「文促会」下属机构)高级编审,应是「联络部」重要干 部。
(三)「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位在「友联会」内,设有「和 平与发展」编辑部,应是研究与出版机构。
另据外逃大陆富商郭文贵爆料:「总政联络部」曾在北京「恩济花 园」小区买了三栋别墅,接待台湾退将、政企人员。根据Google地图显 示,「恩济花园」位于北京市三环路和四环路之间,海淀区蓝靛厂南路 八里庄,邻近北京地铁十号线的西钓鱼台站。
二○一六年十二月曾有消息称,为配合「军改」案,「总政联络 部」将并入中共中央「联络部」,除了部分涉具体情报工作的人员转拨
「联参情报局」外,并入「中联部」人员则转为文职,这项消息迄今未 据有后续报导。但据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军委「政治工作部」发布 的命令:将前「总政」副主任唐天目标秘书孙景涛少将(「联络局」副 局长)、前「总政」副主任周子玉的秘书赵鲁渤少将(联络部干部)、 徐才厚亲信方辉少将(联络部干部,友联会会长助理)等三人撤职接受 审查的内容。在这项命令中唯独指孙景涛为「联络局」副局长,因此判 断原「总政联络部」未并入「中联部」,仍保留在新的「军委政治工作 部」下,改称为「联络局」。
新任「联络局」局长,判断为辛旗,理由:(一)前「联络部」部 长邢运明对外都以「友联会」和「文促会」两会副会长身份活动,邢运
明下台后,新一届「友联会」四名副会长(乙先、邓榕、辛旗、程国 平)中,仅辛旗一人为原「联络部」官员,而且原是该部副部长;
(二)「友联会」网站报导该会近期活动情况,均集中在辛旗一个人身 上,显示其地位已不同以往。
辛旗,一九六一年生于北京,满族。河北大学哲学系毕业,中国社 科院研究生。一九九○年进入「总政联络部」所属「和平与发展研究中 心」从事研究工作,后升任为主任。一九九四年,曾来台在政治大学担 任访问学者三个月,走遍台湾各县市和金门。一九九五年,因李登辉访 美,两岸关系陷入低潮,辛旗参与多份对台文件的起草工作,成为中共 对台政策的主要智囊之一。辛旗在「总政联络部」工作期间,也曾同时 在「总参二部」担任高级研究人员,以「国际战略研究学会」研究员身 份对外活动。后成为「总政联络部」部长叶选宁倚重的幕僚,并在二
○○九年晋升为少将,出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
辛旗曾亲历两岸「九二共识」的形成过程,并参与两次「辜汪会 谈」的筹办与会谈。一九九八年上海「辜汪会谈」结束后,负责安排汪 道涵访问台湾的行程,但因李登辉突发表「两国论」而取消。二千年 起,辛旗历任「联络部」所属「文促会」副秘书长、秘书长,数度陪同
「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访台,与台湾政治人物多有接触。二○○五年 参与中共《反分裂国家法》的起草及制定。二○○九年辛旗对外主要以
「友联会」和「文促会」两会副会长身份活动,参与多个研讨会,与海 峡两岸学者讨论台湾问题。二○一三年辛旗为「联络部」策划建立北京 的「无名英雄广场」,碑文也出自其手笔。二○一五年四月,媒体曾误 传辛旗涉及徐才厚案被捕,后证实为假新闻。他曾经公开表示:「建立 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许多事情要只做不说,多做少说,重在操作和 解决问题,不求轰动之效应」。
另在「总政」还有一个「保卫部」,前身是「公安部」第五局(武 装保卫局)。一九六六年拨归属「总政」建制,主要负责共军中的反情 报工作(反间谍)和军中的政治调查,属于半情报工作性质。
07 中共中央情报机构 中联部统战部任务重点 不同
一、党的情报机构 中联部韩朝处长被南韩收买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简称「中联部」, 成立于一九五一年。「中联部」的官网上称:「对外联络部是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对外工作的职能部门。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中央对外 工作的方针、政策,跟踪研究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发展变化,向 党中央提供有关情况和对策性建议;受党中央委托,负责中国共产党同 外国政党、政治组织的交往和联络工作」。
实质上该部真的职能是:以对外联络为名,从事情报活动,故被称 为「党的情报机构」,是中共秘密情报部门之一,特别是对于一些不便 以国家名义打交道的外国政党,中共常常以「中联部」名义暗中联系。 在毛泽东时代,「中联部」负责支持各国共产党进行暴力革命,是东南 亚国家共产武装叛乱的总后台,因而恶名昭著。
「中联部」工作对象原仅包括各国的共产党及其他左翼政党。一九 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通过中共与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四项原 则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并写 入了党章。到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再扩大为亦适用于中共 与各国各类政党之间的联系准则,打破了原来只与外国共产党、工人党 以及其他左翼政党交往的局限,逐步同开发中国家的民族民主政党,以 及已开发国家的社会党、工党、保守党等各种意识形态和性质的政党、 政治家及其国际组织发展关系。目前「中联部」已与世界一百六十多个 国家四百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联系往来,其中多数为执政党和参 政党。「中联部」因而自诩做到了「知交尽四海,万里有亲朋」。
「中联部」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四号院。下设若干局,按地 理区域划分职责:
一局(亚洲一局):负责与南亚和部分东南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泰国、缅甸等)国家政党及政治组织的联络交往和对该地区各 国及政党和政治组织的研究工作。二○○○年和二○○二年,「中联部」曾 参加了在菲律宾马尼拉和泰国曼谷召开的第一、二届亚洲政党国际会 议,二○○四年并在北京主办了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
二局(亚洲二局):东北亚(含蒙古)和印支地区(越南、老挝、 柬埔寨)。其中越南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老挝人民革命党等亚洲社会 主义国家执政党交往,是「中联部」工作的重点。据媒体报导:被美、 韩政府指控秘密运送核武原材料给北韩的中国丹东「鸿祥实业」董事长 马晓红(女),即「二局」打着民间名义援助朝鲜所运用的特务。
三局(西亚北非局):联系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苏丹、叙 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也门、黎巴嫩、赛 普勒斯、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等国的主要政党或政治组织。中共透露截 至二○○七年(以下皆同),已与该地区十七个国家近五十个执政党和 参政党建立了联系关系。
四局(非洲局):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中共与非洲四十多 国和地区的七十多个政党建立了联系。
五局(拉美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不含美、加两 国),其中与古巴共产党关系最为密切,并与拉美三十一个国家的一○ 五个不同类型政党建立了联系关系。中共特别将拉美与台湾有邦交的国 家的合法政党和重要政治人物,列为重点交往对象,企图争取这些国家 最终能转向与中共建交。此外,中共也与社会党国际拉美和加勒比委员 会、美洲基督教民主组织、拉美政党常设大会、圣保罗论坛等拉美地区 政党多边组织建立联系管道。
六局(东欧中亚局):东欧、波罗地海、独联体地区国家。中共与 该地区二十四个国家的五十多个政党建立了联系。
七局(美大局):北美(美国、加拿大)、北欧(瑞典、挪威、芬 兰、丹麦)、大洋洲国家。由于这个地区多为发达国家,崇尚民主自 由,因此中共提出「本着超越分歧与差异,寻求理解与合作的方针,以 开明开放、平等对话、互利合作的建设性态度同西欧、北欧、大洋洲、 北美等发达地区的各类政党广泛往来,努力寻求共同点和利益的汇合 点」,「已成为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交流合作的重要管道」。
八局(西欧局):联系英、德、法、义、奥、西、澳大利亚、马尔 他等国家社会党、社民党或工党;与西欧各国右翼政党如法国保卫共和 联盟、英国保守党、澳大利亚自由党、新西兰国家党、奥地利人民党、 德国基民盟、意大利力量党等也在求同存异原则下交往;一九八三年, 中国代表参加了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政党组织「社会党国际」十六大。其 后,「社会党国际」两任主席勃兰特(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和古特雷 斯曾分别率团访问中共,建立双方战略对话机制。随着「欧洲议会」各 党团日趋活跃,中共也与「欧洲议会」中的人民党、社会党、自由党、 左翼联盟、绿党、民族欧洲等六个党团建立了联系。
「中联部」还有二个须注意的组织:研究室(从事国际形势、世界 政党、社会主义运动、当代资本主义及其他重大国际问题的研究,对外 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围绕党的对外工作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新闻宣传 活动);信息编研室(负责对外联络和调研工作搜集、提供国际问题和 世界各国政党的有关信息,编研综合性基础数据,建设和管理本部对外 宣传网站、部内工作网站和政党数据库)。
二○一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共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 高层对话会」,这是中共「十九大」后举办的首场政党多边外交活动, 参与的政党领袖以第三世界国家的执政党或共党政权为主,共有来自一 二○多个国家的二○○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出席「对话会」。习近 平在开幕式致词说:「各国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彼此理解、求 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 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 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 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他提议「将此会议机制化,使成为具有广泛 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政治对话平台。中国将积极推进全球伙伴关 系建设,主动参与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希望各国政党同 中共一起,为世界创造更多合作机会。中共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 政党开展对话和交流合作,未来五年,将向世界各国政党提供一.五万 名人员来华交流的机会」。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表示:北京发起的政党高层「对话会」,第 一次是在二○一四年召开,今年是第四次开会,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外界了解中国,必先了解中共」,「一些西方人把中共看成当年的苏
共,把这次政党大会与苏联时期莫斯科主导的党际交流来对比,但苏联 当时主要是进行共产党交流,目的是输出革命」。北京请来的世界政党
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左中右」政党,很多正在执政,有些虽然在野,但 有可能今后执政。「北京推动的是面向治国理政的党际交流,毫无输出 意识形态的意思」。实际上习近平在会上所说话,就是「意识形态」的 输出。
「高层对话会」前后,中共还顺道举行了第三届「中非政党理论研 讨会」、第二届「中国─中亚政党论坛」、第十届「中美政党对话」。 中共企图透过这些国际政党交流合作,促进其国际外交之发展,实质上 是结合「中国崛起」,争取主导世界新秩序,其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之 野心,昭然若揭。
「中联部」现任部长宋涛,一九五五年生,江苏宿迁人。福建师范 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赴澳洲莫纳西大学留 学,具博士学位。宋涛曾在福建工作二十多年,二千年转往外交系统任 职,历任中共驻印度使馆参赞、外交部国外工作局局长、驻菲律宾大 使、外交部副部长。再调任中共中央外办副主任、中央外办常务副主 任,二○一五年十一月接任「中联部」部长。二○一七年十一月曾以习 近平特使身分访问北朝鲜,讨论联合国和美国对朝鲜经济制裁和朝鲜核 武问题,遭到金正恩的冷漠对待,避不见面。但北韩情势于二○一八年 急速发生变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到北京进 行非正式的访问。随后,宋涛即于四月率领中国艺术团访问平壤,参加
「第三十一届四月之春友谊艺术节」,并获得金正恩热情接见,显见
「中联部」在政党外交的重要性。
北韩因发展核武和试射洲际飞弹,被联合国协议制裁。美国发现中 共「中联部」仍透过民间企业私运发展核武所需物质至北韩。二○一六 年八月,美国司法部曾两度派代表赴北京,指控丹东「鸿祥实业」公司 和负责人马晓红(女)违犯联合国禁令,将禁运物质氧化铝(用于生产 提炼浓缩铀所需材料)走私到北韩,帮助北韩发展核武器。据美国有关 人士披露,美方早已掌握马晓红是「中联部」运用,打着民间名义与朝 鲜进行「外交」的棋子之一。九月,马晓红被美国法庭以「密谋帮助朝 鲜逃避制裁」的罪名起诉,在美国压力下,中共不得不逮捕马晓红,指 其和「鸿祥实业」涉嫌长期参与「严重经济犯罪」,并冻结了鸿祥、马 晓红等之资产,成了代罪羔羊。
「中联部」也传出高阶领导干部被外国情报机构收买丑闻。曾任
「亚洲二局」之「韩朝处」(负责南韩和北韩事务)处长的张留成被南 韩情报单位吸收为内线间谍。张留成早年留学朝鲜,二○○五年曾随中
共总书记胡锦涛出访北韩,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日二○○六年访华期间, 担任胡的翻译,他因向南韩当局提供胡、金两人会谈机密内容,和中朝 外交机密情报,于二○一六年被中共秘密处决。
除张留成之外,充当南韩和朝鲜间谍的中共官员,最著名的是中共 前驻南韩大使李滨,被韩国吸收为间谍。李滨曾担任过中共驻北韩高级 参赞,后官至中共朝核问题特使,全盘掌握中朝核问题谈判的情报;被 南韩吸收的间谍还有「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前副所长金熙德。而被北朝 鲜吸收的间谍,则有「社科院」韩国研究中心前研究员、国务院朝鲜半 岛专家李敦球。因金、李均属朝鲜族人,且过去不少中共高官是朝鲜 族,中央内部因而决定:凡涉及南韩与北韩敏感部门的核心层主管岗 位,不再安排朝鲜族人士出任。另跨足日韩两国的间谍,则是「新华 社」外事局前局长虞家复,因向日本驻北京大使和韩国外交人员提供中 共国家机密,并收取报酬,被判处十八年徒刑。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图片来源:京城帅哥(https://www.panoramio.com/photo/10771059)
二、统战部新策略 对台重心青年一代基层一线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简称「统战部」,主要职能是处理中国共产 党与非共产党精英人士间的关系。非共产党精英人士主要包括有社会、 商业、学术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中国国内外的利益集团。中共冀图通 过「统战」来确保相关团体或个人支持中共或可以为中共所用。
中共设立中央专责统战工作机构是从「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决定在「国统区」武汉 派驻代表团,负责与国府的联系和谈判工作,这是中共最早具有统战性 质的机构。直到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共才决定在中央成立「统一战线 部」。但到一九四四年七月中共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又成立「中央城市 工作部」取代「统战部」,领导「敌占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实际就是一个情报机构。
抗战胜利后,「城工部」一度停止工作。一九四六年底,中共中央 重新恢复「城工部」,任务调整为「研讨与经营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包 括农工青妇运)」。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将「城市工作部」更名为
「统一战线工作部」,负责「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 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并筹备召开新
「政协」会议。中共建政后除在中央仍维持「统战部」外,并扩张在各 地方和企业中建立统战部门。「文革」时「统战部」被砸烂停顿工作, 到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复出后,又重建「统战部」。由于「统战部」是由
「城工部」转化而来,证明它是一个情报特务组织,中共更称:「统战 与特工是传家宝」,所以统战与特务工作是一体两面。
「统战部」行政级别与「中联部」一样为「正部级」,两者不同之 处,在于前者侧重非政府组织,后者偏重于政府和政党的工作。统战工 作主要涉及的是同中共党外的关系,透过统战手段「努力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来壮大中共的自身力量 和声势,打击、缩小并孤立主要敌人。所以毛泽东说:「统战工作是最 大的工作」;习近平也说:「统一战线无小事」,当知中共对统战工作 的重视。
中共统战工作对象,以党外精英分子为主,具体说是下列十二种 人: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 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 员;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华侨、归侨及 侨眷;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
「统战部」历来就有从事秘密活动和情报搜集的任务,国共「内 战」期间不少国军将领即被中共统战策反倒戈,如张学良、杨虎城、傅 作义等人。国府撤台后,中共对台统战工作并未曾松懈。中共中央「统 战部」网站公布的十项职责中,就有三项涉及对台湾统战,其中第四 项:「负责开展以祖国统一为重点的海外统战工作;联系海外有关社团 及代表人士;做好台胞、台属的有关工作」;第六项:「负责联系全国 工商联,联系港、澳、台及海外工商社团和代表人士」;和第九项:负 责「协调政府各有关部门的统战工作;代管全国台联、黄埔同学会、欧 美同学会、和平统一促进会等有关社会团体的工作」(事实上还包括有 全国工商联、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宋庆龄基金会等组织)。
所以「统战部」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台湾,也包括海外统战工作。在 海外统战的对象主要是侨外华人(当然也包括台湾政商驻外人员、台 侨、台生和相关团体等),尤其是有利用价值的海外华人,如策动海外 科技人才回国或者利用海外华人为其搜集情报。西方国家一些情报机构 对「统战部」在国际的活动都表示担忧,认为已对当地国家的内政构成 了干涉。一本在加拿大出版的《间谍之巢:关于在加拿大境内活动的外 国特工的惊人真相》(Nest of Spies: The Startling Truth about Foreign Agents at Work Within Canada's Borders)书中,就指控中共「统战部」 在海外从事政治宣传、对中国留学生的控制、在华人群体(和外国人 士)中招募情报人员和长期的隐蔽间谍活动等。
《华盛顿自由灯塔报》网站从一位与「中共情报及安全机构」有联 系的人士那里获得一份长达三页的中共内部红头机密文件显示,中共中 央指示「统战部」在美国科技领域建立人脉,以搜集商业秘密及科学技 术。重点在美国高新、核心科技领域的技术情报。
从「统战部」的组织架构就显示其工作性质和范围: 政策理论研究室(内设统战宣传办公室):统一战线理论的综合性
研究;组织大型调研活动;起草统战文件、文章;海外统战宣传工作。
一局(民主党派工作局):联系民主党派,执行党对民主党派的 工作;完善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对民主党派的重大问题的调研。
二局(民族、宗教工作局):少数民族和宗教工作的调研;国外 藏胞的工作。
三局(港、澳、台、海外工作局):联系港、澳、台和海外有关 社团及代表人物;台胞定居和台属工作;海外统战工作;主管「中华海 外联谊会」工作。
四局(干部局):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选拔、培养、考核、 推荐党外人士担任政府领导职务。
五局(经济局):联系全国工商联;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物的调 研、统战;联系港、澳、台及海外的工商社团和代表人士。
六局(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局):联系各界无党派代表人物;调查 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制定统战政策。
七局:对西藏的统战,和民族、宗教的调研工作,联系民族、宗教 界代表人士和国外藏胞,协调藏学研究工作。
八局:专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机关党委:领导所属十个事业单位:《中国统一战线》杂志社、
《中国西藏》杂志社、华文出版社、干部培训中心、中国光彩事业指导
中心、华兴经济咨询服务中心、机关服务中心、信息中心、台湾会馆、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办公室等之工作。
「统战部」在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曾爆发重大丑闻,即部长令计划 因受贿和非法获取国家机密,被判处重刑。令计划原任中共中央委员兼 中央办公厅主任,于二○一二年九月,降调接任「统战部」部长。令计 划落马的原因,据境外媒体报导有二:
(一)二○一二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宣布「薄熙来同志不再担 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一职」,并予软禁。十八日凌晨,时仍任中央办公 厅的主任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因在北京市驾驶法拉利高级跑车搭载两名 女伴,发生严重车祸,令谷当场死亡,两名女子重伤送医抢救。有报导 称,车祸后不久,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关系密切的「中石油」 高层蒋洁敏,即将数以千万元的人民币汇入两名重伤女子家属的银行户 头,作为封口费。令计划也在车祸后调动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警力封锁现 场,因此让车祸事件变得疑云重重。尤其是事情发生在薄熙来被免职后 两天,北京安全部队出现的异常活动,使得军事政变的传言,迅速在网 路上流传。中共的官方媒体也称,令计划「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来掩盖这
场车祸」。有一说,车祸是中共十大元帅之一陈毅之孙,在令谷的法拉 利剎车系统上动了手脚,导致事故发生。车祸事件震惊中共中央领导 层,视为重大丑闻。因此将令计划调任「统战部」部长,统战部长位阶 低于中央办公厅主任,实质是降调,边缘化。
(二)令计划在中央办公厅主任任内曾利用职权,打击其他中共政 治人物,并制造冤案,迫害整垮了政绩和口碑颇佳的上海市委前书记陈 良宇。据外国媒体说: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和令计划四人组成了
「新四人帮」,图谋透过政变等方式阻挠习近平、李克强在「十八大」 接班,或经由人事安排将习近平拉下马以自己人取代。而这个政治团伙 的核心,并不是周永康而是令计划,若政变阴谋得逞,令计划将取代习 近平出任总书记。但政治阴谋终因「王立军事件」而破灭。另有消息指 同属团派的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为了升任总理与令计划结盟,企图以「令 李体制」取代「习李体制」。
二○一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决定对令计划立案审查,随后免去其
「统战部」部长和「政协」副主席职务、政协委员资格,并开除党籍。 二○一六年七月四日,令计划以受贿(人民币七千七百多万元)、非法 获取国家秘密、滥用职权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终 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新四人帮」曾企图政变,详情请参阅捌章一 节)。
香港媒体称,中共统战部过去长期被江派人马所把持,令计划接任 统战部两年期间也建立了一定势力。因此令计划落马后,「统战部」遭 到中共清洗,以清除江派和令计划在「统战部」的势力。二○一六年十 月,中共公布:纪检组进驻「统战部」后的一年半中,查处司局级干部 共一○七人,移送司法四人。
「统战部」现任部长为尤权,于二○一七年中共「十九大」时升任 中央书记处书记。尤权是中央书记处七名书记中,唯一的非政治局委 员,显示统战部长位阶的确不高。港媒《明报》也称,统战部长的位阶 本来就不高,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时,时任统战部长的阎明复才 进入中央书记处,阎明复在一九九○年被罢官后,虽然曾经短暂由政治 局候补委员兼书记处书记丁关根兼任过两年统战部长,和令计划在二○ 一二年九月出任部长时,曾在九至十一月暂时保留了书记处书记身分 外,其他统战部长都未「入局入处」。二○一四年底,令计划因涉贪落 马,孙春兰成为首位以「政治局」委员兼任的统战部部长。新任部长尤 权仅具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身分,仍未进入「中央政治局」,意味着
统战部长的位阶尚难提高,但比过去未能「入处」的部长要强。
尤权,一九五四年出生,河北卢龙人,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 理系硕士。在李克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期间,尤权为常务副秘书长、 负责国务院办公厅常务工作,是李克强的「大内总管」。二○一二年十 二月,李克强升任总理前,尤权被任命为福建省委书记。「十九大」后 习近平启动新一轮人事调整,派任尤权为「统战部」的「一把手」。据 传尤权在福建省主政五年,熟悉对台事务,可能是他被钦点担任统战部 长的主因,除显示「习李体制」的稳固外,也证明习近平已确实掌控了
「统战部」。
中国对台统战,除「统战部」外,还有一些部门专门负责贯彻对台 政策的机构,如国务院的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台办)等。这些部门的工 作包括协调两岸的贸易、交通以及帮助在大陆经商工作的台商台干等。 在马英九总统时期,两岸政府交流频繁,中共对台工作较专注于政、商 上层阶级。但二○一四年,台湾爆发的「太阳花学运」,惊醒中共当 局,全面检讨对台策略,认为与台湾政、商的交流,并无法取得民心, 反而忽略台湾基层和青年。同年,中共提出「三中一青」(中小企业、 中南部、中低收入、青年人)对台新统战新策略,开始强化对台湾基 层、年轻人的统战。
二○一六年五月台湾政权再次轮替,中共中断与民进党政府的接 触,但加强了对于台湾基层、民间的统战。在地方政府层次,积极拉拢 非民进党执政的地方首长。二○一七年三月在民进党上台接近一周年前 夕,中共再次调整对台策略,「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政协会议开幕时表 示:「加强与台湾基层一线和青年一代交往交流,厚植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民意基础」。此即所谓「一代一线」(青年一代、基层一线)新统战 策略,取代原「三中一青」政策。
据上海台湾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倪永杰解释,以往的「基层」定义在 中小企业、中低收入、中南部以及台湾青年,现在「基层」的定义更 广,除了中南部,还包括台澎金马、各行各业农林渔牧和第一线的基层 劳工,都是大陆的工作对象,「政策更接地气,更贴近台湾底层民众的 生活」。这显示中共未来的对台湾工作将向这两大群体倾斜。据大陆涉 台人士透露,因民进党政府不可能对「九二共识」或两岸非国与国关系 表态,中共对台策略将加大「官民两分」的「二分法」,对民进党当局 全面封杀;对台湾民间则全面推进交流,这就是「一代一线」策略提出 的目的。
二○一六、一七年,中共已加强吸引台湾高中生赴大陆旅游统战活 动,如举办各种「联谊活动」,包括夏令营、学生「一对一」的「结 对」民宿等,并放宽台湾高中毕业生申请大陆大学之学测成绩标准,从
「前标」降至「均标」,释出含统战性质的利多。「国台办」也成立了 五十三个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允许持「台胞证」就可 在民航、铁路自助购票、开放台湾研究人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住 房公债金等等。可想而知中共已全面从青年学(实)习、就(创)业、 居留生活等需求各方面,积极对台湾青年进行统战。「路透社」记者曾 看到「统战部」内部文件,透露中共统战目的在挫败台湾独立的可能 性。所以中共「一代一线」对台新策略,不但旨在化解台湾基层民众对 于中共的「误解」,还要进一步消除台湾青年「天然独」之台独思想, 最终能支持两岸的统一。
对台湾各县市地方政府,中共采取「区别对待」、「蓝绿有别」的 策略。对国民党执政县市,维持原有统战作法;对无党籍的柯文哲执政 之台北市政府,则透过「双城论坛」,保持弹性交往;但民进党执政县 市,则采取打压及排除的力道,并刻意「封杀」民进党执政的台中市及 桃园市参与在上海举行的都市交通研讨会。
二○一七年十月中共召开「十九大」,中共对台政策进入所谓的
「新时代」,重点有六:(一)把对台政策列为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四项基本方略中的战略目标;(二)坚持和平统 一与一国两制的路线方针;(三)对民进党扩大反独宣示;(四)扩大 对「一中」的坚持与对国民党的侧面施压;(五)扩大对于台湾民众让 利与民心争取,以实现「一国两制」;(六)不对民进党政府定调,也 不关闭与民进党对话大门。和以往「一国两制」的不同在于,把台湾问 题放到「新时代」国家发展策略中的重要环节。
「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承诺:「将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 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二○一八年二月,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在「对台工作会议」上强调:「未来对台要坚持
『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
裂活动」,「积极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两岸经济社会 融合发展」,「推动两岸民众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中 共对台统战政策显然已逐步走向给予台企、台商、台胞「准国民待 遇」,并提出「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是针对台湾近年
「去中国化」作为,加强两岸中华文化的脐带联系。这是汪洋预定于二
○一八年三月接任「政协」主席和「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前 之热身动作。
中共为落实习近平在「十九大」提出的对台工作新论述,「国台 办」于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公布《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共三十一项惠台政策,主要内容包含,将给予台资企业与 个人多种与大陆同等的优惠和待遇。以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值得关注的 是中共对台政策思维之转变,一是绕过台湾执政当局,选择直接面对台 湾民众。事实上,中共三十一条措施,很多是二○一四年因「太阳花运 动」阻扰,而未能通过签署的「服贸协议」内容。既然签署无望,中共 干脆直接采取单边立法与单边实施的「以我为主,两岸融合」的策略, 扩大「反独」与「促统」。二是通过三十一条惠台政策,给予台湾民众
「准国民待遇」,试图削弱大陆人民与台胞之间的身份差别。此外,中 共预定把「台胞证」的八码改为十八码,和大陆公民身分证相同,进一 步推动台胞「同等待遇」的政策。
「国台办」的《惠台三十一条》措施,被认为比较集中在台商与到 大陆就学的台青上,对大部分台胞较无直接影响。因此,中共正摸索两 岸城市交流的新做法,在二○一八年台湾地方选举后,绕过蓝绿政党, 将类似「双城论坛」作法,以点对点的城市交流为基础,在两岸遍地开 花,让不到大陆就业就学的台胞也能感受到大陆惠台的力度,以此强化 与认同「两岸一家」的县市长推进民生文化交流,让三十一条措施于大 陆各地方落实时,能扩充到台商以外的群体。
新一届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除组长习近平不变外,副 组长由政协主席汪洋接任。其他成员包括中纪委书记赵乐际、中宣部长 黄坤明、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曾任外交部长)、统战部长尤权,军委副 主席许其亮、外交部长的王毅、新任国台办主任刘结一、商务部长钟 山、国安部长陈文清。再加上一位解放军将领(主管情报的副总参谋 长),秘书长则由王毅兼任。这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自成 立以来,最「知台」、最「知美」的一届。
习近平、汪洋、尤权,都曾在福建或广东主政,王毅在担任外长 前,做过五年「国台办」主任,熟悉对台事务,都是「知台派」。汪洋 是目前中共「中美全面经济战略对话」负责人,杨洁篪和王毅长期主掌 中共外交工作,对中美台三边关系知之甚详,都属于「知美派」。王毅 更是跨足「知台」、「知美」两领域,今后将在中共对台工作决策中, 产生重大影响力。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国务院公布《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将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台办)与「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
(中台办)合并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同属中共中央直属机构。 新任「中台办」、「国台办」主任由刘结一接任。国务院强调机构改 革,是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和高 效」。《BBC中文网》称:改革是将党政合一,强化党中央的权力。旅 美学者乔木和历史学者章立凡认为国务院机构改革是走「党政合一」的 回头路,八○年代,邓小平曾高举「党政分开」,一九八七年,时任总 书记的赵紫阳也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关键在「党政职能分开」。中共执意 以党的意志领导、罔顾专业,不利于「政府」施政,行政职能将进一步 被削弱。香港《明报》社评认为:机构改革是彻底实行「以党代政」, 由中共包揽权力。将党置于绝对的领导地位,监督施政的机制根本难以 发挥效用。
中共《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已将国务院的「侨务办公室」 和「国家宗教事务局」拨交「统战部」负责「统一管理」。原「侨办」 党组书记、副主任许又声升任主任,和「宗教局」局长王作安仍兼原 职,二人同时都出任「统战部」副部长,两单位的领导班子都转往「统 战部」任职。「统战部」的权力因而扩大到「华侨」和「宗教」界,彻 底实现「以党代政」,由党包揽权力,将中共置于绝对的领导地位。二
○一八年「统战部」的领导阶层,包括部长尤权,副部长巴特尔、张裔 炯、许又声、徐乐江、苏波、王作安、冉万祥、讳天星(原国务院侨办 副主任)、戴均良等十人。
08 设国家安全委员会 订颁新国安法确保以党 领情
一、兼国安委主席 习近平掌控党政军情治大权
习近平于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上任中共总书记后,环视党政军 重要干部,大多是前总书记江泽民所提拔,效忠于江的人。特别是在外 交、国安、公安、武警、司法和共军总参、总政等部门,被江派核心曾 庆红、周永康、徐才厚等一干人马掌握。不但使前总书记胡锦涛在任 内,有被架空和政令难出中南海的感觉。习近平上任初期,也同样陷入 与胡锦涛相似的困境。习近平在二○一七年十月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证 实:「说政不出中南海是太夸张了,但许多政策难以落实,或在落实时 走样是事实。」
胡锦涛执政时期,武警部队长期由周永康兼任第一政委,因此被外 界戏称为「江家军」。同时,由于武警部队受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双重领 导,地方政府对武警部队有指挥、调动的权力,地方政府因而以「维 稳」名义滥权调动武警部队的现象,司空见惯。「王立军事件」中,薄 熙来就曾擅自动用武警部队包围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造成国际笑话。
在「王立军事件」后,海内外盛传二○一二年三月十九日,北京曾 爆发「三一九政变」。据香港《前哨》杂志说,政变「来自与中央政治 局非常接近的消息来源,并非空穴来风」。目击者说:「天安门广场和 府右街上有大批士兵和装甲运兵车,长安街军车如林,机场布控,枪声 响起」。北京居民当时也用手机短讯传递军队进入市中心的消息,「微 博」上同时出现很多有关消息。
不过「政变」内容却有两种不同版本: 第一种:薄熙来被免职后,其背后大「金主」富商徐明(大连实德
集团总裁,因攀附上薄熙来,事业得以迅速扩张。他也回报,为薄家买
别墅、豪车,支付薄子瓜瓜赴英美留学的高额学费和奢华生活费用等 等。二○一三年被判刑,二○一五年十二月,病死狱中)于二○一二年三 月十五日被周永康的人马带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示「中纪委」尽快
设法把徐明掌握到手中。因周永康与徐明关系密切,徐明如被「中纪 委」接走,对其不利。周永康于是在十九日晚调派武警入京戒备,防止 徐明被抢走。周永康并借口「防止民变」,同时调动武警包围了新华门 和天安门。总书记胡锦涛得知中南海突然被武警包围起来,紧急调动三 十八军火速进京,包围白马寺附近的中央「政法委」大楼,并将武警缴 械。
第二种:综合《前哨》杂志和其他消息的报导:二○一二年二月六 日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携带绝密材料逃入成都美国总领事馆后,重庆 市委书记薄熙来随即成为中共中央众矢之的。中旬,时任国家副主席的 习近平赴美访问,美国副总统拜注销示王立军交出的有关薄熙来、周永 康计划发动政变铁证。习近平返回北京后据实向胡锦涛报告,随后又发 生薄妻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案(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英 商海伍德被发现死于重庆南山丽景度假酒店,官方称死因为「饮酒过 量」,未经尸检即予火化。因谷开来曾告知兼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的王立 军有关毒杀海伍德的事实,二○一二年一月王据实向薄熙来反映,遭到 薄掌掴,并免去其公安局长职务。王立军恐遭灭口向美国领事馆申请庇 护,次日王被「国安部」接到北京后,海伍德案被重新调查,证实是谷 开来教唆勤务人员张晓军灌毒谋杀。后谷开来被判处死缓,张晓军判刑 九年),和三月十五日周永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抵制罢黜薄熙来重庆 市委书记职务等事件。引起胡锦涛高度警惕,立即在当天免去薄熙来市 委书记职位,并拘捕软禁。同日又指派亲信许林平少将接长京畿三十八 军军长(原军长王西欣调国防大学副校长);三月十八日,中央办公厅 主任令计划因其子令谷在北京发生严重车祸死亡,调动中央警卫局的武 装力量封锁现场。胡锦涛惊觉情势不对,于三月十九日夜,令许林平调 遣三十八军部队进入北京,与武警在中央「政法委」大楼对峙。士兵高 喊:「我们是胡主席派来控制政变基地、抓捕政变领导人的!」武警回 应:「如果你们攻击国家部委重地,你们就是叛军!」并对空开枪示 警,但武警部队不敌正规军队,迅即被缴械制服。三十八军冲进「政法 委」大楼,周永康已不知去向。
当晚,胡锦涛接到江泽民的电话说:「我想告诉你,周永康是个具 有自我牺牲党性的好同志,他没有政变的动机,所以不要轻信国外和国 内敌对势力的谣言」,「必须停止对薄熙来同党的清除行动,继续这样 做的话,对国家、对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好处。根据今晚的事件,我会说 周永康同志表现很克制,把握了大局」。胡、温、习担心与江派的冲突 加剧,造成严重后果,决定与江派妥协,并在后续二十四小时内,通过
官方媒体向外界「展现」中共中央团结一致的假像。
二○一二年二月,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身分访美,美国副总统拜登 的确曾告知他,在王立军交给美国的材料中,有江泽民、周永康、曾庆 红和薄熙来等人密谋发动针对他的政变夺权的计划,而且已开始实施。 美国媒体《华盛顿自由灯塔》也证实,王立军交给美领馆的材料中有关 于薄熙来、周永康连手图谋发动政变、最终废掉即将在中共「十八大」 接班的习近平之计划。习近平回国后,中共在召开「两会」结束后当天 的三月十五日,胡锦涛立即免去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并予软禁。
在中共即将召开「十八大」更换领导班子之前两个月,即二○一二 年九月,习近平曾离奇「消失」十二天,并取消预定会见美国国务卿希 拉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多国政要的行程,引发各界揣测,中共官方 亦不予正面响应。据香港媒体称:因胡锦涛接获密报,有人计划暗杀习 近平,紧急通知习近平,令其闭门不出,调派北京卫戍区特警加强保 卫,并成立项目组调查。随后,胡锦涛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责 党内有「野心家、阴谋家」策划暗杀习近平以及阻止习近平接班等「政 治事件」,而且内鬼就在党内、军内。胡锦涛所说的「政治事件」,包 括:有人唆使中央委员、原福建省、浙江省党政干部联署上书,反映习 近平「无能」,「主政福建、浙江、上海时留下一滩水」,与中共中央 书记处其他书记关系紧张等;郭伯雄和徐才厚则串联二十八位将领「挽 留」胡锦涛在「十八大」后续任军委主席等。胡锦涛怀疑是周永康、徐 才厚、郭伯雄等密谋策划暗杀事件,和阻止习近平接班。
由于江派控制所有军事、情报和治安系统,并发动政变企图夺取政 权的阴谋,令胡锦涛,习近平二人如坐针毡,决心反击。胡锦涛在任期 最后一年的二○一二年三月开始行动:当月即免去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 职务(九月开除党籍,二○一三年九月判处无期徒刑);九月,免去令 计划中办主任职务(降调「统战部」部长,二○一四年十二月再被免去 统战部长职务,一五年开除党籍,一六年七月判处无期徒刑);十一月 中共召开「十八大」,卸除周永康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法委书记(二○ 一四年开除党籍,一五年六月判处无期徒刑),和郭伯雄、徐才厚二人 军委副主席等职务(徐才厚于二○一四年开除党、军藉,一五年三月因 膀胱癌病逝,临终前交代了相关阴谋和政变策划内容,他因死亡不予起 诉;郭伯雄于二○一五年七月开除党籍,一六年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军 籍)。习近平上任总书记后,除分别清洗军委(含军情)、国安、公安
(含国保)、武警部队人事外,并持续清查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
徐才厚和郭伯雄等人之贪腐证据,并在他手上开除该等党籍(仅薄熙来 是胡锦涛开除)、军籍(徐、郭二人),均判处重刑(徐才厚死亡不起 诉),彻底取得党内政治斗争胜利。
《明镜新闻》集团执行长何频曾引述中共党史研究者和政界人士的 话说:「周、令、薄、徐『新四人帮』,是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以来真 正的朋党政变集团。习近平掀起的反贪运动,针对的对象就是这起政变 案。『新四人帮』是因政变流产才会一一落马,而令计划是该集团密谋 推出的『未来总书记』备位人选。中共不一定会将『新四人帮』的政变 真相公布出来,而是会从刑事上去找死穴,其中贪腐是最容易找的,因 为几乎每个官员身上都能找到」。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张五岳 也指出:习近平打着反贪肃腐调查的工具名目来巩固权力,一一整顿
「新四人帮」的不同派系和势力。
习近平自上任后,为与江派斗争,即有整顿国安、公安和军队情报 系统的「九龙治水」、「针插不进」的想法,当时已有消息传出习近平 将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管理情治和军情系统。但因清除党内 野心家,和改革军队,收回军权等工作急迫在眉睫,因而搁置。二○一 三年十一月,习近平的地位渐趋巩固后,即透过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表面说法是为「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 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实质是习近平要打破原来的权力架构, 夺取国安权力。
习近平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个最好理由,就是早在前总书 记江泽民执政时,一九九七年便有仿效美国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想法,因未能实现,退而求其次,在二千年时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工 作领导小组」,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一九八一年成立)合署 办公,形成两块牌子,一套机构。但因成员都为具有外交工作背景的干 部,以外交人员主导国安工作,在面对综合性的安全威胁,难以结合国 防、国安、公安等力量,发挥统合战力。而且各个安全部门又「各自为 战」,力量分散,当时已认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党内机构,统筹国家安 全工作的协调和决策。习近平顺势而为,于二○一二年即强调要统筹国 际国内两个大局,整合对内对外事务,抛出成立「国安委」之提议。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设置「中央国 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委」,National Sercurity Com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由习近平任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李 克强(国务院总理)、张德江(人大委员长、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
长)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各若干。至此,习近平已集国家主 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含国家)军委主席、「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组长及「国安委」主席等五大权力于一身(其他兼职还有中央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财经」、
「对台工作」、「外事工作」等五个领导小组组长)。
「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有国防部、外交部、公安部、国安 部、武警部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交通运输部、卫生 部、民政部、统战部、中国人民银行、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总 参谋部(情报部、技侦部)、总政治部(联络部)。「国安委」成立 时,「军改」尚未完成,故「军委」所属「总参」、「总政」仍未改 组。
中共中央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 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统 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统一领导公安部、国安 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总政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对外和 对内的国家安全工作」。媒体认为中共「国安委」的权力大过美国政府 的国安委,对于张德江出任「国安委」副主席,并将国务院「港澳事务 办公室」纳入「国安委」内,怀疑中共将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全面插 手港澳内部事务,「一国两制」下的港、澳特区的高度自治亦将不保。 但另有一种解读:张德江出任副主席,需要全国「人大」配合「国安 委」进行相关立法,尤其是「紧急立法」。二○一八年三月栗战书接任
「人大」委员长,同时接任「国安委」副主席。
同年四月十五日,「国安委」举行第一次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讲 话的重点有:
(一)「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目的就是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 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 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二)「国家安全委员」的「主要职责则是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 略,推进国家法制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以及研究解决国 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 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三)「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 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 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 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 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四)总结「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 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 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 重视共同安全。」提到非传统安全时,习近平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 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 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 系」。此即习近平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观、十一 种安全」之概念。
习近平讲话中说:中共目前处于「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 复杂」的时期,「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没有具体说出他 所面临的复杂环境,但他在二○一七年十月被美国记者问到:他「一上 台就掀起反腐运动,是为巩固地位吗?」和「你反腐运动实质是权力斗 争,对吗?」他回答说:「当时中国的腐败,已经由发展型腐败恶化为 掠夺型腐败和垄断型腐败」,「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 国!」「反腐当然是权力斗争。对手很多是权重一时,或权倾一方的官 员,不同他们的权力斗争,不把他们的权力拿掉,他们能乖乖伏法 吗?」「我不扩点权、集点权,能同他们斗吗?」「有棵大树两臂都围 不过来。你能一下把它连根拔吗?我不是超人。只能把根一根根砍断, 根全断了,树一推就倒了。」这显然就是他所面临的「复杂环境」,正 如《明镜新闻》集团执行长何频所说:「习近平掀起的反贪运动,针对 的对象就是这起(三一九)政变案」,事实上已更进一步,剑指江泽民 了。
但这次会议在中共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时,屏幕上只出 现文字,报导习近平主持了「国安委」会议并发表讲话,而没有画面, 最后仅提到「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出席」,「中央和国 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员列席会议」。此前,中共中央「深改组」和「网信 组」在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央视」都播出了会议画面,供外界了解这 两机构的基本人员架构。媒体称:因江派的阻挠,「国安委」第一次会 议,官方没有公布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尔后中共也几乎没有「国安委」
新闻的公开报导,外界无法获知其成员为谁。
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二○一五年一月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纲 要》,也未公布内容,显见江派阻挠势力仍在。最后媒体根据中共报导 片纸只字归纳,《纲要》重点有三点:(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 全工作的绝对领导;(二)坚持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 导体制;(三)打造高素质的国安队伍。
时隔近三年,直到二○一七年二月十七日,习近平召开「国家安全 工作座谈会」,「央视」的「新闻联播」再次播出之「座谈会」新闻, 不但长达五分多钟,而且「国安委」的成员也全体首度亮相。与会的中 共中央高层二十人中,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名(接近政治局二十五名 委员的半数),包括: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王沪宁(中央政策研 究室主任)、刘奇葆(中宣部长)、孙政才(重庆市委书记)、范长龙
(军委副主席)、孟建柱(政法委书记)、胡春华(广东省委书记)、 栗战书(中央办公厅主任)、郭金龙(北京市委书记)、韩正(上海市 委书记);八位委员为:杨晶(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对台工作 领导小组秘书长)、郭声琨(公安部长)、房峰辉(军委联合参谋部参 谋长)、张阳(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周小川
(人民银行行长)、赵克石(军委后勤保障部长)、张又侠(军委装备 发展部长)。但这份名单独缺「国安部」部长陈文清,是否与「国安 部」之整顿有关,仍须拭目以待。
「国安委」的二十位委员中包括北京、上海、广东、重庆等四地的 省市委书记,显示国家安全在这四个省市工作中的分量。其他十六名委 员则分别在政策研究、宣传、政法、书记处、国务院、外交、央行、军 委等领域任职。「国安委」还设置一个日常办事机构,称为「国安委办 公厅」,由栗战书兼任主任;副主任由曾在福建和浙江两地跟随习近平 有二十年的浙江组织部部长蔡奇调任。蔡奇后于二○一七年五月调任北 京市委书记,势将接替前任郭金龙国安委员职位。二○一八年六月媒体 报导「国安部」部长陈文清已接任「国安委办公厅」常务副主任,「分 管日常工作」。表示「国安部」是「国安委」业务承办单位。
在「国安委」成员公开露面后仅数月,人事即出现大变动,截至二
○一八年三月止异动情况如次:
(一)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二人擢升为「国务 院」副总理,另由江苏省委书记李强接任上海市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
李希接任广东省委书记。香港《星岛日报》称:李强、李希都是中央政 治局委员,也是习近平嫡系。因此,韩正、胡春华二人的「国安委」委 员职务,如无其他考虑,应由李强、李希接替。
(二)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已在「十九大」届龄离退(二○一八年一 月传出因涉贪遭查,但遭中共否认),所遗「国安委员」职务,可能由 另一副主席许其亮,或由新升任军委副主席之前「装备发展部」部长张 又侠接任。但张又侠原即「国安委员」,如许其亮也未接任委员,可能 由新任「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接任。
(三)重庆市委书记孙正才、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军委 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三人,都因严重违纪落马,也必须退出「国安 委」。孙政才于二○一七年七月十五日被撤职(九月,被开除党籍和公 职,二○一八年四月坦承收贿人民币一.七亿元,判无期徒刑);张阳 则畏罪于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自杀死亡。三人之「国安委员」应 由新任重庆市委书记陈尔敏、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政治工作 部主任苗华分别接任。
(四)原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二○一七年十月「十九大」 时交卸职务,由公安部长郭声琨出任书记,顶替孟建柱之「国安委 员」,继任公安部长之赵克志,也接任「国安委」委员。中宣部长由新 任部长黄坤明出任国安委员。
(五)二○一八年三月,中共人事调整,「中办」主任栗战书出任
「人大」委员长,接替张德江的「国安委」副主席。新任「中办」主任 丁薛祥接任「国安委员」和「国安委」办公厅主任。中共外交部前部长 助理刘海星接任「国安委」办公室副主任。
由于武警部队已成为「江家军」,和卷入「三一九政变」阴谋,显 示武警不受中央节制。所以习近平自上台后,即有改革武警体制决心, 并对武警人事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继二○一四年完成「国安委」的组 建,确实掌握了情治大权,和二○一六年推动军委(含部队)改革后, 武警部队的改革也拉开帷幕。二○一六年元旦,中央军委公布《关于深 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中指出:将对武警部队指挥管理体制和力量 结构层面进行改革,并遵循「军是军、警是警、民是民」的原则,「加 强中央军委对武装力量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年八月二十五日,武警司 令王建平上将(兼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为周永康的亲信)即被军 事检察院特警逮捕调查。
二○一七年十月中共「十九大」会议召开,确立「习核心」的领导 地位后,武警部队的改革已箭在弦上,即于二○一八年一月一日,将武 警部队拨归中央军委建制,脱离国务院序列,公安和地方对武警亦不再 有任何指挥权,改「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实行中央军委
─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元旦当日的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 即由三军仪仗队取代原武警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执行。
《人民日报》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武警部队高度 重视,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统筹谋划、部署 推进武警部队建设改革」,这是「确保党对武警部队绝对领导的重大政 治决定」,「领导指挥体制调整后,武警部队根本职能属性没有发生变 化,不列入人民解放军序列。」外界地认为,习近平藉「军改」之名, 把江派色彩浓厚的武警部队彻底收编军方,避免再度发生类似二○一二 年「三一九武警政变」之事件,同时也剥夺了地方诸侯对武警的控制 权。
习近平至此,已完全集党政军和情治大权于一身,地位超越四位前 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和胡锦涛,成为继毛泽东、邓小平之 后,权力最大、最集中的中共领导人。
二、制颁新国安法 赋予国安委以党领情之法源
早在一九九三年二月中共已颁布一部《国家安全法》,作为国家安 全机关的职权和反间谍工作之法源。当时《国安法》中所谓「国家安 全」,实质上指的是「反间谍工作」侦查,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安全」,是一部名不符实的法律。二○一三年三月,「人大」十二届一 次会议即指出:「现行《国家安全法》过于原则性,部分规定滞后于国 家安全形势发展的变化,已难适应全面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需要,因 此建议修法,有效地应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这项建议,实际是为了配合中共即将在同年十一月通过成立的「国 安委」,预作建立法源准备,因此必须废除原有《国家安全法》,另立 新法,作为即将成立之「国安委」执法依据。二○一四年一月「国安 委」组建后,「人大」常委会即于同年十一月宣布废除原有《国家安全 法》,并颁布《反间谍法》取代原法。二○一五年七月一日,「人大」 正式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分随即颁布实施。
新颁《国家安全法》,将「国家安全」的定义为:「是指国家政 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 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 全状态的能力」。新法的「国家安全」范围比较旧法除了原有的防范和 惩治叛国、分裂国家、颠覆政权和泄露国家机密等罪行外,还扩张到包 括经济金融、粮食安全、网络信息等领域。
新颁《国家安全法》计有七章八十四条。中共官媒称:该法对「维 护国家安全的任务与职责,国家安全制度,国家安全保障,公民、组织 的义务和权利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对「十一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任务有 了较明确的规范」。新法还涉及到「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保护 国家的海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害」、「依法惩治民族分裂活动」、「防 范和抵御不良文化的渗透」等,将当前中共遭受的各类「国家安全」威 胁,统统纳入「国安」范畴。
《国安法》第四条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 导,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第十五条:「国 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表明中共 坚持「以党领政(军)」、「以党领情」之「一党独裁」的政治格局; 第五条:「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 调」,「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正式赋予了中共中 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之法源基础、位阶与权责。
中共在二○一三年十一月三中全会通过成立「中央国安委」时,表 明「国安委」隶属「中共中央委员会」,并不属于国家(政府部门)机 关,但能够获得「人大」通过的《国安法》的法源,进一步巩固党对军 情、国安、公安领导的合法地位。《国安法》规定:「(中央军委会) 统一指挥维护国家安全的军事行动,制定涉及国家安全的军事法规」
(第三十八条);「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贯彻国家安全
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第三十九条)。
《国安法》第十一条:「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 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义务」。该法虽然长达数千 字,有关台湾部分却只有五十余字,说明台湾议题并不是《国安法》的 重点,但将台湾地位等同于港澳,忽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坚持把台 湾视为地方政权,存在争议。其次,港澳在上一个世纪已经「回归祖 国」,还需要「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吗?当然是针对「港 独」、「澳独」(澳门本无独立运动,是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硬栽给
当地异议团体「学社前进」的帽子)而言,又为何未包括「新疆、西 藏」同胞呢?显示中共仍未认同港澳「同胞」为中国「公民」,和对港 澳「同胞」的不信任。
新法意犹未尽,又在第四十条补充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 别行政区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但按照《香港基本法》、
《澳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已规定:「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 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 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港澳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 止港澳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 联系。」新法看似多此一举,实则说明中共对港澳特区政府未能消弥
「港独」、「澳独」和未能制止境外政治势力介入港澳事务,以及境外 间谍自港澳渗透入境之不满,表明中共有干预港澳治理的权力,此举势 将构成对港澳「一国两制」的威胁和破坏。
此外,新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加强网络管理,防范、制止和依法惩 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外界认为是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压制不同 政见。一些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和外交人士则感到新《国家安全法》涉及 范围太广,担心有关网络信息的法律可能给他们在中国的经营造成困 扰。
《国安法》涉及到中共情报和「反间谍」工作的法条,有第五十二 条:「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有关军事机关根据职责分工,依法搜 集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信息。国家机关各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对于 获取的涉及国家安全的有关信息应当及时上报。」和第七十七条规定
「(公民和组织应当履行)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 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任何个人 和组织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的 行为,不得向危害国家安全的个人或组织提供任何资助或协助」。这两 条法规,在二○一四年颁布的《反间谍法》中已规定在内。
三、制订反间谍法 取代原国安法扩张执法权力
「国安委」成立后,「国安部」于二○一四年上半年提出《反间谍 法(草案)》取代原《国家安全法》,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 送「人大」常委会议审查。稍后时任「国安部」部长之耿惠昌曾赴「人 大」常委会八月二十五日的会议上,报告修订《国家安全法》的说明。 他说:「根据中央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即习近平四月十五日的指示)
的要求,国务院以现行《国家安全法》为基础,总结反间谍工作的实践 经验,起草《反间谍法(草案)》」。
二○一四年十一月一日,「人大」十二届常务委员会十一次会议, 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简称《反间谍法》),将原
《国安法》具体之反间谍工作内容予以正名为《反间谍法》,同日,习 近平以国家主席身分签发第十六号令公布,即日起施行。
《反间谍法》共计五章四十条,第一章总则与原《草案》中的文 字,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删除原文中党的领导与意识形态色彩,似有 意彰显该法是「依法治理」的法治精神。如第一条:将原文「打击间谍 行为」改为「惩治间谍行为」,和删除原稿中「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顺利进行」,修改为「为了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维护国家 安全,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将原文中反间谍工作「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修订为「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后者的修订是将党的 权力集中移转至「中央」。
何谓「中央」,依据「十九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 案)》所增加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的指导 思想」,和「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以及《人民日报》社论《引领新时代的坚强领导核心》声称的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才能凝聚中央委员 会、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智慧」。当可了解「中央」的权力已集中在一人 身上。
《反间谍法》第一章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是反间谍工作的主管机 关。公安、保密行政管理等其他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密切配合」。「反间谍工作」适用的对象为「境外机构、组织、个 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 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都 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第二章为「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的职权」。规定:反间 谍工作人员可「依法行使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以及法律规定的 其他职权」(第八条);「有权查验中国公民或者境外人员的身分证 明;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询问有关情况」(第九条);「可以进入
限制进入的有关地区、场所、单位;查阅或者调取有关的档案、资料、 物品」(第十条);「紧急任务的情况下,可以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遇交通阻碍时,优先通行;可以优先使用或者依法征用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的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场地和建筑物,必要 时,可以设置相关工作场所和设备、设施」(第十一条);「可以采取 技术侦查措施」(第十二条);「查验有关组织和个人的电子通信工 具、器材等设备、设施」(第十三条);「对用于间谍行为有关的工具 和其他财物,以及用于资助间谍行为的资金、场所、物资,可以依法查 封、扣押、冻结」(第十五条)
第三章为「公民和组织的义务和权利」。重点有「公民和组织发 现间谍行为,应当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向公安机关等其他国家机 关、组织报告的,相关国家机关、组织应当立即移送国家安全机关处 理」(第二十一条);「国家安全机关调查间谍行为、搜集证据时,应 当如实提供,不得拒绝」(第二十二条);「对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超越、滥用职权和违法行为,有权提出检举、控告。依法检举、控 告的个人和组织,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第二十六 条)。
第四章为「法律责任」。规定「间谍行为,构成犯罪者,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有悔改表现的」,可以 从宽处理,或奖励(第二十七、二十八条);拒绝配合调查间谍犯罪行 为、阻碍执法任务、泄露反间谍工作秘密者,可处行政拘留,或依法追 究刑责(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条);「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 文件、数据和其他物品的」,「非法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的」、「涉 案财物」,可进行搜查、追回、没收,给予以行政拘留,或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境外人员可限期离境或驱逐出境(第三十二、三、四条)。
「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非法拘禁、 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泄露国家秘密」,构成犯罪的,追究刑责
(第三十七条)。
第五章:「附则」。重点在规范所谓「间谍行为」(第三十八条) 是:
(一)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 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二)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
(三)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 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 的窃取、刺探、收买或者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或者策动、引 诱、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活动。
(四)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的。
(五)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 中共原《国安法》第四条规定「所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一)
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二)参加间谍组织 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三)窃取、刺探、收买、非 法提供国家秘密的;(四)策动、勾引、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
(五)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破坏活动的。」新法除将「危害国家安 全」的大罪名,改为较符合实际的「间谍行为」外,文字也作了大幅修 改。尤其将第一项「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的」,原意普遍被认为是专指国府情报机构,现被删改为「间谍组 织」,范围扩大为一切境外不分敌友的「间谍组织」,而且不再栽赃为
「颠覆、分裂、推翻」等无限上纲的罪名。此外将原第三、四款合并为 新法第三款外,另新增第四款「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的」,用了「敌 人」二字,而未用「间谍组织」,显示有防范平时被搞破坏和战时被攻 击之意。
《反间谍法》,授予国家安全机关侦查权力显著扩大。除维持原
《国家安全法》赋予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查验中国 公民或者境外人员的身分证明」等权力外,更增加了「对用于间谍行 为」的工具、资金、场所、物资,「可以依法查封、扣押、冻结」(第 十五条)。新法规定:「保密行政管理等其他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加强协调,依法做好有关工作」(第三条二 款),增加赋予国家安全机关能够在执行「反间谍工作」时有指挥公安 与军队的权力。
《反间谍法》「附则」第三十九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 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履行防范、制止和惩治其他危 害国家安全行为的职责,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从该条文显示所谓
「国家安全机关」,当是指「国安部」、「公安机关」则指「公安部」
(一局)。本条所指「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适用本法的有关规 定」,预留未规范入《反间谍法》行为之执法依据。例如:大陆内部分
离主义运动暨恐怖袭击事件、商业间谍、网络间谍等,都可利用「其他 间谍活动」或「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来认定。
《反间谍法》第三十八条将「其他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窃取、 刺探、收买「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纳为「间谍行为」,具有很大模糊 的争议空间。将对工作涉及信息搜集、采访的台商和外商、学术单位和 学者、媒体和记者等「机构、组织、个人」等,都有可能依据《反间谍 法》被诬陷为「危害国家安全」而触法。
据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属公安一局)副主任王秀军曾 说:「现在,境外敌对势力将互联网作为对我渗透破坏的主渠道,以
『网络自由』为名,不断对我攻击污蔑、造谣生事,试图破坏我国社会 稳定和国家安全;一些人出于政治或商业利益炒作热点敏感问题,甚至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互联网新技术被一些人作为新的传播工具,大肆散 布违法有害信息。」
中共自二○一四年实施《反间谍法》,二○一五年又发布新《国家 安全法》后,已加强监视在中国大陆的外国组织和外籍人士活动。据纽 约时报二○一七年五月二十日报导,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情报 网曾遭受到严重破坏,过去两年被中共杀害或监禁的CIA的网民,有十 八到二十名之多(请详肆章一节],但被中共否认。
二○一六年一月一名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官员,被中共怀疑为美国
「中情局」的间谍,利用该美国外交官外出公干行走在街上时,强制架 走,押至秘密处所审问,并录下「认罪」影音,直到次日,才被美领事 馆营救获释,紧急安排他离境返美。事发后,美、中双方均保持缄默, 美方仅暗示将「以牙还牙」,驱逐美国境内以外交官为掩护的中共间 谍。
另据日本外务省信息:自《反间谍法》公布以来,至少已有八名在 华日人被中共以违反《反间谍法》逮捕和起诉。其中六人系于二○一五 年三月受中国企业委托,到海南省三亚市和山东省烟台市探勘温泉和地 基调查,因该两地都有中共军港,遭「国安部」以「危害国家安全」嫌 疑逮捕。二○一七年九月十八日,日籍商人樋口健被辽宁省大连市「国 安局」以涉嫌从事间谍情报活动逮捕。日本「时事通讯社」称,大连是 一座军港城市,二○一七年四月,中国首艘国产航空母舰在这里下水, 被捕的日本人「可能涉嫌与此相关的军事情报被当做间谍」。中共在
「九一八事变」八十六周年当天逮捕樋口健,时机似乎是经过特意挑选
的。
二○一七年四月,北京市「国安局」为了鼓励民众检举间谍,特别 公布实施一项《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对防范、制止或侦 破间谍案件「发挥特别重大作用,贡献特别突出的线索」,给予奖金。 这「特别」两字,有很大解释空间,亦即检举间谍线索不一定会获得奖 金。
北京市「国安局」突然颁布这项办法,显示「境外间谍」在中国大 陆的活跃。「国安局」也承认近年来因「出入境人员逐年递增,境外间 谍情报机关和其他敌对势力也借机加紧对大陆进行政治渗透、分裂颠 覆、情报窃密、勾连策反等破坏活动」,「境外间谍的活动范围不断扩 大,方式更加多样,手段更加隐蔽,活动更加猖獗」,而「北京作为中 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往中 心,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和其他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渗透、颠覆、分 裂、破坏和窃密等活动的首选地」。
四、频颁国安法律 引起国际的关注和人道疑虑
中共自「十八大」后,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方面的立法工作,除通 过二○一四年的《反间谍法》,和二○一五年的新《国家安全法》外、 又连续通过《反恐怖主义法》(二○一五年),《网络安全法》(二○ 一六年),以及首部《国家情报法》(二○一七年)。中共这种作法, 打破以往情报工作只做不说惯例,一则是赋予「国家情报机关」更大
「执法」权力,并将侵犯人权行为「合法化」;另则是警告世界各国情 报机构,和威胁恐吓境内来自境外之间谍,勿轻举妄动。
(一)反恐怖主义法 中共制定《反恐怖主义法》原因,据「公安部反恐怖局」局长安卫
星说:「近年来,受国际恐怖活动的高发、境内外『东突』势力渗透煽
动的影响,我国内面临的暴恐活动威胁越发突出,我国内发生的暴恐案 件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恐怖活动对我国家安 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 威胁。」因此需要一部专门的反恐怖主义法,打击恐怖主义的活动。
《反恐怖主义法》系于二○一五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布,自二○一六
年一月一日起施行。通过时机正值北京试图通过铁腕杜绝新疆暴力活 动、加强对政治异见人士管控之时。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当局会利用
《反恐法》对民众的言论和行动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
《反恐法》对「恐怖主义」所下定义为:「通过暴力、破坏、恐吓 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 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全 文共有十章九十七条,将反恐怖主义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运用政治、经 济、法律、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手段,执行反恐怖主义工作。
该法因可能侵犯人权,威胁外国企业,而备受国际关注和人权组织 疑虑。如:第十八条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应当为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进行防范、调查恐怖活动提供技术接口和 解密等技术支持和协助。」美国国务院曾指责该法将进一步限制中国人 民言论、结社、集会和宗教自由,忧虑美国企业和通信公司将被要求配 合执法,可能影响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人权组织亦认为:《反 恐法》在恐怖主义、国家安全以及极端宗教等许多问题上的定义都十分 模糊,给中国官方的镇压活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将严重威胁中国的人 权,特别是在西藏以及新疆等地,「几无异于对人权侵犯大开绿灯」。 这些条款对台商,和台湾整体国安,也都会产生影响。
《反恐法》具有三个特色:
1、全民反恐:《反恐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协助、配合开展 反恐怖主义工作的义务,发现恐怖活动嫌疑或者恐怖活动嫌疑人员的, 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报告的主动作为;并鼓励民众将「反 恐」视为责任。事实上《反恐法》执法对象,主要是「疆独」。习近平 曾说:对付「疆独」恐怖份子,「要筑起铜墙铁壁、构建天罗地网」, 打击暴力恐怖活动,各民族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为了建 构「天罗地网」,中共在新疆布建了超过三千万个监视器,其中至少有 四万个对准了重要街口、清真寺等等。中共常运用「全民反恐」,来缉 捕恐怖份子。二○一四年八月新疆和田县警方动员了三万居民,只为了 围堵击毙十名暴徒。国际就批评中共「反恐」行动透明度低、行政裁量 权大,侵害人权的机率大。
2、限制媒体报导:《反恐法》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 务提供者应当落实网络安全、防止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 传播,并向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报告。违反者可能被处罚款或拘留。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曾在二○一六年三月说,这类要求将让中共在美国科 技公司的系统安装「后门」。此外曾有法国记者在新疆报导:中共执法 过程限制维吾尔族人的宗教仪式、鼓励汉族移民新疆藉以减少维吾尔人 等等,被认为报导不当,遭到递解出境的待遇。
3、海外执行反恐行动:中共因「疆独」恐怖份子行踪已自新疆及 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等地蔓延至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并与极端恐 怖组织IS挂钩。恐怖行动也从国内蔓延到海外中共使领馆和企业。因此 在《反恐法》中有专章谈及国际合作,并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 安全部门、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可以派员出境执行反恐怖主 义任务,为中共派遣特务或出兵海外执行「反恐」任务,赋予了法源。 除加速与相关国家签订引渡条约外,并以「上海合作组织」作为情报交 换、作业协调枢纽。
(二)网络安全法
《网络安全法》系于二○一六年十一月颁布。其实,中共自二○一 三年起对网络的监控和网络新闻频道的管制,已日益严格。「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在《网络安全法》公布后,又发布了《互联网直播服务 管理规定》。另与《网络安全法》同步于二○一七年六月一日实施的还 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 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两规定,并将新媒体纳入了互联网新闻范围,加强 对互联网信息严格的审查,禁止互联网用户发表包括有损害国家声誉、 扰乱经济或社会秩序、或意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在内的信息。禁止「微 信」和「微博」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提供新闻信息服务。
《网络安全法》总共有七章七十九条,其重点有四:
1、严惩网络诈骗和网络攻击。《网络安全法》规定不得利用网络 实施诈骗,也严惩网络攻击者,境外的个人或组织如有危害中共的关键 讯息基础设施的活动,造成严重后果者,公安部门和相关部门可采取冻 结财产或者其他必要的制裁措施。其实在全球网络攻击威胁日益升高之 际,就算中共加强对网络的监管手段,未必真能防止所有的网络威胁。 许多国家,包括中共和美国都设有国家级的「网军」黑客,专责窃取他 国的「国家机密」,或者藉散播特定信息,企图产生某种影响(如俄国 影响美国二○一六年总统大选)。而台湾更是中共黑客的试验场,遭骇 客攻击严重的情况,名列亚洲前矛。
2、保护关键讯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法》将公共通信和信息服 务等列为「关键讯息基础设施」的产业,作为重点保护,要求网络营运 商必须替中共国家安全及公安机关提供技术支持,和接受设备安全检 查。尤其是「限制数据跨境传输」对来自境内的数据,规定必须储存在 中国国内。外国网络科技公司面对中国大陆庞大市场,只得屈服照办。 连曾力抗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解锁恐怖份子手机的苹果公司,都不 得不向中共的「安全可控」网络政策低头,将中国大陆用户的数据转移 到中国境内的服务器。
3、网络「实名制」法令化。《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营商为用 户提供电话及网络等服务之前,必须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才能够提 供相关服务。「实名制」让中共能够实质控管所有网络的「入口」,也 就掌握了所有网络用户。只要有不符合国家安全的讯息,都会被强烈 管制,也给予中共合法监管网络言论的权力。该法又规定网络营运者不 得泄露个人信息,否则重罚。外界分析认为,新法看似是为了保护个人 信息和隐私,实质是为了遏制言论自由、通信自由。这些措施,实际上 都是「反间谍工作」侦察的一环。
4、危及国家安全的重大突发事件可限制通讯。《网络安全法》中 最具争议性的是第五十八条,该条款藉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 处置重大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理由,规定经批准后可以在特定区域对网 路通信采取限制等临时措施。由于涉及对外国企业的管制,引起外企极 大的不安。二○一六年八月,有境内外企集体联名致函中共,认为新法 对网络安全并无实质帮助,却形成了贸易壁垒,削弱外企在中国市场竞 争力。人权组织亦疑虑此法系当局针对异议人士,增强打压言论自由及 人权力度,防堵类似中东「茉莉花革命」、台湾「太阳花学运」、香港
「雨伞革命」等运动信息,和新疆维族恐怖主义以及中共强力镇压之暴 力行动信息,经由网络快速传播,造成大陆人民仿效或对中共产生不满 情绪,所祭出的重磅法令。大陆民运人士认为,新法中最苛刻是:以前 转载新闻,或发布身边的突发事件、群体事件等都不违法,现在都定为 非法了。
(三)国家情报法 中共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于二○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公布《国
家情报法》,系依据习近平在二○一四年四月「国安委」第一次会议中
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十一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体系」而制定的
新法。「人大」在二○一七年五月曾先公布《情报法(草案)》征询意 见时表示:该法主要内容有「四个明确」,即「明确」了国家情报工作 的「任务体制机制」、「机构的职权」、「保障」和「规范与监督」, 是处理好和做好与《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 等法律的关系和衔接,「为国家情报工作提供基本的法律原则和法律依 据」。实则《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主「防」,而《国家情报 法》主「攻」。
《情报法》共五章三十二条,内容的重点可归纳如次:
1、「国家情报工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重大决策提 供情报参考,为防范和化解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提供情报支持,维护国 家政权、主权、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第二条)。
2、「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对国家情报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组织军队情报工作」(第三条);界定
「国家情报工作机构」为:「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情报机构、军队 情报机构」(第五条),即「国安部」、「公安一局」、「联参情报 局」和「政治工作部联络局」 ;订定「国家情报工作」的原则:「坚 持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分工负责 与协作配合相结合」(第四条)。
3、对国家情报工作机构依法开展工作,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 和公民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提供必要协助,保守所知悉 的工作秘密(第七、十四条)。
4、授权「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可「使用必要的方式、手段和管 道,在境内外开展情报工作」;赋予情报工作机构「搜集和处理境外机 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外机构、组 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行为的相关情报」(第 十、十一条)。
5、授权「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进 入限制进入的有关区域、场所,向有关机关、组织和个人了解、询问有 关情况,查阅或者调取有关的档案、数据、物品」,「优先使用或依法 征用机关、组织和个人的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场地和建筑物」(第十 五、十六、十七条)。
6、违反本法规定,阻碍国家情报工作开展、泄漏与国家情报工作 有关的国家秘密的,由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建议相关单位予以处分,或由 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处警告或十五日以下行政拘留;构成犯罪时, 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廿八、廿九条)。同时也禁止情报机构及人员
「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任何人和组织有权检 举、控告,防止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和其他违法违纪行为,违者依法处 分或追究刑责。(第十九、二十七、三十一条)。
《情报法》第三条规定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国家 情报工作,和「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军队情报工作。系因过去中共中央 直接领导的情报机构只有党的「中联部」和「统战部」;政府部门的
「国安部」、「公安部」(一局)则由「国务院」领导;军情系统在
「军改」前,军委主席胡锦涛实际是被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总参)、徐 才厚(总政)两人架空,而且「总参」二部、三部和「总政」联络部, 又各自为政。习近平为夺取党政军情报系统领导权,于是透过撤换郭、 徐「军委」副主席职务;惩办政法体系的周永康、令计划等人;成立
「国安委」亲兼主席;通过「军改」夺回「军委」主席权力,以及制颁
《情报法》等手段,终于名正言顺正式取得情报系统「统一领导」大 权。
《情报法》的公布,翻转世界各国历来对情报工作只做不说的惯 例,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且法案中的「国家利益」或「情报」的具 体内容模糊笼统,赋予情报机关监视、调查境内外个人及团体的强大法 源,极可能被执法者恣意滥用,假借「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之名,进 行监控、突检、扣留车辆和设备等迫害人权之手段,以及授予执法者强 制处分与行政拘留等至高无上特权,轻易可将侵犯人权的非法行为予以 合法化,突显政、法不分之乱象,成为中共享来执行「反间谍」任务, 镇压异议人士、箝制非政府组织活动之工具。大陆不少社会运动者已经 感到威胁,担心中共当局任意诠释法律,加强镇压。
尤其《国家情报法》授权「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可依需要和依法
「在境内外开展情报工作」,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进入限制 进入的有关地区、场所」,「了解、询问有关情况,查阅或者调取有关 的档案、资料、物品」。违者将受处分、拘留,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种笼统含混的法律,竟然将境外的世界各国都视同为境内,纳入执法 范围,赋予「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和工作人员恣意妄为的执法权力,更 是令人难以置信。
二○一八年四月十一日,瑞典国家检察官起诉一名男子,指控这名 男子为中共安全部门的间谍,涉嫌在瑞典侦察收集西藏流亡人士的资 讯,包括住所、家庭状况、政治活动、以及参加的会议等(目前约有一 四○名西藏人住在瑞典),并把这些信息传给中共国安部门。这个案 例,正是典型在境外调查异己的情报活动。
台港媒体屡有报导:台湾退休国军官兵、警消、公教人员,特别是 离休情治人员,乃至包括眷属和亲友赴陆观光、探亲或经商,常被中共 情报机关无缘无故强制约谈(又称「喝咖啡」),强行询问所知机密, 不合作者动辄关押,甚至以威胁恐吓和利诱等手段,强迫为中共从事对 台的情报工作等诸多匪夷所思的情况,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构成 极大伤害,不但引起台湾军公教警退休和现职人员普遍不满,更助长国 府情治单位同仇敌忾心理,加深两岸情治工作之斗争。
此外,中共《国家情报法》的制定,对台湾的危害将会更大,中共 执法者可据该法任意对入陆的台湾人民,进行约询、搜查,或祭以十五 日以下之拘留,更不利两岸关系之发展。而且,中共授予情报机关「得 于境内外开展情报工作」,势必加强对台湾的渗透和情报活动,危及台 湾的安全。尤其该法第二十三、四条规定:对与情报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人员和「近亲属」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予以保 护、营救」及「妥善安置」,则在鼓励被迫吸收的我方退休军、公、情 人员,回台后放胆为中共工作,出事中共也会营救。事实上从历年来我 方破获的共谍案中,中共除否认到底外,从未曾出现过「保护、营救」 的情形,遑论「妥善安置」。
结语
据媒体报导,因「国安部」过去多次介入中共高层政争,令习近平 担心其坐大失控。香港《争鸣》杂志曾透露,中共党内早年订有一条秘 密「帮规」:特务情报力量不得介入党内路线斗争,但江泽民在任时, 曾动用「国安部」扳倒陈希同(前北京市委)打破了这一潜规则。此 后,从周永康到曾庆红、到令计划,以特务对付政敌的手段,开始在中 共党内泛滥。
北京消息人士说:二○一四年十一月中共颁布《反间谍法》以取代
「国安部」原有的《国家安全法》,表面上似是重新规范限定「国安 部」的工作范围,「除了抓间谍,其他涉及国家安全的活,基本上都没 有安全部的份了。这意味着『国安部』原有的权力大受局限,经费和人 员编制也大受限制」。而且,国安的逮捕行动能力也遭到削弱,很多职 能被公安「国保」(一局)替代,甚至出现「国保」看不起「国安」的 现象。「铜锣湾书店」越境绑架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香港《明报》二○一五年五月曾报导习近平对「国安部」的人事采 取「零敲碎打、逐步替换」的方式进行的,不太引人注目。只要对照
「国安部」新旧领导层名单就会发现,高层组成人员已经「面目全 非」。
另海外媒体二○一五年九月报导:中共中央正在拟定对公安系统的 重大改革举措,将拆解「公安一局」,将原有的「国保」人员「转 岗」,充实到其他公安部门,基层「国保」特务,将并入到治安一线。 中共要撤裁「国保」,有两个原因:(一)「国保」假借「政治维稳」 行使特权,已逾越公安「治安维稳职能」,并由一个司法部门演变成一 个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的政治机构。(二)「国保」藉「维稳」滥权, 制造大量政治犯,恶名昭彰,形象不佳。外界对中共要解散这个「当代 盖世太保」机构之传言,看似言之凿凿,势在必行,事实并非如此?
国安与公安(一局)两部工作因重迭性高,恶斗激烈,滥权腐败严 重,都令习近平不满。传闻习近平决心整顿国安、公安等情治系统,未 必是空穴来风。自中共二○一四年一月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
和先后颁布新订《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和《国家情报法》等与 情报工作相关法规之际,就有消息传出:习近平将全面改组国安和公安
(国保)情报系统,打散重新组合,从苏联模式向美国模式转变,成立 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内)的侦查部门,和类似「中央情报局」
(对外)的情报部门。
除此之外,习近平刚开始改组中共「总参谋部」时,曾传出「总参 二部」内残留的徐才厚、郭伯雄亲信,利用特权,针对习近平的身边人 发起十六起调查案,期打击习近平、影响「军改」的消息。因此媒体分 析习近平整改范围,还包括军情和党中央情报部门。今后各情报首长将 由习近平亲自任命,以确保「对党的绝对忠诚」,并解决目前政出多 头、九龙治水的做法。
据总部位于巴黎、关注全球战略情报工作网站《军情在线》
(Intelligence Online)的一篇关于中国〈军事情报的新时代〉的报导 说:以「国安部」为代表的中共情报系统,曾被江派要员曾庆红长期掌 控。曾庆红被外界形容为「当代康生」,意指他是中共情报系统的实际 最高总管。又说:习近平对中共国安系统的改革,「国安部」将被降级 为专注国内反情报及反腐的部门。「国安部」在海外的工作,将交由
「军改」后成立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情报局」接管。
类似报导很多,基本上都是将「国内安全」和「国外情报」工作区 分开来,成立两个机构,只是名称各有不同。如:
(一)日本NHK国际部记者在二○一四年十月报导:「中共将改组 其情报与间谍机构,原有的『国家安全部』将划分为『国内安全部』和
『国外安全部』」。
(二)同月《博讯》称:「国安部」将被分解成对外情报、对内调 查两个部分,而对内调查将把「公安一局」并入。
(三)二○一六年港媒称,中共将参照美国模式,把「国安部」分 编为「国家反间谍总局」及「国家情报总署」二机关,「公安一局」依 内部各单位业务的不同,分别并入该两机构。
(四)「国安部」的对外情报系统将被分离出来,成立一个新的部 门,称为「国家情报局」。其余部分和「公安一局」合并,负责对内调 查,称为「国家调查局」。
(五)「国安部」将降格为「国安总局」,未来只对外专职反间谍 及收集情报,不介入内政,没有对内执法权力。单位行政级别也由现时 的正部级降为副部级。
对于军情系统的改革,有两种不同消息:
(一)只保留一个部门,将「总参情报部」和「总政联络部」合 并。
(二)「总参情报部」,并入「战略支援军」,和「总政联络部」 并入中共中央「联络部」。
这些说法莫衷一是,但从二○一六年「军改」时,「总参情报部」 己改组为军委「联合参谋部情报局」,「总政联络部」也改为军委「政 治工作部联络局」,同时将「总参」二、三部拨并入「战略支持部队」 的作法。如习近平要整并军委「情报部」和「联络部」两个部门,或将
「联络部」随同「军改」案同时拨并「中联部」,大可毕其功于一役解 决,似无再进行第二次改革必要。
自习近平于二○一三年整合外交、公安、国安和司法等部门成立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亲自兼任主席,和他调派「中纪委」副书记陈文 清担任「国安部」部长,整肃「国安部」贪腐情形,以及陈文清并未出 任「国安委」委员,「国安部」似已失去了昔日的地位。其后,「国安 部」将被降格和拆解的传言一直不断。
但是依据新颁《国安法》第五十二条:「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 关、有关军事机关根据职责分工,依法搜集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资 讯」;《反间谍法》法第一章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是反间谍工作的主管 机关。公安、保密行政管理等其他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密切配合」,以及《国家情报法》第五条:「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 机关情报机构、军队情报机构(以下统称国家情报工作机构)按照职责 分工,相互配合,做好情报工作,开展情报行动」,第十一条:「国家 情报工作机构应当依法搜集和处理境外……或者境内外……相关情报」 等四条文分析,国安、公安、军事(军委)等三机关仍平行并列,仍保 留「公安机关情报机构」(即公安一局」)建制,国安机关仍是中共境 内外「反间谍工作」主管机关,仍负责国家情报工作。从这四个「仍」 分析「国安部」目前尚无被拆解和降编之可能。
二○一八年三月十三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全国「人大」会议提 出《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改革幅度大,计有八个部级单位和七个副 部级机构被裁撤或合并,并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自然资源 部」、「生态环保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等新部委。而甚嚣尘上的「国安部」、「公安一局」等备受瞩 目的裁并问题,改革方案中并未作调整,仍各自维持原状。而且同月十 九日「人大」会议边过陈文清续任「国安部」部长,证明「国安部」仍 维持为部级单位,谣传国安、公安(一局)机构栽并改组的传言并非事 实。
本书将中共情报机关成立与演变,以及重要间谍活动,作了系统性 的介绍与分析,也同时将国府情报机构与中共在情报战线隐蔽斗争一些 事迹,简略作了一些介绍,但涉及近五十年来军情单位从事大陆的情报 工作,虽然媒体有一些报导,因尚未解密,均不在本书中谈及。
至于本书将中共党内情报机关「中联部」和「统战部」列在政、军 特务机关之后,是因为中共新颁《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 恐怖主义法》、《国家情报法》等法条,均未将该两单位列为情报组 织,但实际上它们被公认是特务机关,所以才列在政、军特务系之后介 绍。
附录
一、中共建政前潜伏国军间谍表
本表是一份纪录潜伏于中华民国国军,或曾被中国共产党声称或承 认,为中共进行间谍行为的人物列表。
*以下本表摘录自维基百科,故与本书部份内容不尽相同,仅供读 者参考。
1937-1945年
1937年
刘仲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部参议。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园林 局局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熊向晖,胡宗南机要秘书,将胡宗南军事命令传给中共、使胡宗南屡战 屡败、中共情报「后三杰」。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中央统 战部副部长。
陈忠经,胡宗南部属,使胡宗南屡战屡败、中共情报「后三杰」,后任 中共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对外文委副主任、秘书长,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所所长、中央调查部副部长。
申健(申振民),胡宗南部属,使胡宗南屡战屡败、中共情报「后三 杰」。后任中共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第一任驻古巴大使。
1938年
赵荣声,卫立煌少校秘书。后曾任《工人日报》文化生活组组长。
1939年
阎又文,傅作义秘书、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后曾任中共农 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
1942年
谢和赓,白崇禧机要秘书。文革时入狱,一九七四年获知妻子已在文革 被迫害致死,精神崩溃失常,后在周恩来营救下获释。
葛佩琦,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后任中共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1945年
牛化东,新编第十一旅副团长,率新编第十一旅于陕西安边叛变加入解 放军。后任中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三边军分 区副司令员兼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宁夏军区参谋长、银川军分区 司令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授阶少将。
1946-1949年
1946年
何遂,以自己国军将领身分掩护自己的中共党员子女和儿媳从事地下党 间谍工作。
1947年
吴仲禧,国防部中将,取得「淮海战场形势图」,送交给中共。 王启明,时任整编第三十二师参谋长,率部投共。后任中共晋冀鲁豫野
战军第四纵队参谋长、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四军副军长、云南
军区副参谋长、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副 省长、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授阶少将。
1948年
韩练成,海南岛防卫司令,四十六军军长。国共内战期间,提供军事情
报使共军于莱芜战役一举消灭李仙洲部队6万余人;授阶中将。
何基沣,徐蚌会战时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副司令,率第五十九军全部,七 十七军大部在贾汪、台儿庄地区叛变,使黄百韬兵团被围歼。
张克侠,徐蚌会战时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与何基沣率第五十九军全 部,七十七军大部在贾汪、台儿庄地区叛变,使黄百韬兵团被围 歼。
王黎夫,徐蚌会战期间,利用赴徐蚌前线视察的机会,汇总徐州剿总的 粮草、被服存储和补给情况,并推算出其中的军力状况,将情报交 给中共。
1949年
段伯宇,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策划伞兵第三团刘农投共。后任中共 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人、第六届 全国政协委员。
廖运周,一一○师师长,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率整师投共、使黄维突 围计划失败。后任共军第四兵团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师长、高级炮 兵学校校长。授阶少将。
刘斐,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国防部三厅厅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军 事委员会委员。将军事计划传给中共,后在香港联名通电脱离国民 党。
郭汝瑰,国防部作战厅厅长、二十二兵团司令,将孟良崮战役军事计划 传给中共,使七十四师被全歼、制定徐蚌会战作战方案、率部在宜 宾叛变。
1950年
吴石,第十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随国军撤台 后,利用职务之便,提供中共情报。一九五○年三月,判处死刑, 被中共封为「革命烈士」。
聂曦,陆军上校,吴石副官。
陈宝仓,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与吴石同案被判死刑,中共追认 为革命烈士。
吴鹤予,国防部第三厅少将副厅长,一九五○年八月,因泄漏《东南区 匪我态势图》,判刑入狱十年。
二、主要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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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情报组织与间谍活动
作者 翁衍庆
责任编辑 郑伊庭
电子书制作 詹羽彤
封面设计 杨广榕
发行人 宋政坤
法律顾问 毛国梁 律师
出版发行 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09月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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